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规模最大的托育园是如何诞生的？

原标题：北京规模最大的托育园是如何诞生的？

原标题：从老旧厂房到托育园所

北京规模最大的托育园是如何诞生的？

北京多渠道 破解托育难题 之空间蜕变

日前，第三届“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项目揭晓，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北科婴幼学苑入选最佳实践项目，也是14个最佳实践项目中唯一的托育项目。从废弃多年的老旧厂房到北京规模最大的托育园所，这里经过了怎样的蜕变？从开园之初的几个孩子到如今能够接收3月龄婴儿的北京市示范园，这里又在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中有了哪些探索？日前，北京青年报记者走进北科婴幼学苑，探访一个托育园所的诞生和蜕变，面对托育难题，看北京给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

依托老旧厂房格局

昌平建起北京规模最大托育园

从梧桐树造型的大门进来，便是环形的户外活动空间，这里有沙地、树屋等户外活动空间，也种植着南瓜、茄子等各类植物。步入白色的房间，8米5的挑高、从玻璃顶洒下的阳光，来访者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片老旧的毛纺厂厂房。2020年，北京大华启元托育服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立项，在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园内通过城市更新，将老旧厂房改造为北科婴幼学苑托育项目，更新后的学苑占地面积8166平方米，婴幼儿活动及辅助用房面积5098平方米，户外活动场地面积3068平方米，可同时容纳380名婴幼儿开展教养活动，目前是北京规模最大的托育园，北京市示范园。

北科婴幼学苑坐落在北京科技职业学院院内，这里还空置不少老厂房，办园所需的地有了，下一步就是如何通过更新改造让这里成为适宜婴幼儿生活的场所。“我考察过好几个托育园所，这里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室内室外空间都足够大，孩子完全耍得开。”家长谢女士告诉北青报记者。

很多人看到北科婴幼学苑的第一观感就是“大”，无论是室外活动区域还是室内教室公共场所，都足够宽敞，这是老旧厂房的先天优势，也是改造之初的目标之一。设计改造时，要不要拆掉一排厂房曾困扰了园长王悦一周，拆掉意味着有更大的户外活动空间，但从土地利用上却并不划算。“我失眠了一周，最终还是决定拆，给孩子们一个更大的户外活动空间。”王悦说。同样的设计理念延续到了室内空间。对比设计方案之初，大部分设计师都建议将挑高8米多的厂房隔成二层或者三层，教室多了想象空间自然就大了。但园方没有选择这样的方案，而是保留了厂房原有8.5米的空间举架。在色彩选择上，园方更多选择了原木色和白色，这既方便后期通过软装营造多变的环境，同时也让整个空间显得更明亮而宽敞。

“我考察过一些托育机构，因为空间有限，孩子们午睡时，老师们需要把床一张一张铺在教室里，等这些床铺完，老师都累得够呛，哪还有精力哄睡孩子？”家长董女士说。在北科婴幼学苑设有专门的睡眠室，孩子们会有专属的安静的睡眠区域。

同时，原为制条车间的老旧厂房有很多层排气口，非常适合婴幼儿成长对于温度、阳光和空气的需求。在更新改造时，园方也最大限度利用老旧厂房原有的结构特点，在室内高处加装电动窗，可0-45度自由开合，电动窗外安装智能窗纱，可根据光照度、温度自动调节至全遮光和半遮光、全开状态，保障园所内充足的空间感、视域感和高质量空气流通度。

王悦介绍，北科婴幼学苑在空间设计和设施配备中，汇聚了高校、科研机构和建筑设计单位多方力量，综合运用教育学、生理学、心理学、建筑学等多方面知识，力求将托育园打造成为标准化、规范化、可复制、可推广的托育旗舰园样板。

