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因为乌台诗案出狱后被贬到哪里（苏轼犯了什么罪入狱）

苏轼，生在了一个跟你讲理的时代。执政的新党肯定不满意，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可讲；大宋官家宋神宗自然也不满意，他也要讲他这个皇帝的道理。但，大宋是一个让你讲理的时代。可能这个“你”，仅是官员士大夫。但是，起码能够让朝堂权力无法肆意任性、让皇帝意志不能肆意妄为。

乌台诗案已经把旧党大佬司马光、当朝驸马王诜牵连进来。目的已经再明显不过。新党就是要把旧党一网打尽。

所以，乌台诗案，不是一般刑事案件，而是政治案件。这个政治案件的关键突破口和全部要害，便是苏轼。

苏轼被重办，旧党牵连入网；苏轼被轻办，新党功败垂成。

但是，苏轼为什么能逃过这场劫难呢？

苏轼苏子瞻，必须感谢自己生在了一个好时代、赶上了一个好朝廷、遇上了一个好官家。

换个时代、换个朝廷，哪怕换个官家，苏轼的结果，都不会只是贬官黄州。

什么是好时代？

一个能跟你讲理、能让你讲理的时代，就是好时代。

人都是讲理的。讲理是人的底线。所以，跟你讲理、让你讲理，应该是常态。咋还成了好时代的标志？

人都是讲理的，这个“因为”的前提成立，但推不出“讲理是常态”这个“所以”的结果。

皇帝凭啥要跟大臣讲理？领导凭啥要跟下属讲理？力量大的凭啥要跟力量小的讲理？“春秋无义战、强者定章程”，春秋诸侯们，哪个讲理了？

实力可以决定一切，那就不需要讲理。

即便跟你讲理，也要看讲谁的理。可以跟你讲理，但要讲我的理，而不讲你的理。这当然也叫讲理。简单说就是：可以跟你讲理，却不让你讲理，最后则杀人还要诛心。

那么，在乌台诗案中，新党执政的大宋朝廷与支持新党的大宋官家，到底是怎么跟苏轼讲理的？

01.乌台诗案的渊起：苏轼确实在诋毁新政

苏轼到底有没有错？

必须有错。

当时，大宋的官僚系统都在学习王安石主义、实施王安石改革。但是，苏轼呢？他不讲王安石主义、也不支持王安石改革。非但如此，还要各种诋毁。

当时，没有报纸、没有畅销书、没有现代传媒，苏轼怎么诋毁新法？他天天在家骂新法、骂王安石，这个影响也就止于苏夫人和苏公子。即便开坛讲学，也就是影响一下自己的学生。

苏轼的手段，是发朋友圈。

我发个朋友圈，然后就能诋毁新法、阻挠新政、危害国家吗？你当然不行，苏轼却可以。

论文章，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如果八大家排序，苏轼必须能进前三甲。论写诗，苏轼是北宋诗坛领袖，即便把苏轼拉到唐朝，他也能跟大唐群星比比谁更亮。此外，还有豪放词派的创始人、北宋书法四大家之一、蜀学的首席宗师，甚至，苏轼对道教、佛学都有精深的研究。

集诸多名号于一身的苏轼，完全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他发个颠覆新法的朋友圈，就能引发政界、学界的一场骚动。苏轼是能够带节奏的意见领袖。

啥叫意见领袖？“别跟我讲什么王安石主义，我就觉得王安石就是个人渣，不转不是宋朝人”，然后，一百万条转发。这就是意见领袖。

苏轼到底发了什么朋友圈？

最初，被新党抓住把柄的一条“朋友圈”，不是苏轼的诗，而是苏轼单独发给宋神宗的“短信”：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公元1079年，苏轼赴任湖州，然后例行公事地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但是，奏表中的这句话，却刺激了新党。

啥叫“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

过分解读一下就是：我苏轼愚昧不堪，这叫耿直；跟不上新时代，这叫不投机；没法跟弄潮儿的新党们一起玩，这叫不媚俗。

啥叫“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过分解读一下就是：我这个人岁数大、不生事，这叫不折腾；正好可以去地方牧养小民，这叫能养民。

