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见皇上为什么要跪下(古代见皇上为什么要跪下呢)

跪还是不跪，这是个问题。

清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来访，他受英国国王派遣，向乾隆皇帝祝寿。不过祝寿只是表面理由，其真实目的是为了开辟中国市场。在这次来访期间，双方发生了激烈的礼仪之争，最后使得双方不欢而散，马戛尔尼出使彻底失败。

按照清朝的规定，来访使臣必须对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礼，但是英王早有交代，在不失国体的情况下迁就中国的礼仪，所以三跪九叩是英国使臣无法接受的。

为了体现平等，英使提出中国派同级官员跪拜英王肖像，但清廷拒绝了此提议。如此一来，马戛尔尼坚持只能行单膝下跪的英式礼，双方一时陷入了僵局。

后来，马戛尔尼到底跪没跪众说纷纭，但是双方谈判确实是因此谈崩了。

到了嘉庆二十一年，英王第二次派使团来访，这次的使团依然因为礼仪之争而被清廷驱逐出境。由此可见，清朝皇帝对于跪拜礼仪的重视度极高，认为这关乎国本，决不容他国冒犯。

我想大多数人还是站在“该跪”这一边的，毕竟我们常会看历史影视剧，臣子叩拜君王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正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跪那就是坏了规矩，那就是心怀不敬，跪才是理所应当。

不过，事实真是如此吗？

先不说洋人本就没有“下跪叩头”的传统，单看我们本国的历史中，臣子跪叩君王的情况也并非一开始就有的。我们不妨先捋一捋“跪叩君王”的礼仪是怎么来的。

跪叩君王，源起何时？

从三皇五帝乃至夏、商两朝，由于确切的文字史料不足，我们不便于去研究当时的跪礼具体如何。但我们知道的是，周礼是在商礼的基础上发扬光大的，是集大成者，而商礼也一定会借鉴夏礼，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研究周礼，将其作为周以前各时期的代表。

而从东周开始，我们正好有一批靠谱的文字史料可以研究参考，比如鲁国的编年体史书《春秋》（时间上限是公元前722年）、《史记》、《资治通鉴》（时间上限为公元前403年）等等。翻阅史料，我们在东周时期并未发现“下跪叩头”的相关记载，倒是常见“拜”的动作。

然而，“拜”并不等于“下跪叩头”，要知道在椅子还没被广泛应用之前，古人通常是席地而坐，下面垫着席子或者用胡床，就像电视剧《三国演义》中那样，大臣们在朝堂议事都是跪坐在自己的席位上。本身就跪着的情况下，行礼只是添加一些上半身的动作，如俯身、低头、拱手等，而等到唐宋以后，随着椅子的流行，跪坐逐渐被淘汰，那时的“下跪”才是真正的下跪动作。

关于拜礼，宋朝人王林在《野客丛书》中说得比较透彻：“古者拜礼，非特首至地，然后为拜也。凡头俯膝屈手动，皆谓之拜。按《周礼》辨九拜之仪，一稽首，二顿首，三空首，四振动，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肃拜。注：稽首拜，头至地也；顿首拜，头叩地也；空手拜，头至手也；振动，以两手相击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肃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尝专以首至地为拜耶？”（吉拜：左掌包右拳；凶拜：右掌包左拳）

九种拜法用法有异，各不相同，所以拜与下跪叩头不可混为一谈。

那么在东周时期，君臣见面的礼仪大致如何呢？我们不妨通过史料中的故事去了解一下。

《吕氏春秋·下贤》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

话说魏文侯去拜访儒门名士段干木，站得累了依然不敢坐下休息。回来以后，魏文侯又召见翟（zhái）黄，却是箕踞（jī jù）着与其谈话。这鲜明的反差令翟黄很不高兴，魏文侯见此对他解释道：“我礼遇段干木，是因为请他做官他不做，给他俸禄他不受。而你想当官，我就授予你相位，想得俸禄，我就给你上卿待遇。你既然接受了我给你的官职和俸禄，又怎能再要求我以礼相待呢？”

这个故事挺有意思，先不说臣子要不要跪叩君王，只说君王的坐姿太随意，臣子居然可以表示不满，可见当时的君臣关系远没有后来那样的尊卑分明。

再来看一则《晏子春秋》的故事：

话说齐景公有一天喝酒喝高了，对众臣道：“今日要与诸位畅饮，请大家不要拘于礼数。”

晏婴一听，立即正色劝谏道：“君上所言有误，众臣巴不得您废除礼数。如果没有礼仪的约束，臣民如何能被节制，要知道他们的勇力合在一起足以杀死君王。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人守礼仪，否则强者肆意欺凌弱者，则君王更替不断，国家永无宁日，到时候您要怎么办呢？所以《诗经》中说，人要是不知礼，还不如早点死了的好。”