环境创设对婴幼儿友好

于细节处关照婴幼儿需求

随着一道道灯光逐渐亮起，人们也从成人世界走入了儿童世界，这里有孩子们的街道、交通工具和专为他们设计的下沉图书馆。不同于成人活动空间，托育园所面对的是3岁以下的婴幼儿，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设计都应该充分考虑到婴幼儿的需求，为他们提供安全、舒适的生活场所。“我们每一间教室的前后门在1.2米以下区域都有一个圆弧状镂空，这是防止小朋友开关门夹到手。”王悦向北青报记者介绍道，在北科婴幼学苑，类似这样的细节随处可见，于细微处关照婴幼儿需求，是这里另一大特点。

穿过教室是孩子们的洗手间，在这里，男孩与女孩之间有一道低矮的围墙隔开，并且每一个厕位间也有挡板，“围栏和挡板都是1.2米高，在保证孩子隐私的前提下，老师们又能在高处看到孩子的情况，保证孩子的安全。”王悦说。隔板的设计也藏着小巧思，根据男孩和女孩的生理结构不同，女孩隔板采用蜗牛形状，男孩隔板则采用小象形状。另一侧的洗手池采用波浪线弧形结构，防止孩子在洗手时硌到小肚子，同时洗手池设计了两个高度，供不同身高的小朋友选择合适高度的洗手台。

3岁以下幼儿缺乏自理能力，安全防护意识不足，这也是家长最为担忧的。采访中，家长们普遍提到，托育机构的安全是他们最为看重的部分之一。在把当时2岁的女儿送托前，董女士考察了家附近多所托育机构。她发现，有些托育机构的安全设施不完善，比如护栏都是按照成人高度设计的，而北科婴幼学苑的护栏是按照孩子的身高设计的，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会有小标识，指引老师特别关注，这让作为家长的她安心了不少。

类似这样的安全细节在北科婴幼学苑随处可见。为了防止孩子磕碰，学苑在装修之初所有的阳角线都采用了弧形砖，户外沙地和树屋的关键点位会张贴“老师观察处”的牌子，“这些点位我们都考察过，视野比较好，能够看到孩子的情况。”王悦说。

面对还无法表达自己需求的小月龄儿童，托育机构又该做哪些准备、如何保护孩子的安全和健康？采访中，北青报记者来到乳儿班，这里已经拉下窗帘，三位老师正抱着3个小月龄孩子哄睡。“很多托育机构是不接6个月左右的孩子，因为孩子满6个月开始添加辅食，而添加辅食的过程是非常容易过敏的。”王悦告诉北青报记者，在北科婴幼学苑，1岁以下的孩子是一人一张食谱，根据孩子的月龄、身体情况，园方会和家长沟通制定针对的食谱，并在家长确认签字后才会给孩子食用。同时，乳儿班的师生比为1:2，在孩子刚入托的第一个月则是一对一，帮助孩子适应托育环境。

产教融合培养托育专业人才

打造中国特色托育课程体系

从老旧厂房到托育学苑，可以说北科婴幼学苑原本就有着托育的“基因”。北科婴幼学苑所在的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已经开设幼教专业多年。北科婴幼学苑成立后，与北京科技职院联合开设北京市首批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与首都师大联合培养全国首批托育方向硕士，这里既是实体园所，又是人才职前培养、职后培训的基地，还是开展婴幼儿教育科学研究的综合实践场所，实现了婴幼儿保育教育、产业人才实践实训、行业发展前瞻性研究一体化发展模式。

从幼教到托育，对人才的需求会有哪些不同，托育老师要掌握哪些技能？王悦向北青报记者展示了一段前不久该学苑老师参加技能大赛的视频，一个给孩子换纸尿裤的工作被分解成多个步骤，虽然面对还不会说话的婴儿，但这位老师全程一直在和婴儿交流解释每一步的内容，其间还自编童谣安抚孩子。“不断地向孩子输入，会加速起语言能力，看似简单的一项工作，需要做什么、说什么都有严格的培训。”王悦说。

有了专业的师资，北科婴幼学苑也在打磨自己的课程体系。北青报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的托育课程体系，国内很多托育机构都会选择使用蒙氏课程。在使用蒙氏课程的同时，北科儿童发展研究院牵头医养教三个方面的专家，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实践经验不断研究，设计出了现在使用的“三生”课程体系——“生长、生活、生态”。