新党不干了，然后开始弹劾苏轼，你这不是例行公事谢圣恩，而是含沙射影骂新法。苏轼啥反应？苏轼非常硬，你们说对了，我就是骂你们了，你们还能咋地？

新党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发动了乌台诗案。这篇奏章，没啥可挖掘的；但苏轼的“朋友圈”却可以各种挖掘。

02.苏轼的“朋友圈”：他是怎么诋毁新法的

在古代发朋友圈，无外呼两种形式：

一种是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书信往来，如“致司马公：王安石不是东西，此致敬礼”，这就必须算。

一种是写诗填词做文章，苏轼主要是写诗，所以才叫“乌台诗案”，这就肯定算。乌台，即御史台：诗，才是案，即苏轼的各种反诗。

苏轼，到底写了哪些“反诗”？

为了罗织罪名，新党肯定要过分解读。但是，有些诗，都不用过分解读，苏轼就是在骂新法。其中，以《山村五绝》最为代表。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关键是这句“迩来三月食无盐”，七十老翁已经很可怜，咋还三月不吃盐？因为北宋搞了食盐专卖，老翁买不起。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青钱，即青苗法给老百姓的农业贷款。贷款是拿到了，但转眼之间，就在城里花光了。因为北宋政府止不住地要与老百姓做买卖。所以，搞了各种高消费的娱乐项目，进城的农民刚拿到钱，就被政府的娱乐产业给赚走了。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因为苏轼确实对新法不满，看不上新法也看不上王安石。后来他跟王安石言归于好，但那是后来。当时，这两个人就是水火不容。

新党的目的，是为了干掉苏轼吗？

苏轼只是突破口。新党的真正目的是打击不满新法的整个旧党，关键重点是旧党大佬司马光。苏轼，自己写诗发朋友圈，你只能定他的罪，怎么能打击旧党呢？

操作起来非常简单。谁给苏轼的朋友圈点赞了，谁就是在影射朝廷，然后谁就是同党。

那怎么证明点赞呢？有书信往来就算点赞。

“子瞻兄台见：你写得《山村五绝》真好，鞭辟入里，像匕首、像投枪，您就是我大宋的鲁迅！此致敬礼”。这就必须算同党了，然后牵连入案。

实在不行，那就看苏轼给谁写信了。这个也可以算。苏轼给司马光写信了，而且还写了首诗，即《司马君实独乐园》：

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

你苏轼这是啥意思？苏轼也坦荡：我就是想说天下人都盼着司马光出来执政，因为你们新党太垃圾。司马光收到这种“反诗”，为啥不上报朝廷？看来，司马光也是同党。然后，司马光牵连入案。

关键是苏轼还跟当朝驸马王诜过从甚密。

御史台去抓苏轼的时候，苏轼已经收拾好行装、准备蹲监狱了。那是谁通知的？驸马王诜通知了苏辙、苏辙通知了苏轼。这就是大臣勾结皇亲国戚了。这种问题，在哪朝哪代都是犯忌讳的事。顺藤摸瓜，还查出苏轼收了王诜的钱，而且二人也有诗文往来。也就是说王诜也给苏轼的朋友圈点赞了。于是，王诜牵连入案。

新党的特点，就是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按照谁给苏轼点赞、谁就是同党的操作模式，那到底能折腾进去多少人？

39人。这就是苏轼的关系能量，绝对是旧党中的“名媛交际花”。所以，新党选择苏轼作为打击旧党的突破口，绝对是英明之举。

03.古代司法的高峰：大宋朝廷是怎么跟人讲理的

“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这是西方法律思想的程序正义。

程序，一个多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概念。实际上，完全可以换成一个通俗易懂的名词，即手续。要去结婚，先到民政局领证，领证是手续；打击坏人，先要走法律流程，流程就是程序。

把手续强调过分了，难免手续异化。于是，证明你是你、你爸是你爸的问题，肯定要出现。有些坏人，即便明知道它干了坏事，但手续太复杂、流程走不了，坏人也关不进监狱。

实现正义，却非要以“看得见的方式”的实现，手续太复杂、然后复杂到过度，正义还怎么追求、还怎么实现？

“努力让人民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给这句话上画个重点，重点应该是什么？是感受。

