方孝孺因不肯与朱棣合作而死于朱棣之手,景清同样死于朱棣之手,只不过死因不一样。出身贫寒的学霸,景清生于约1362年五月,卒于1403年四月,陕西真宁县新庄里寨子村(今甘肃正宁县山河镇寨子村)人。
方孝孺的同事景清,为何会死于朱棣之手?不一样的结局!
多年来,专家们都认为方孝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诛十族的人。
不知他们是否读过《明史》,如果读过,他们就会知道,也是在明朝,与方孝孺同一时期,有一个人的遭遇,并不比方孝孺好,除了被夷九族,其老师、学生也被诛杀。
而且那个人,还是方孝孺的同事,名叫景清。方孝孺因不肯与朱棣合作而死于朱棣之手,景清同样死于朱棣之手,只不过死因不一样。
景清生于约1362年五月,卒于1403年四月,陕西真宁县新庄里寨子村(今甘肃正宁县山河镇寨子村)人。
小时候,景清家贫如洗,但这娃娃很聪明,也很爱学习,记性特别好,过目不忘,一个晚上可以将一本书背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
传说有一次他在国子监读书,因穷买不起书,向一个同学借书,同学先是不肯借,因那本书是他“家传秘书”,太珍贵了,后来架不住景清的死缠烂打,答应借他一晚。
第二天同学要书他却不还,还声称那本书是他家的,已经传了几代人,如果不信他可以背下来,老师让他当面背书,景清果然“通篇背诵,只字不遗”。
而那本书的真正主人,看起来对书的内容一无所知,老师于是把书“判”给景清,还严厉地把那位同学批了一通,景清这才表示开了个玩笑,把书还给了同学。
洪武二十七年,景清高中榜眼,差点就成了状元,授编修,改御史。朱元璋死后把江山传给孙子朱允炆,是为建文帝,那一年,景清是北平参议。
北平是燕王朱棣的天下,他们两个人,便经常在一起摆龙门阵,朱棣对他极为赏识,因为他“言论明晰”,学问也是杠杠的,与他摆龙门阵,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至于朱棣喜欢和他摆龙门阵,是不是想把他当作一个“课外辅导员”,这个不得而知,但是他们两人的私人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但这并不妨碍今后的决裂,而且这种决裂,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建文二年的时候,景清被升为御史大夫。也就在那一年,帝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燕王朱棣因不满建文帝削藩,以“清君侧”之名率军南下,号称“靖难”,公开反叛朝廷。
对于朱棣的反叛,许多正直的大臣都坚决反对,不少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景清,似乎加入了朱棣阵营,后来朱棣造反成功,还复命他为御史大夫,景清也“欣然”接受了任命,不少人讥笑他“言不顾行,贪生怕死”。
讥笑他的人不知道,景清其实从来没想过成为朱棣的走狗——朱棣造反在他看来是非法的,他怎么能与这种人同流合污呢?
尤其是当建文帝和许多大臣被一把大火烧死后(也有说建文帝逃了,至今下落不明),他无时无刻不在想替故主报仇雪恨。一个文官,手无寸铁,更无一兵一卒,如何报仇?他有他的方式。
实际上他等了很久,不想再等了。于是有一天,他上朝之前,在腰里藏了一把短剑。然而,在见到朱棣时,他无法抑制内心的紧张,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害怕,以至于步履出现了反常。即使只有那么一点点,也被敏感至极的朱棣捕捉到了。
朱棣不能不敏感,因为他时时刻刻都在防备——早在这之前的某一天,负责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的钦天监就向他急奏:最近“异星告变,光芒甚赤,急犯帝座”。
当钦天监向他报告,星象显示有人想干掉他,他能不时刻防备着吗?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想干掉他的人,竟然是与他过从甚密的景清!但在对方没有动手之前,他不能打草惊蛇——万一他的感觉欺骗了他呢?
他的感觉,还真没骗他,就在他发现景清走路不对那一刻,景清动手了,朝会结束后“奋扑上前”,朱棣闪身躲过,命左右搜身,搜出一把短剑。
但是直到那时,朱棣似乎仍不相信他会要自己的命,责问他想干啥,景清也不否认,直言想杀了他:“叔夺侄位,如父奸子妻。尔背叛太祖遗命,真乃奸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然后仰天长叹:“吾为故主报仇耳,可惜不能成事!”
气急败坏的朱棣,当场命人打掉他的牙齿,割掉他的舌头,又命人将他施以“磔刑”。景清被杀后,朱棣又命人将他的皮剥下来,做成袋状,在里面填充稻草,悬挂在长安门示众。
景清的被杀,仅仅是惨案的序曲,这首“乐曲”,很快进入高潮:惨无人道的“瓜蔓抄”开始了,景清不但被灭九族,他的老师、亲戚、朋友、学生,全都成了这场屠杀的“替死鬼”,真正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景清的故居,也被一把大火化为灰烬,整个村庄成了一堆废墟,村里仅剩的几户景姓人家,被这场从天而降的变故惊呆了,居然不知道逃命,若不是真宁县官暗示他们隐姓埋名逃亡,他们同样逃不过这场屠杀。
经县官好心提醒,他们才想起应该远走他乡,而且不能再姓景。姓什么呢?人们“认为”他们姓什么,就姓什么吧——在高处一站就姓高,在石头上一坐便姓石。这个“黑色幽默”故事背后,是一段多么触目惊心的黑历史啊!
宣德年间,明宣宗朱瞻基根据建文帝是合法皇帝、明成祖朱棣是篡权谋位的事实,下令为方孝孺平反昭雪,称其为“大明忠臣”。
确实没有景清的份。若不是真宁县儒学教谕王正考证了景清的忠烈事迹,然后上疏奏请皇上祭祀景清,景清这位“大明忠臣”,也许就会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朝廷接到王正的上疏,查明事实后,下诏对其进行追封,谥号“忠烈”,并在各地儒学建祠纪念,给予了与方孝孺相同的“待遇”。从传统知识分子的观念来看,方孝孺、景清等人地“忠君”思想,当然是值得褒扬的。
然而,按照“流行”观念来看,他们似乎又是不知变通的“老顽固”,是一种“愚忠”,这种“愚忠”,在社会面临重大变故的历史关头,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不是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吗?
这种观念也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几个忠臣,是不是很悲哀?因为无论如何,正义还是要维护的,否则,这个世界就会再度回到是非不分黑白不分的“野蛮时代”。
方孝孺、景清等忠臣的价值,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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