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是在清朝的时候被废除的,具体的废除时间是公元1905年,也就是光绪三十二年。科举考试产生于隋朝,直到清朝被废除为止,它在历史上存续了一千三百年之久,成为历朝历代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公元1905
近来有一种说法,称清朝在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结果反而催生了辛亥革命,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这种说法正确吗?
一
科举制度在中国走过了1200多年的风雨历程。
621年,唐高祖李渊下诏:“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复,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由此,以自应考试为特点的科举制度诞生了。
在此后的1200多年里,科举制度走过了从发展到鼎盛,再到逐步衰落、直至废除的漫长岁月。
尽管科举制度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依然是封建王朝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
无数寒门子弟通过科举制度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佼佼者。如果要列举的话,我们能够排出一个很长的名单。
到了晚清时期,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科举制度选拔的人才,已经难以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了。“八股取士”反而变成了戕害人才的工具。
在京师大学堂等新式学堂的冲击下,科举制度逐渐式微。
1903年,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人联名上书朝廷,请求“武科生、童考试及武乡科、会试,著一律永远停止。
使天下士子,舍学堂别无进身之路”。清廷顺应潮流,将废除科举制度作为清末新政的一部分,在1904年举行最后一次会试后,于1905年正式宣布:
“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二
许多人认为,科举制度废除后,让基层知识分子失去了唯一的上升通道,同时失去了对清朝的最后一点幻想,将他们推向了革命的阵营,为辛亥革命的爆发积蓄了人才力量。
这种说法,没有道理。一方面,晚清时期,科举制度已度过了鼎盛阶段,如日暮西山。
随着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各地出现,许多年轻人早已告别了科举制度,走向了新式学堂的怀抱。对于他们而言,新式学堂有没有废除,根本就不重要。
其实,那时候就连清朝也在鼓励广大学子进入新式学堂,还责令各省督抚尽量多派学生出洋留学,学成归国后“分别奖给进士、举人等各项出身,以备任用”。
另一方面,辛亥革命的代表人物和中坚力量,几乎都是新式学堂培育出来的人才,或者是出洋留学的精英。
比如,黄兴毕业于张之洞兴办的新式学堂两湖书院,又被张之洞派往日本留学。
宋教仁毕业于武昌的新式学堂美国圣公会文华书院。蒋翊武不愿与族兄蒋念堂一起参加科举考试,轻蔑地说“奴隶功名,要它何用”,最后进入湖南西路师范学堂读书。
我们反过来讲,如果科举制度废除后,许多基层知识分子真的被推向了革命的阵营,那么辛亥革命一定会在传统科举考试配额较多的浙江、江苏、山东等地首先爆发。
然而,事实上引爆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是在武昌进行的。众所周知,湖广地区并不是科举考试的强省。
三
一个鲜有人知的事实是,清朝在废除科举制度后,尽其所能地进行了善后处理,而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撒手不管。
当时,全国的举人、贡士总数有数万人之多,生员数量有数十万人之多。他们之中年纪较小的人,被各地新式学堂吸收,继续读书。
对于年纪较大不能进入新式学堂读书的人,则由各部院衙门“考用缮录”,他们当差期满后,还可以改用七品小京官在部行走,进入官场。
如果已经获得举人、贡士功名者,分发担任知县、教职、直隶州州同、盐库各大使、直隶州州判、按察司、盐运司经历、散州州判、府经历、县丞等官职。
生员则由各州县知县和教官选拔保送至省,择优选取后造册送吏部,选为各省巡检、典史等官职。
新式学堂出身的学子就不能当官吗?并不是。
清朝按照“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亦与科举无异”原则,从新式学堂毕业生里选拔人才,赐予功名。大学分科毕业中,成绩考列最优等、优等、中等者均可授予进士出身;
大学预备科及各省高等学堂毕业,成绩考列最优等、优等、中等者,均作为举人。
我们应该承认,由于历史的局限,以及自身能力的限制,清朝在处理废除科举制度后的遗留问题上,未能做到尽善尽美,许多措施也没有落实到位。
但是,总体来说已经十分成功了,至少没有引起较大的社会动荡。风雨欲来、岌岌可危的清朝,又度过了7年时间,才在1912年宣告灭亡。
这与废除科举制度,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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