程序或手续的意义，只是兼顾了客观的真实，主要是强调了主观的感受。真实世界是不可约的复杂，任凭谁也无法穷尽，而主观的感受却可以。

跟不跟你讲理、让不让你讲理，都不是在还原真实世界的复杂历程，而是实现主观感受的最大公约。正义也好、公平也罢，都是价值判断的问题。价值判断属于应然问题。实然可以求真，但从实然跳不到应然。所以，价值判断无法求真，而只能求感受。

这时候，就一定要以所谓“看得见的方式”来追求了。只有“看得见的方式”，大家才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以，手续很重要、程序很重要。对手续、对程序的尊重，完全可以衡量一个族群的文明程度。

那北宋是怎么讲理的？这个问题，看一下北宋的司法程序就清楚了。

御史台根勘所

御史台最早设立于东汉，是重要的中央司法监察机构之一。重大案件，一定要送到这里来审理。苏轼这个案子，肯定重大。因为新党一定要往大里整。汉书记载，御史台里种植柏树，树上常有乌鸦栖息，所以又称乌台。因此，苏轼一案，才称乌台诗案。

御史台首先发动御史向皇帝宋神宗告状，神宗皇帝诏曰可。于是，从弹劾变成案件，对苏轼的立案调查正式展开。

御史台派出官员前往湖州缉拿苏轼，然后送交御史台的根勘所，进行审理。根勘所，是御史台专门负责审理诏狱的机构。

宋神宗不仅下旨审理，而且还派了一名宦官跟进案件。所以，苏轼一案，就变成了诏狱，即皇帝亲自下诏督办的案件。

如果是明朝，上升到诏狱这个层面，那苏轼不被定罪弄死，也被严刑打死。但是，大宋时代是跟你讲理的，大宋政府是法治政府。所以，诏狱也要讲理，具体表现就是讲程序。

大理寺和审刑院

御史台只负责案件的审讯。即便是审讯，也不是御史台一家说了算。因为大宋官家还要派人跟进。

皇帝会从其他机构抽调人员，会同御史台搞联合审讯，这叫杂治。

案件审查清楚之后，审案的官员们要制作好口供，这叫供状。

审讯工作到供状这里为止。然后，御史台就可以结案了，这叫结勘。

皇帝还要派遣御史台以外的官员，对犯人进行当面问话，这叫录问。

犯人在录问的时候翻供了，这叫翻异。一旦出现翻异，那皇帝就必须另外派人重审。

录问环节，古已有之。最早的记述，甚至可以追溯到秦朝。如赵高审李斯案。

赵高使其客十馀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

赵高为什么使其门客“诈为御史、谒者、侍中”？就是担心李斯翻异。

犯人既不申辩又不翻异了，然后就能定罪了吗？不能。因为御史台只有审讯的权力，却没有定罪的权力。

御史台完成供状环节之后，要将供状递交到大理寺定罪量刑，这叫检法。

如果把御史台类比为现在的最高检察院，那么大理寺是现在的最高法院。定罪量刑是法院的事情。但是，到了”最高法院“，这个程序还没走完。

检法之后，要出判词，相当于最高法院的裁判文书。这个判词，还要上报给刑部或审刑院复核。刑部或审刑院复核完毕之后，再将复核后的判决意见上报给皇帝，即宋神宗，由皇帝做最终裁决。

这个审刑院，是个什么机构？明朝皇帝不信任刑部了，搞了一个锦衣卫；信不过锦衣卫了，搞了一个东厂。宋朝皇帝呢？赵家官人信不过刑部和大理寺，就搞了一个审刑院，又称“宫中审刑院”。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审刑院是谁设立的了。其主要任务是审查大理寺所断案件，因为皇帝要看着大理寺，担心被大理寺的人给忽悠了。

