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运两条路线斗争史（18）考茨基主义的出现和危害

　　考茨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是一个打着“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旗号的假马克思主义者，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

　　考茨基主义是继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之后出现的一种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曾经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起过极为严重的腐蚀和破坏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

　　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同考茨基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个斗争是马列主义路线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

　　斗争主要围绕着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斗争的焦点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问题。

　　马列主义在同考茨基主义的斗争中发展了自己，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前进。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各国共产党的诞生，第三国际的成立，宣告了考茨基主义的可耻失败和彻底破产。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笼和泛滥，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裂。第二国际各国党内逐渐形成了左、中、右三派。左派以列宁为代表，右派的头子是伯恩施坦，“中派”即隐蔽的机会主义派的头目就是考茨基。

　　卡尔·考茨基（一八五四——一九三八年），生于布拉格（当时属奥匈帝国）的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是画家，其母是作家和演员。他在九岁时随家迁居维也纳。巴黎公社革命以后，考茨基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兴趣。

　　一八七四年他进入维也纳大学哲学系学习，开始大量阅读社会主义问题的有关著作。但是，他信奉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醉心于新马尔萨斯主义、杜林主义、拉萨尔主义等资产阶级学说和机会主义思想，而对马克思主义则抱着淡漠和不信任的态度。从年轻的时候起，他就热衷于著书立说成名成家，出人头地。

　　一八七五年，考茨基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奥地利加入了社会民主党。

　　一八八一年，考茨基通过倍倍尔在伦敦认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这个浑身沾满了德国小市民庸俗习气的学究式的知识分子，马克思当时就指出他“平庸而目光短浅”。“是个天生的俗种”（《马克思致燕妮·龙格》·一八八一年四月十一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71页）。

　　恩格斯认为他“是一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他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一八八一年八月二十五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11页）。

　　在革命导师的教育和指导下，考茨基写了一些宣传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从一八八三年到一九一七年，考茨基长期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的主编。

　　一八九一年考茨基到德国以后又以这一身份参加党的领导机关的活动，并屡次代表德国党参加第二国际的大会。因此，他虽然没有在第二国际担任具体职务，也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核心成员，却成了第二国际和德国党的重要领袖和理论家。

　　但是，由于他没有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根本不接触工农大众，因此，资产阶级世界观从来没有得到改造。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正如列宁指出的，考茨基“从来不是一个在严重危机时期能立刻站到战斗的马克思主家立场上来的人”（《死去的沙文生义和活着的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1卷第78页）。

　　在同伯恩施坦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她采用折中主义手法，装出一副公允、调和的面孔，实际上总是公开地或隐蔽地站在机会主义者一边。

　　考茨基一八八〇年认识了伯恩施坦，很快就同他“情投意合”，把伯恩施坦看成自己的“一位强有力的引路人”。当伯恩施坦跳出来“修正”马克思主义时，他“深有同感”（见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

　　在马克思主义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考茨基总是采取庇护、姑息的态度，力图缓和对伯恩施坦的批判斗争，抹杀两者的原则分歧。

　　一八九八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当革命派起来批判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时，考茨基却百般为他辩护，胡说：“伯恩施坦没有使我们丧失勇气，而只是促使我们深思熟虑，为此我们要感谢他。”（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八九八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柏林一八九八年德文版）

　　一八九九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上，革命派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并要求把伯恩施坦开除出党，考茨基又作了调和主义的发言：“我们大家还承认伯恩施坦是同志，他几十年来都是和我们站在一起战斗的。当他发表了一些会把党引向错误的观点时，必须反对他，但是如果没有必要的话，不要使他痛苦。”（见《汉诺威代表大会记录》，德文版）

　　一九〇〇年，在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在激烈辩论米勒兰参加反动的资产阶级内阁的问题时，考茨基又一次表现了动摇和变节，他站在为米勒兰的叛变行为辩护的立场上，提出了“关于夺取政权和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决议，声称是否参加反动内阁问题不是原则问题，而是一个策略问题，不应当由国际代表大会来讨论，而应该由各国党自己去解决。这一决议毫无原则，模棱两可，被称为“橡皮性决议”。也是从这次大会开始，形成了以考茨基为首的暗藏的机会主义——“中派”。

　　考茨基虽然迫于广大党员和群众同修正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形势，也曾经同伯恩施坦进行“论战”；但是正象他后来所招认的，他起来反对伯恩施坦是“极勉强”和“被迫的”。

　　而且在“论战”中，考茨基总是竭力回避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要害问题，声称对此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见《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列宁尖锐地指出：“这不是反驳伯恩施坦，同他进行论战，实际上是向他让步，是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63页）。

　　考茨基为什么对伯恩施坦脉脉深情？他自己供认说，这是因为把他和伯恩施坦连在一起的不仅是个人的友谊和政治上的一致，而且还有理论上的血统关系。

　　随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尖锐化，考茨基便一步步滑进修正主义的泥潭。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他便投向资产阶级一边，成为暗藏的社会帝国主义者。

　　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彻底地暴露出了反革命真面目，他疯狂地攻击、恶毒地诽谤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耻叛徒和凶险的敌人。

　　此后，他变本加厉地从事反革命活动，写了一系列文章和小册子，猖狂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三八年，考茨基死于荷兰阿姆斯特丹。

　　考茨基的一整套修正主义理论，即考茨基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就已经形成，后来又进一步发展和系统化。

　　他的修正主义理论，集中表现在反对无产阶级用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反对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

