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的北京城,一如既往秋高气爽,温暖的阳光撒向大地,却怎么也无法驱散萦绕在某一间病房中的寒冷与悲恸。病入膏肓的年迈老人躺在病床上,早已陷入弥留之际。
他挣扎着抓住妻子的手,口齿模糊虚弱地叮嘱:“待我离去……我所有个人的遗产全部无偿……捐给国家……”
话未说完,老人便永远闭上了双眼。泪水从妻子的脸颊悄然滑落,她拉着丈夫渐渐冰冷的手,向他保证:“你放心,你的遗愿我会替你完成。”
料理完丈夫的后事,这位夫人果然默默整理了丈夫生前所有稿费,交给了国家。这位心怀大义的老人,就是鲜有人知晓的现代乡土作家周立波。
1908年,周立波出生在湖南益阳一户寻常中农家庭。他原本名叫周绍仪,立波是他的笔名,取自英语单词“自由”的谐音,寓意他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奉献一生的热情和决心。
周立波的父亲是一名私塾教员,在他6岁那年,即被父亲带入课堂,学习启蒙知识;8岁,周立波正式成为周姓家族私塾的学生。
1921年,成绩优异的周立波考入县立小学;3年后,又进入长沙市立中学读书。但好景不长,“马日事变”的爆发,使周立波所在学校停课,他被迫辍学离开长沙,回到故土,到县立小学当教员。
彼时,革命思想浪潮席卷中华大地,满腹学识的周立波同样深受影响。在他教学期间,由于公开散布对反革命分子的斥责,招来县城团防局长的不满和追查,幸而小学校长亲自为周立波作保,才让他免于一死,逃过一劫。
1928年,周立波为避反革命分子谋害,背井离乡赶赴上海。次年秋天,他考入江湾劳动大学,成为经济系学生。
可因为他屡次违抗校方规定,参加革命活动,引来校方不满,导致他于1930年被校方以“品行不端”为由开除学籍。同年,周立波重返故土。
4个月后,他再一次冒着寒冷回到上海,同好友周扬一起翻译苏联小说及论文。1931年秋,周立波在同学的帮助下,进入神州国光社当校对员。次年,他因参加工人罢工,张贴罢工宣言而被工头送入监狱。月余,被伪高等法院判处2年半有期徒刑。
牢狱里的艰难生活未曾浇灭周立波心中那股革命火焰,反而令他愈加坚韧不屈,不肯和所谓官方同流合污,触怒敌对分子,被强行送到反省院继续服刑。
1934年,周立波获保释出狱。同年,他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开始踏上一条以笔诛敌、以文支持革命事业的道路。
1935年,周立波如愿加入中共组织,担任左联秘密会刊的编辑工作,与王淑明等人经营《每周文学》。
3入上海,屡受磨难,他用坚持向世人展示一个平凡世界里不平凡革命者应有的模样。周立波很清楚,他将面对的未来是怎样艰难,但他无所畏惧,怀揣着革命梦想,奋力前行,把生死全部抛之脑后。
在沪期间,周立波长期自学英文,翻译大量国外文学及理论作品,慢慢从前人思想中找到自己的“那条路”,为日后创造文学埋下一道有利伏笔。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周立波一如既往积极响应革命号召,加入“文艺界战时服务团”,同左联同事共同走到上海街头,为革命事业募捐。9月,战火波及上海,周立波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第二批撤离此处。
路过西安,他收到中共领导指示,陪同来自美国的女记者史沫特莱千里迢迢赶赴山西八路军总部,开启他将近10年的新闻工作者生涯。
在前线,周立波跟着史沫特莱采访了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并在《新学识》上发表一篇有关彭德怀论述抗战形势的作品。
史沫特莱
同年年底,他再度以翻译身份陪同美国上尉伊凡斯·卡尔逊走访晋察冀大部分地区,路程超2千5百里,对刘伯承、徐向前等中共将领进行简短采访,书写出大量通讯报道,被多类杂志争相刊登。
1938年,周立波重回八路军总部,又和朱德见了一面。随后,他接受中共组织安排,至汉口从事写作,整理先前战地报告作品,汇集成册,取名《战地日记》及《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发表出版。
月余后,周立波陪同苏联记者深入国民党司令部和新四军皖南军部;11月他调任八路军办事处,至周总理手下工作,并听从总理指派,与廖沫沙同到湖南主持恢复田汉主编《抗战日报》事宜。
廖沫沙
那段时日非常艰辛,周立波一面当编辑,整理文稿;一面做记者,四处收集各种采访稿件。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他把自己年幼的儿子送到孤儿院寄养。幸而他的辛苦未白费,当年年底《抗战日报》恢复出版。
期间,周立波抽空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深入湘西地区,切身实地了解和调查湘西抗日运动及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完成《湘西行》、《雾里的湘西》等作品。