但是，什么土壤就能长出什么庄稼。明朝的专制土壤，只能孕育出特务机构。大宋的法制土壤，却能孕育出法制机构。审刑院的设置初衷是加强皇权，实际运作却成了司法监督的一个环节。所以，1080年也就跟刑部合并了，皇帝设立的机构却不给皇帝办事，那还有啥意义？

从这一套复杂手续或程序中，我们就能发现：大宋官家和大宋朝廷是准备跟人讲理的，这绝对是古代司法的一个高峰。

04.大宋官家很生气：法外施法也要让人讲理

大宋御史台把案件审查清楚了，皇帝也派人录问了，苏轼倒也干脆，从不从宽都坦白了：事就是我干的，“别无翻异”。

但是，苏轼之所以“别无翻异”，是因为新党下了功夫，能查的全给查了，苏轼想翻供都没得翻。

新党这帮家伙不止要干苏轼，还要干司马光和整个旧党集团。所以，乌台诗案一定要办成铁案。而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苏轼。苏轼确实对新法不满，确实没有管住嘴，确实要做时代的匕首和投枪了。

大理寺根据苏轼的供状，总结出了三条罪名：

一是苏轼收了驸马王诜的钱，而且这个钱收得不清不楚；

二是受审期间不肯老实交代问题，所以苏轼“别无翻异”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三是诋毁新法、诽谤朝廷，这一条是新党的主要关切，但要的不是诽谤朝廷而是诽谤皇帝。

所以说，新党把持了御史台，却肯定没能把持大理寺。

针对这三条罪状，大理寺给出了量刑：有的要杖八十、有的要杖一百、有的要徒一年、有的要徒二年。最后，大理寺会怎么数罪并罚呢？

首先，宋朝不搞累加，简单说就是数罪从重，一个罪杖八十、另一个罪杖一百，最后量刑不会是一百八十，而是一百。

其次，杖刑和徒刑都可以用钱抵罪，当时主要是向朝廷交铜，铜是当时的主要硬通货，是可以拿来铸钱的。

第三，如果是官员，犯罪的官员还可以拿自己的官职来抵罪，即官当制度。

这套量刑算法，可以说充分确保了士大夫的利益。所以，最后算下来，苏轼要承担的罪责，只是徒二年。《资治通鉴续长编》给出的记载，是“当徒二年，会赦当原”。

如果是新党看到这份判决，想也不想，他们肯定认为大理寺收了苏轼的钱。因为这是在过分偏袒苏轼。

甚至都可以说，大理寺这帮家伙连一天牢饭都不想让苏轼吃。因为宋仁宗的皇后恰在这个时候去世了，大宋一定会大赦天下。

苏轼是在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圣裁处刑的，而曹太后是在元丰二年十月二十日薨逝的。这中间差了两个多月，大理寺给了一个“会赦当原”的判词，到底想说啥？

所以，新党肯定不能干。

这帮家伙费尽心机、折腾了一百多天，然后却是这么个结果，谁也不能忍。于是，御史台上书反驳，认为大理寺定罪不当，苏轼必须按十恶大罪中的第六项“大不敬（恭）”来定罪。

“注云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注云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者”，苏轼的言行，怎么靠也能靠上这个大不敬。

御史台瞎咋呼，却没用。因为定罪量刑，不归它管。这时候，审刑院也出手了，它支持大理寺的判决。

到了这一步，就要区分一下谁跟谁是一伙儿了。

御史台肯定被新党控制了，大理寺肯定没被新党控制。那审刑院呢？审刑院的全称是“宫中审刑院”，所以它怎么也要跟皇帝是一伙儿。皇帝宋神宗是啥意见？诋毁新法就相当于诋毁皇帝，必须要严办。但是，审刑院干了一件什么事？它刚正不阿了，站队大理寺了。

乌台诗案持续了一百多天，于是各方势力该出手的全都出手了。

在这期间，当朝宰相、朝堂老臣以及旧党翘楚，纷纷上书营救苏轼。同时，新党内部也分裂了。罢相在家的新党大佬王安石，也上书了，认为“圣朝不宜诛名士”。甚至，曹皇后也在临死之前劝谏了宋神宗：