　　考茨基竭力宣扬“议会道路”，鼓吹“通过在议会中取得多数”来“夺取国家政权”（见《新策略》），而“不必使用暴力手段”（见《库诺夫对马克思国家理论所作的阐述》）；胡说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为了整个人类的自由、平等、博爱”（见《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用所谓的“纯粹民主”和“一般民主”来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考茨基为了替他们的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制造理论，还捏造了“超帝国主义”论，否认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胡说资本主义的矛盾可能缓和下来，各国金融资本会用对世界的联合剥削来代替相互的斗争，世界会进入“超帝国主义”的“新希望和新期待的时代”（见《两本论述重新学习的》）。

　　考茨基还大肆兜售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宣扬什么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达、工人阶级占国内人口大多数的国家，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工业还不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只有提高为资本家阶级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为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卖命，才有可能通向一个新的、更高的社会形式。

　　十分清楚，“超帝国主义”论也好，“唯生产力”论也好，要害就是不许革命，不许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考茨基主义的产生，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有深到的社会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是考茨基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

　　从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败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时期，几乎没有发生大的革命运动。这个时期，西方工人运动面临着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合法的、公开的斗争，组织和训练队伍，积蓄革命力量，准备未来的战斗。

　　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几乎所有西方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工人党都参加了合法斗争。这种长期的和平环境和合法斗争，使合法主义、议会主义在第二国际各党中滋长起来。无产阶级在合法斗争中取得的成绩，使考茨基这样一些工人运动“领袖”迷住了心窍。

　　他们把合法斗争当成唯一的斗争形式，把利用议会变成盲目崇拜议会，变成了合法主义者、“议会迷”，成为资产阶级偏见和民主偏见的俘虏。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更加尖锐了，无产阶级革命更逼近了，这时，资产阶级在加强暴力镇压的同时，还加强政治欺骗、经济收买和思想腐蚀，在无产阶级内部寻找代理人。

　　他们用掠夺来的超额利润中的一小部分来收买工人政党中的议会议员、工会官僚、熟练工人等，培植工人贵族阶层。这些人从资产阶级吃人的筵席上得到一点残羹剩菜，摆说了贫困大众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也丧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成为工人运动中的投降派、资产阶级的看门狗。

　　列宁指出，“中派”即考茨基派，“是被腐朽的合法性侵蚀了的，被议会制度等等环境败坏了的顽固派，是惯于找个安乐窝和‘稳当的’工作的官吏”（《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4页）。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大批小生产者破了产而加入了无产阶级的队伍。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把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传统习惯带到工人队伍中来。

　　小资产阶级由于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有某种反帝要求；但是，这个阶级经济上的软弱性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改良主义，他们总是幻想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去修补帝国主义的基础。考茨基主义正是代表了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考茨基以及考茨基主义这一广泛的国际思潮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就在于考茨基不仅没有设法、没有能够使自己同这个经济上根本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派对立起来，反而在实践上和它同流合污。”（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28-829页）

　　考茨基主义作为中派主义，不仅是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工人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笼以后，再次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

　　当时，一方面是修正主义思潮十分猖獗，右派非常嚣张，另一方面是一些左派领袖反修斗争还不坚决、不彻底。这样，那些混杂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动摇分子，象考茨基这样的“脚踏两只船”（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49页）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便对公开的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

　　他们打起“中派”的旗号，装出不偏不倚的面孔，采取调和折中的手法，极力维持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左派同右派的团结、统一，实际上起了掩护修正主义的作用。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矛盾的社会产物，是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680页）

　　综上所述，考茨基主义“这个思潮，一方面是第二国际解体、腐烂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整个生活环境而被资产阶级偏见和民主偏见所俘虏的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35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考茨基主义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成了“为害最大”、“最危险”的敌人（列宁《给亚·施略普尼柯夫》一九一四年十月十七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146页）。

　　一九一四年十月，列宁写道：“我现在最恨最鄙视的是考茨基”，“对无产阶级的思想独立来说，目前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考茨基的这种丑恶的自鸣得意和卑劣的伪善态度更有害和更危险的了”（《给亚·施略普尼柯夫》·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151、152页）。

　　考茨基主义之所以成为主要危险，这与其特点有密切关系。考茨基主义是一种隐蔽的机会主义，它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背弃革命。它搞折中主义，行“中庸之道”。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第二国际公开的机会主义者已经原形毕露，完全投降资产阶级，群众已经觉悟过来并且唾弃这些叛徒。

　　这时，考茨基之流用“超帝国主义”等伪装得更为精巧的理论，替机会主义的投降行径辩护，大搞诡辩，“证明”革命不合时宜，力图维护机会主义对群众的影响，使无产阶级服从机会主义路线。所以，这种隐蔽的机会主义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列宁说得好：“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88页）

　　列宁还指出，“会使自己立刻失去工人群众的公开的机会主义，倒不象这种中庸论那么可怕和有害”（《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63页）。

　　考茨基主义之所以成为主要危险，还因为它不是一国的现象，而是一种嚣张一时的国际思潮。它在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如德国的哈阿兹，奥地利的阿德勒，意大利的屠拉梯，法国的龙格，英国的麦克唐纳，俄国的马尔托夫、托洛茨基等这样一些国际上典型的假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大都窃据着各国党的重要职务。

　　而这个理论的著名代表考茨基，这个“头号伪君子和糟蹋马克思主义的能手”（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63页），则号称第二国际著名的“理论权威”，他利用自己的声望，耍弄两面派手法，蒙蔽了不少人，包括许多左派人物。所以，同考茨基主义的斗争，成为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局性问题。

　　列宁认为，工人阶级若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考茨基主义，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任务。列宁发扬了反潮流的大无畏革命气概，同这个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考茨基及其所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