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案例丨主播“契约风云”，人民调解巧破局

大众新闻·齐鲁壹点记者 杨璐 栾海明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网络主播成为当下最具吸引力的新兴职业之一，与此同时行业规范性和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也日益凸显。寿光市李某是某传媒有限公司合作的主播，在签订合作协议一年后，发现了诸多不合理条款损害了其合法权益，遂多次与公司沟通解除合同，却一直未能解除成功。2024年3月，寿光市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介入后，调解员努力寻求最优解决方式，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巧妙快速化解纠纷。

高薪招聘藏玄机，劳资矛盾待化解

“你好，董律师，我想问一下直播合作协议的事情，很着急，你帮忙看看吧……”2024年3月17日晚上12点，调解员董健的微信收到一条信息，虽然已是深夜，调解员意识到肯定是急事，立即联系了解情况。

李某是某传媒公司合作的主播，因与公司产生纠纷想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巨额违约金等条款让其不知所措，便通过朋友找到调委会寻求帮助，因其工作时间特殊，只能结束直播后联系到了调解员。

调解员深入交流后了解到，24岁的李某是一名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一年前，微信朋友圈的一则招聘主播的信息瞬间吸引了她的目光，信息上写着“轻轻松松月薪过万，且提供住宿、个人工作室，无需任何费用”。为尽快解决就业问题，李某主动联系公司，2023年9月，在公司经理的热情介绍下，李某未仔细研读合同内容便签订了为期3年的《直播合作协议》。协议约定李某系该公司的主播，日常工作包括展示才艺以及直播过程中与粉丝进行互动，每月直播时间不低于26天，每天直播时长不低于7小时，公司为其提供个人工作室、形象策划、视频拍摄、培训推广、住宿等服务，同时还对收益分配、违约情形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

起初，李某的主播生涯还算顺利，凭借姣好的形象和才艺天赋，她迅速吸引了大量粉丝，流量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但是几个月后，李某发现每月结算收入时，工资都会莫名其妙地减少，经过仔细查看才发现合同中隐藏着众多霸王条款。李某称，当时被高薪诱惑蒙蔽了双眼，现在因为长期熬夜，加上收入的无故扣减，让自己身心俱疲。另外，合同规定如果单方面解除合同，必须支付高额的违约金。在这种困境下，李某决定寻求法律帮助，要回属于自己的工资和精神损失。

调解员耐心倾听后，先安抚了李某的情绪，引导其理性看待问题，同时也提醒她要重视合同的约束力。第二天上午，调解员与传媒公司沟通，并征求调解意见，公司同意了通过人民调解处理此事。

分条缕析寻症结，集中研判定良方

为了进一步摸清事实，快速化解矛盾，2024年3月底，调解员与李某一同前往传媒公司开展调解。刚见到公司负责人孙某时，李某还能心平气和地表达诉求，但孙某态度坚决，不同意解除合同。

孙某称，一方面为李某提供了良好平台，为其主播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公司花费了大量精力和资源培养李某，使其积累了众多粉丝，如今李某不想干了，公司的付出都打了水漂，肯定不能解除合同。

李某听后，情绪变得十分激动，同孙某争执起来，场面一度陷入混乱。调解员见状，为避免矛盾进一步升级，便将双方分开，调解暂时中止。

通过双方第一次见面调解，调解员认为矛盾的焦点就是能否终止《直播合作协议》，以及该协议到底是合作协议还是劳动合同。由于新业态领域纠纷具有独特性和复杂性，调委会召集专业调解员、行业专家、律师等专业力量共同分析研判，认为做通公司工作是关键，有针对性地制定了详细的调解方案，决定先采取“背靠背”方式进行单独调解。

靶向调解心换心，释法明理止纷争

调解员先与公司负责人孙某进行沟通，从情理与法理两方面劝说孙某：一方面，李某刚从大学毕业，正处于身体和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长期熬夜直播已经对她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对公司也可能会带来潜在的风险，比如可能会引发一些劳动纠纷，影响公司的声誉；另一方面，虽然双方签订的是《直播合作协议》，但从合同的内容来看，李某依公司指令完成工作，受公司监督、管理、约束。李某直播所获的收益由公司入账后再分配，不具备自主权，协议虽非劳动合同，但权利义务的履行符合劳动关系认定中的人身依附性、财产从属性等特点，因此，公司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李某在用人单位的安排下长期熬夜直播实际上相当于加班，但公司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支付相应的加班费。而且，如果在高强度工作下发生意外伤害或者疾病，属于在从事工作中发生事故伤害，很可能会被认定为工伤，一旦构成工伤，公司就必须向李某支付较高的赔偿。

调解员见孙某不为所动，又着重强调了协议中的诸多不合理条款，这些条款加重了劳动者的义务，减轻了用人单位的责任，在司法实践中这类格式条款一般会被法院认定为无效，自始至终失去对合同双方的约束力，提供格式合同一方也无权要求按照合同约定向对方追责。孙某听后，也觉得委屈，他说协议是李某自愿签订的，并没有任何人逼迫她，而且自己为李某付出了很多，包括培训费、广告费、租金等，如果李某非要解除合同，那就得返还这些费用，结合成本的话总计3万元。

调解员将孙某的要求告知李某，李某称自己没有给老板造成多少损失，而且她现在经济状况也无法返还这些费用。同时，自己直播期间也为公司带来了收益，这些收益足以抵消老板所说的费用。调解员表示理解李某的想法，但为了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调解员向双方提出了调整李某工作安排的方案，比如让她上白班，减少熬夜直播的时间，同时对工资进行合理的调整，双方态度都有所松动。

2024年4月，调解员再次约双方进行了“面对面”调解，经过几番争论和协商，双方各退一步，最终达成协议：李某自2024年5月1日起继续在该传媒有限公司上5个月白班；公司参考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对工资支付模式和金额进行调整，由原来的提成制变更为固定薪资制，每月支付李某固定工资5000元；李某按照新的工作安排认真工作，公司也按照约定如期支付工资；《直播合作协议》自2024年9月30日解除，双方再无任何纠纷。

2024年6月，调解员对李某进行了回访，其表示公司按时支付了工资。2024年10月，经调解员再次联系李某得知合同已经顺利解除。李某终于摆脱了合同束缚，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和事业，这场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随着数字经济和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催生了诸如网络直播等新业态就业形态，劳动者面临劳动关系模糊、社会保障不足、职业伤害风险增加等问题，这些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网络直播虽“热”，但调处矛盾要“冷”，保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要坚持“调”字当头、“巧”辟蹊径，整合专业资源，平衡双方利益，才能速调快结，构建消费者、平台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间的平衡机制，使新就业形态成为规范、有保障的就业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