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你老爹宋仁宗可是要把苏轼、苏辙兄弟当成宰相来培养的。但是，你这个皇帝却要杀了苏轼，你对得起你老爹吗？

于是，乌台诗案，死活也没法按照新党设计的脚本来编排了。

新党的脚本是什么？针对苏轼发动一场文字狱，然后借机把旧党一网打尽。但是，新党中的有识之士却看出了这里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文字狱这个口子不能开。一旦开了，将来大家肯定全搞文字狱，文字狱成了政治斗争的手段。这个结果，任谁也承受不了，大宋的政风一定败坏。

那么，神宗皇帝呢？

神宗皇帝很生气。王安石虽然罢相、王安石主义可以不讲，但王安石的新法路线必须坚持。这不是王安石的主张，而是朕的主张、朕的旨意、朕的路线。你苏轼诋毁新法，就是在诋毁朕这个皇帝。

然而，大宋朝廷却要让苏轼讲理，大宋官家也只能让苏轼讲理。但是，皇帝肯定气不过，于是法外施法了。但法外施法也不能过分。最后的结果是：

苏轼依断，特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当徒二年，会赦当原”，这是大理寺的意见，朕同意了。但是，我要“特责”，即法外施法，因为朕很生气、朕要任性，于是苏轼“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检校”是临时委派的意思，随时都能给你免掉，即便是副处长，但也是个临时的。

“水部员外郎”是官，在官职差遣的设计中，这相当于待遇级别，用现代表述就是副处级非领导职务。

“黄州团练副使”，这是差遣，是实职，相当于黄州地方武装部副部长，却是散官、没实权，一般用来安置贬官。

关键是这个“本州安置”，相当于发配。你苏轼就在黄州那个鬼地方呆着，我这个皇帝再也不想见到你了，黄州地方官也要把苏轼这个家伙看好了，该敲打就得敲打。

这就是大宋官家的法外施法的“特责”。

如果是朱元璋这种皇帝，苏轼回事啥待遇？只需要老朱一个眼色，苏轼别说可能在发配黄州的路上被干掉，甚至连牢门都出不来。

最后总结

乌台诗案是新党对旧党发动的一起政治案件，目的是要把不满新法的旧党一网打尽。

而旧党的”交际名媛“苏轼，恰是新党打击旧党的突破口。

如果乌台诗案能够按照新党的设计脚本来推演，那么此案就是一个宋朝版的李林甫大清洗。

但，大宋是一个跟你讲理的时代。

大宋司法机构的复杂运作，堪称古代司法的一个高峰，复杂的程序甚至已经超过了现代国家。

苏轼，生在了一个跟你讲理的时代。

执政的新党肯定不满意，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可讲；大宋官家宋神宗自然也不满意，他也要讲他这个皇帝的道理。

但，大宋是一个让你讲理的时代。

可能这个“你”，仅是官员士大夫。但是，起码能够让朝堂权力无法肆意任性、让皇帝意志不能肆意妄为。

正是因为让苏轼讲理，所以苏轼才能逃过乌台诗案这个劫难。而旧党一众翘楚们，也才免于被权力清洗。

旧党顽固存在，王安石的新法、宋神宗的路线，就不能高效率推进。旧党难道不是历史的阻碍吗？

程序正义或许比正义的效率更重要。在程序正义的限制下，大宋的政风才不会急转直下，大宋官场才不会演变为李林甫之后的大唐官场。

历史上的发展，有两种：

一种是高效率的急速推进，开了挂、踩了油门，这是一种政治能动，比如王安石变法。

一种是低成本的因循保守，降了档、踩了刹车，这是一种政治谦抑，比如司马光的旧党意见。

到底哪一种更好？因时而异。

初出茅庐，往往是政治能动的，自命大才而要经天纬地；人到中年，往往是政治谦抑的，懂得了才华智慧的局限和真实世界的复杂。

也许这样的态度是可取的：有一个方向，即便方向对了，也要慢一点儿、稳一点儿，反正时间有的是；如果方向错了，那么慢一点儿、稳一点儿，也就给调整留出了时间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