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 ｜ 岁月悠悠，师恩绵长

原标题：教师节 ｜ 岁月悠悠，师恩绵长

导语

教师是一份职业，也是一份功德，好的教师是用自己饱满的生命去提携学生的人，用生命的热情与智慧，点亮心灵的火花。以“文”“化”人，不仅传递知识，更传递让人终身成长的精神力量。

教育是一种人格的成全

《礼记·中庸》开篇提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一个人是有他自己的本性的，人的天命就是本性，“率性之谓道”，做个“真人”就是修道，要合乎天地大道，不失赤子之心。而贴近大道需要教化，修道这件事就是教育的使命。

一百多年前，胡适先生曾提到三种人生观是“少年中国”的“仇敌”。第一种是醉生梦死的无意识生活，第二种是退缩的人生观，第三种是野心的“投机主义”。时至今日这三个问题依然值得我们思考，所以人为什么要接受教育？因为教育是一条通向自我的路。像梁启超先生家，人人称颂的“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他们家九个孩子个顶个出息，学的专业也都不重复。他们并不是重复父亲，而是让孩子成为自己。

所以在我看来，教育的本质就是用来成全人的。它是成全、培养一些人格健全的人，让人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人格健全的人，首先应该有完整的知识结构，这里的完整的知识结构指的是常识，指的是一个人身体和心理状态的健康，指对公共规则的默契坚守，指一个人有科学素养，起码他不会被伪命题绑架。

好的教育应该允许每一个人成为他自己，使花成花、使树成树。乔木不会嘲笑灌木的低矮，灌木不会嘲笑乔木一味地参天。一切存在的理由都应该受到一种尊重。

感恩那些让我受益一生的良师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很幸运遇到几位好老师，他们的教育给我的生命带来启迪和滋养，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不断给我力量。

我从小比较偏科，除了语文其他科目都不算擅长，在中学之前，一直是个不被鼓励的学生，直到初二的时候，遇到了我的语文老师王德芳老师，王老师让我做了语文课代表，老师的关注和鼓励让我开始相信，我是一个有才情的学生。于是在初中阶段，我所有关于文学的梦想被点燃。这种影响也使我在大学顺利考进中文系，而后又选择报考了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

我的硕士导师是北师大中文系的教授聂石樵先生，师母邓魁英先生是教唐宋文学的著名教授。我读硕士的时候是在八十年代，那个时候聂先生已经是学富五车、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了。我的导师和师母非常关心学生，但是不会让学生为他们做学习以外任何事情，什么抄抄写写、跑个腿、送个信，他们认为这跟他们的价值体系是不符的，怎么能这样使唤学生呢？而且，聂先生上课从来不迟到一分钟，对他来说，该上课的时间那就是天条。聂先生这些做法到今天对我还有很深的影响。

我的博士生导师黄会林先生是一个领先于时代的人。她曾经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经历过出生入死，回国以后她的那种奋斗拼搏的精神都用在了教书育人当中。黄会林先生六十岁以后仍然取得了很多成就。她先后创建了“北国剧社”、艺术系，创立了独立的影视学科，创办了“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并开创了“第三极理论”。如果别人的人生都是马拉松的话，那黄先生的人生就是无数个百米冲刺。

我在忙的时候、累的时候会想到我的老师，他们即便是高龄也忙碌依旧、泰然处之，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抱怨呢？我想这种精神力量大概就是师门的传承。

理想主义者的长空

有这样一个关于理想和现实的小故事：15世纪有一位改革家，路过一个巨大的石料厂，看到许多人在那儿汗流浃背地搬砖，他想知道他们搬砖干什么。

他走过去问一个人：“你在干什么？”那个人没好气地说：“服苦役！你看不见吗？”他去问第二个人：“你在干什么？”第二个人把手里的砖弄得横平竖直，说：“我在砌墙呢。”他又去问第三个人：“你在干什么？”第三个人很骄傲，他把砖放下来，擦擦汗，笑着说：“我在盖一座教堂呢。”

这三个人，手里干的是一模一样的事，但是他们有三种不同的心态。

第一种人，就是我们所说的悲观主义者。一个人有理由把生活看成是一种苦役，因为不管我们是干什么的，再风光的人都会辛苦。

第二种人，我称之为职业主义者。他知道自己做的是一项具体的工作——砌墙，老板发给他薪水，他就得去工作。职业主义者能够保证质量，但是不会在他的职业中得到一种生命意义的提升。

第三种人，可以说是理想主义者，他清晰地知道，不管今天是下雨刮风，还是烈日炎炎，他手里搬的每一块砖，都是在变成一座教堂的一部分。他就是那座教堂的建设者！

教师就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也启迪少年的理想之心，先帮少年存一个思想的长空，再脚踏实地向前努力。要知道，一个现实主义者到社会中遇到各种挫折的时候，他很快就会妥协，但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就算他被现实修理得遍体鳞伤，依然还会保持一种不妥协的力量去改变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好一点点。我想这就是教育的力量，也是教师的生命尊严与职业光荣的本质。

又是一年教师节，怀念我的老师们，也祝天下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于丹）

（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