结合户外园区内种植的小麦，王悦向北青报记者介绍了“三生”课程体系。通过观察小麦从种子长到麦穗的过程，让孩子们感受“生长”；小麦成熟后，老师和孩子们会把小麦收割磨成粉并做成面条，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理解“生活”；小麦收割后，老师会保留小麦的秸秆用以肥沃土地，等待下一次播种，孩子们也在等待中理解“生态”。

除了小麦，北科婴幼学苑还种植着各种蔬菜、瓜果，孩子们在老师的帮助下，亲手播种、浇灌这些植物，等待着收获。采访时立秋刚过，一堂“摸秋”的课程正在进行中，老师拿着茄子、南瓜等蔬菜，教孩子们认识刚刚收获的果实。通过栽种的瓜果和课堂讲授，“三生”的教育理念贯穿在园区内的每个角落。王悦告诉北青报记者，他们不会对园区内的蔬菜喷洒农药，而是保留植物最自然的状态，既有鲜活的也有枯萎的，让孩子们感受到生命的变化。学苑内养的兔子死亡后，老师和孩子们为兔子举办了葬礼，“我们不会刻意屏蔽任何事，而要让孩子在生命的变化中去感受，从而更加热爱生命。”王悦说。

经过一年多的托育，董女士明显感到女儿的自理能力有了很大提升，不仅学会了自己穿衣服、叠被子，还会根据音乐自己编歌词，回来唱给家长听。而学苑经常举办的各类种植活动、植物课程，也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孩子的兴趣，董女士发现女儿如今对植物非常感兴趣。

成体系的课程搭建后，园方也将课程和科学育儿理念向外辐射。王悦介绍，学苑搭建了“科学育儿”公益活动平台，邀请有需求的家庭来苑参与活动，辐射昌平、海淀、朝阳、西城等城区家庭，累计服务上万人次。

延伸

托育机构成本高 盼政策精准支持

从开园之初的几个孩子，到凭着口碑如今稳定有160多个孩子入托，北科婴幼学苑已是北京市托育服务示范单位，并且参与制定了北京市《婴幼儿托育机构服务规范》地方标准。然而，园长王悦坦言，和很多民办的托育机构一样，北科婴幼学苑仍面临生存压力，“除了前期更新改造的投入外，日常运营压力也不小。”王悦说。

目前，北科婴幼学苑尚未加入到北京市普惠托育政策之中，然而对园方而言，这却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加入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中，托费下降，自然会带来更多生源；然而，目前北京市普惠托育按区定价，即使算上补贴，园方也会陷入招生越多亏得越多的困境之中。

王悦向北青报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班10个孩子，按照目前昌平区普惠托育价格2160元一个人，10个孩子每月收费21600元，政府给每个孩子补贴1000元，合计是31600元。我们给每个班配4个老师，仅老师工资支出就要4万多元。”在这样的情况下，王悦表示，如果要走普惠，园方势必会降低服务标准，这又与他们设立之初的理念背道而驰。在王悦看来，政府对普惠托育的补贴可参照普惠幼儿园的政策，根据其规模、办园品质等分级分类予以政策补助，而非按照区域一刀切，让各类托育机构能够根据其办园情况灵活选择。

一方面是家长们感叹“生娃无人带”，另一方面则是托育机构招生难、运营成本高，面对托育难题，我们又该如何解决、创造生育友好社会？在王悦看来，要解决托育难题，首先要从国家层面予以重视，给予顶层设计和支持，目前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就给予托育服务实实在在的资金支持。此外，从政策落实的角度，王悦认为各地应积极出台配套政策并且明确权责。“我们现在总说每千人口要实现4.5个托位，那么这个任务到底应该派给谁？由哪个部门主责去建设托育机构，目前这方面还缺乏相应政策。”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张月朦 吴怡欣 杜水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