齐景公沉湎于享乐，并没有听从晏婴的谏言。稍后，齐景公起身外出，晏婴视若无睹，没有起身；等齐景公回来时，晏婴依然老神在在，还是不起身；举杯同饮时，晏婴还抢先喝酒。齐景公见此面露怒容，质问晏婴道：“之前你劝谏寡人不可废除礼仪，等轮到你自己身上，寡人出入你不起身，喝酒你还抢先，这就是你说的守礼吗？”

晏婴起身离开席位，稽（qǐ）首拜道：“臣怎么敢忘记与君上说的话，这样做不过是想向您展示无礼的危害。君上如果想要无礼，这便是后果。”

齐景公答道：“若真是这样，就是寡人的错了。夫子请回席位，寡人听从你的谏言。”接下来又喝了三巡酒，就停止了酒宴。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能看到春秋时期的君臣关系还是比较宽和的，晏婴为了进谏有效果，可以故意对君王无礼，让君王尝尝难受的滋味，最后再用郑重的稽首礼请罪，以平衡君王的心态。这种君臣关系在后世皇权高度集中后，是很难出现的，敢故意对君王无礼，哪怕你是为了进谏，也是罪无可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齐景公曾有段时间相信一个楚国巫师，巫师忽悠到妙处，听得齐景公五迷三道，居然给巫师行了稽首礼。要知道稽首礼是“九拜”中最隆重的，通常是臣子对君王的礼仪，就连家臣对士大夫都不允许使用，以示“国无二君”。由此也能看出，春秋时期的君王们还没有那么的高高在上，臣子面君时不必行大礼，通常只在恭贺、请罪或其他正式仪式中使用稽首拜，而君王有时也会向其他人行礼。

△稽首拜：跪下并拱手至地，头也至地，头须停留一段时间。

战国时期的情况也差不多，《史记·商君传》中记载，商鞅去见秦孝公时，讲述强国之道到了关键处，秦孝公听得入迷，“不觉膝之前于席”，也就是二人同桌面对面而坐。

而《史记·刺客传》中记载，燕国太子丹为了刺秦，当面托付重任给荆轲时，又是“再拜而跪”，又是“避席顿首”，也就是太子丹给荆轲下跪叩头。太子虽不是君王，但是作为国之储君，对义士能做到下跪叩头，也能看出当时的君王没后来那么多“臭架子”。

等到秦始皇一统六国，他也只是把名号由“王”改“皇帝”，自称为“朕”，命为“制”，令为“诏”，但依然没有制定三叩九跪的君臣大礼。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

既然正主不是雄才大略的始皇帝，那么“三跪九叩”的大礼到底谁才是始作俑者？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秦始皇之后又有一位雄主那就是汉高祖刘邦。刘邦崛起于微末，才干很强，但读书不多，自然也不把儒生放在眼里，甚至曾经在儒生的帽子里撒尿。

不过，后来刘邦手下的猛士们给刘邦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不得不找儒生帮忙解决。话说刘邦虽然当上了皇帝，但是他的手下们毕竟出身草莽，完全不懂规矩为何物，在皇宫中依然像过去一样，酩酊大醉，高呼乱嚎，放浪形骸，击剑砍柱。刘邦对此感到十分厌恶，毕竟过去那是创业时期，团队士气最重要，现在天下一统了，该讲的体面必须跟上。

之前说了，刘邦读书少，没什么办法。但有个人瞅准时机，站了出来，他就是叔孙通。

叔孙通原是秦朝的待诏博士，在儒学界小有名气，他读书很多，但人却不那么迂腐，很懂圆润变通之道。当初陈胜、吴广起义，消息传来后，一部分“死心眼”的博士都告诉秦二世这就是造反。而看清秦二世逃避心理的叔孙通，见风使舵地说起义军是土鸡瓦狗，不值一提。结果“死心眼”的博士们都被定了罪，只有叔孙通讨上欢心，得到重赏。