1939年,周总理派遣周立波至桂林主持《救亡日报》编辑工作。周立波顺势参加当地文艺界抗敌筹备会,成为该委员会一员。同年11月,周立波回到延安,至鲁迅艺术文学院当文学系及世界名著选读课程的教员。
鲁迅
那时的鲁艺学校资料十分匮乏,教学环境又简陋,但周立波却凭着一股强大心劲儿,硬是把鲁迅的《阿Q正传》及《红楼梦》讲授完成,又讲述了高尔基、普希金、果戈里等苏俄及欧洲重要作家作品,为鲁艺的文学课程开拓世界文学视野,并对他自己的文学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
譬如在说到莫泊桑《羊脂球》时,周立波是这么分析的:“人生并非抄录,一定要有选择地裁剪,因为‘实际的不是真实的’;我们要表现生活本来模样,也要表现按照生活理应成为的样子和将要成为样子,要改造人类灵魂境界。”
如此颇具革命文艺的观点和思想,似乎为人们勾勒出一个属于周立波的清晰形象:他的现实主义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能吸纳其他艺术手法的创作理念与方法。
1941年,周立波加入“草叶社”,创作第一篇短篇小说。同年,周立波又以自己在监狱的经历为素材,写了一系列有关监狱斗争生活、具有连续性的短篇小说。
3年后,周立波调任《解放日报》社不久,主动请缨跟随359旅南下到湘粤赣建立抗日根据地。他的到来,获得该旅首长王震等人热烈欢迎。途中,周立波与战士们并肩作战,突破敌军重重包围,历经千难万险行1.5万里路途抵达目的地。
他拒绝了战士们的特殊照顾,和他们一样扛着背包徒步前进。为了不掉队,他一边手撑拐杖,强忍脚底水泡磨破带来的痛楚,一边请求前面的同志在背包上缝制一片白色布条,让深度近视的他可以于黑夜中找到行路指向标。
夜晚露营,别的战士都休息了,唯有周立波仍旧挑灯忙碌,记录行军和作战事宜。王首道称赞周立波:他是一名钢铁般文艺战士!
王首道
1945年抗战结束,周立波返回湖北,担任中原及七七两家报社副社长。1946年,他至汉口担任翻译及记者工作。
同年转调《民声报》副社长。期间,周立波借闲暇空档完成记录南下斗争生活的《南下记》。10月,他奔赴东北参与土改工作,深入农村与贫苦农民相交。
这一段特殊经历带给周立波极大触动,令他的人生出现巨大转折。1948年,周立波的首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面世,该书真实刻画中国农村与千年封建束缚的阶级斗争,预示着周立波的文学创作即将迈入一段新历程。
解放前,周立波因翻译大量作品而获得丰厚稿费。但他没有享受生活,而是把钱财分成两部分,一半用于左联刊物工作,一半救济沦落上海的文艺青年。他非常慷慨,只要知道谁有经济困难,就一定竭尽所能伸出援手。
有一回,周立波收获600块大洋的稿费,除却补贴刊物费用及寄回老家赡养父母的20块外,其余尽数公开摆放在桌面上,任由缺钱的朋友自行拿取。
新中国成立后,周立波成为鲁艺学校研究室主任,生活工作皆稳定下来,可他依然勤俭节约,保持朴素作风。
某一次,到邮局邮寄信件的周立波偶遇大雨,为了不让八成新的布鞋被雨水泡坏,他竟脱鞋赤脚赶路,丝毫不顾自己干部身份,让人诧异佩服不已。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刚刚荣获斯大林文艺一等奖的周立波无偿捐献全部奖金,用于购买“鲁迅号”飞机支援赴朝战士。次年,他再度捐献稿费为志愿军购买有用书报。
1955年,周立波放弃城市安稳生活,回到故土益阳挂职体验农村劳作。他和农民同吃同住,亲自砍柴挑土、下田插秧,从不喊半声抱怨。
农闲时,周立波会到农家串门,与老人、妇女聊过去、说家常,听农户吵架,把农民当亲人,津津有味记录最真实的农村景象。
创作《山乡巨变》时,他和作品角色原型邓益亭交往甚深。得知其患有严重风湿病后,周立波特意自北京给他带回虎骨酒。邓家饲养的猪病死,周立波专门买了小猪安慰邓益亭妻子。
邓益亭的儿子因经济困难想要放弃学业,他苦口婆心劝说少年,赠送他参考书和日记本,鼓励他继续读书。
益阳山村有两户困难农户,周立波每月都会给两位老人寄去5元生活费,无间断赡养他们。
特殊期间,周立波受不公平待。1975年周立波患病,得以脱离“牢笼”回首都治病。1976年10月,听闻“曙光降临”的他,强撑病体赋诗一首庆祝“光明”到来。
1977年,周立波恢复名誉。1978年,他因癌症入院治疗,湖南文联同志专程探望他。周立波拿出一份名单和3千块钱,托付文联工作者继续帮他资助益阳孤寡老人和困难户,直至他们百年之后。
周立波说:“我的钱来自人民,自然也要用给人民。”他以无私奉献描绘大爱无疆的壮举,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永恒骄傲。
免责声明:本文为转载,非本网原创内容,不代表本网观点。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如有疑问请发送邮件至:goldenhorseconnect@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