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是商鞅变法成功的最大助力,也是秦崛起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他继承父亲秦献公的遗志,以收复河西之地重振穆公霸业为己任。但是秦国怎么变,如何变,秦孝公心里是没有数的,直到商鞅西行入秦后,通过和甘龙、杜挚的一场公开的辩论,让秦孝公确定秦国变法图强才是为唯一可行的办法。
你说秦孝公是商鞅的靠山没有错,因为没有国君的鼎力支持,变法是不可能过得成功的,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就随着楚王的去世而被算盘推翻。
变法触动的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他们当然不会答应,因此甘龙和杜挚作为秦国老世族的代表才会坚决反对变法。但对秦国和秦君来说,变法却是好处多多,没有旧势力的退位,怎么能够激励新兴贵族的干劲呢?
秦孝公去世了,秦惠文王继位,他既是变法的受害者,也是变法的受益者,有着双重身份。因为他做太子的时候,触犯了秦法导致自己被放逐山野,两个太子傅也被处刑,因此少年的嬴驷对于商鞅和秦法充满了愤恨之情。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意识到秦法是秦由弱变强的需要,为了国家大义,舍弃一些人的个人利益,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老世族们已经没有了进取心,他们就是秦国的毒瘤,商鞅只不过代替秦孝公行使权力罢了。
但是嬴驷继位,他最需要的是稳定,老世族们树大根深,在这个时候不能立刻触怒他们,怎么办?在商鞅和王位之间,他选择了巩固君位。
牺牲商鞅是为了麻痹老世族,也是为了强化军权,因此秦孝公用商鞅是政治需要,秦惠文王杀商鞅同样是政治需要,这和商鞅的态度没有关系。
因此你说秦孝公是商鞅的后台可以,说商鞅是秦孝公手里的工具也可以。身处政治斗争漩涡之中的人,没有谁可独善其身,对于自己的结局,商鞅早有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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