△刘邦

后来，叔孙通辗转投靠了时为汉王的刘邦，听说刘邦不喜儒服，就换上了楚式短打衣。总之，叔孙通走哪都不缺“眼力见”。

原本打天下时，儒生无用武之地，跟随叔孙通的百余名儒生感到很是苦闷。可是到了刘邦想制定礼仪、约束臣下时，叔孙通和追随他的儒生们终于有了大秀身手的机会。

觉得人手不够，叔孙通又从鲁国征集了一批儒生，成立了礼仪制定团队。叔孙通带领团队广采古礼、融合秦礼，制定出了一套博采众家之长的礼仪来。

之后，叔孙通又请求刘邦准许自己训练大臣学习这套礼仪。刘邦批准后，脑子活范的叔孙通硬是想办法把一众莽汉子都给教会了。

公元前200年，长乐宫落成，叔孙通随即上奏申请交差，验收成果。

整套朝仪如下：

文武官员由礼官引导，依次序进入殿内，分左、右两班，跪于两厢。皇宫禁军站在文武百官之后，一连串的官员接力般地高喊“皇帝驾到”，声音由远而近，刘邦这时在众人的簇拥下，乘辇缓缓而出。一见皇上驾到，文武百官立即按官职大小，开始轮番上前背出令人肉麻的贺词。然后，酒宴开始。与以往乌烟瘴气的情况不同，那些平日里桀骜不驯的将军们都老实地跪伏在地，然后抬首仰颈地往上看君王，整个宴会中无人敢高声喧哗，肆意妄为，乐得刘邦连声说：“好！朕到了今日方才知道当皇帝的威风啊！”

《史记》记载：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

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

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阵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胪传。

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候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

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殿上者皆伏即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触九行，谒者言‘罢酒’。

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

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金。”

此事在《史记》中有详细记载，叔孙通也因此得了重赏。从此以后，皇帝的地位在儒家的朝仪加持下越发高不可攀，臣子对君王必须恭敬仰视，再也不能像先秦时期那样相对随意了。而我们追溯的君臣大礼应该就是从汉朝开始的。

再多说一点，自汉朝到宋朝，有两类人是可以在面君时免跪礼的：

第一类是加九锡者，比如王莽、曹操、司马懿、高欢、杨坚等等，不过按照历史的潜规则，加九锡是篡位的前奏，所以这类人出现了，皇帝就倒霉了；

第二类是帝师，即教皇帝读书的侍读学士，他们面君时可以免跪，但是教书时依然要站着讲课，还是挺辛苦的。

愈发卑微的跪礼

凡事都有发展成熟的过程，跪礼也是一样。汉朝的跪礼只是一个开端，毕竟汉朝并不像后来那样严苛——面君必跪，而且由跪坐的姿态行礼叩首，也算是比较自然的事情。

唐宋之时，随着椅子的广泛使用，跪礼变得越来越体现尊卑性，因为人们坐得越来越高了，跪坐的方式逐渐被淘汰，下跪的动作便越来越明显了。但唐宋时期只有重大场合才用跪礼，比如祭祀、庆典、大朝会等，日常就算是君臣之间也是多用“长揖”、“叉手礼”等，毕竟唐宋的风骨还是很自由坚挺的，谁愿意总是给人又跪又磕的。

△叉手礼

可以说到了宋朝，跪拜才真正意义上具备了下跪的动作，因为当时的人们已经广泛地坐椅子了，而朝臣们上朝时也由跪坐变成了站立。

而到了元朝，跪礼的味道变了，开始带有卑贱、屈辱的色彩。理由也不复杂，当时的蒙人征服了中原，为了维护自身统治，他们需要格外突出自己的统治地位，压服汉人。

正如康有为在《拟免跪拜诏》中所说：“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立，元乃跪，后世从之。”

在《元朝名臣事略》中也有“皆跪奏事”的描述，可引例子很多，不再赘述。由此可见，面君奏事必须跪拜是从元朝开始的。

到了明朝，明太祖驱除鞑虏，恢复汉家统治，做了很多改良前朝弊病的事，但是不包括跪拜。明朝延续了元朝的跪拜制度，理由我想也不复杂，朱元璋作为出身最低的大一统皇帝，他也心虚，怕镇不住臣民，所以就不能放松礼仪。

据《大明会典》记载：“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即起。”

清朝更是变本加厉，在明朝的基础上，将跪礼制定得更加严格。理由也简单，清朝的心理和元朝差不多，少数民族统治汉家江山，心里很没安全感，加上又是奴才式管理体制，所以清朝的跪礼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巅峰——不但大臣奏事得跪下，皇帝降旨宣答，群臣也要跪着听。所以说，元明清三朝的官越来越像磕头虫，清朝干脆流传有“多磕头、少说话”的官场六字秘诀。

如果大家还记得前面东周时期的君臣礼仪，就会发现到了元朝以后，变化已经非常之大了。当官如果没有一副好膝盖，恐怕就只能告老还乡了。因为不管什么场合，面君那就得跪叩；奏事的时候还是得跪着；皇帝交代完事情，还得“叩头承旨”，在今天看来，简直是荒谬之极。

结语

综上所述，根据时代不同，君臣的相见之礼也是不同的，臣子并不是总要向君王下跪叩头——东周时期的礼仪还很宽松；汉朝开始，君臣见面礼仪变得标准化、隆重化，拉大了君臣之间的距离；到了元朝，面君时跪叩成了常态，明朝延续了这一点，而清朝最为严苛，达到了君臣跪叩礼仪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