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运两条路线斗争史（20）十月革命前后反对考茨基主义的斗争

　　历史发展的进程完全证明列宁的理论和路线的正确性。帝国主义战争引起革命危机。革命首先在俄国爆发。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历二月），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革命路线指引下，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沙皇政府，取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

　　但是，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可耻叛卖，也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不够和组织不够，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在国外或国内流放所，二月革命后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个是工兵代表苏维埃。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利用布尔什维克在街头领导群众进行斗争的机会，趁机在大多数苏维埃组织中窃取了多数，他们推行一条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路线，使苏维埃变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附属品，终于使政权完全落到资产阶级手中。

　　资产阶级于七月运用反革命暴力镇压革命人民，使布尔什维克处于地下状态。但这反过来促使俄国人民革命情绪进一步高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进一步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着积极准备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的迫切任务。

　　同时，在俄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欧洲各国的革命形势日益发展。德、法、英、意等国无产阶级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罢工运动，有的甚至发展成武装斗争。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怎样对待资产阶级国家，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就成为理论和实践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列宁主义同考茨基主义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叛徒考茨基在国家问题上，“是一贯倾向于机会主义的”（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62页）。

　　他坚持“超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观，鼓吹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议会迷考茨基早在一八九三年就鼓吹资产阶级的议会是“为各个极不相同的阶级利益服务”的，“能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见《议会制度、人民立法和社会民主党》）。

　　一九一二年他进一步鼓吹“和平的阶级斗争方法”，胡说什么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目标只能是“通过议会中取得多数并且使议会上升为政府的主宰而夺取国家政权。但不是破坏国家政权”（见《新策略》）。

　　考茨基在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时，竭力回避和否认由于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而必然得出的结论，即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非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后来，考茨基更进一步污蔑主张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理论是什么“无政府主义”。

　　考茨基这种修正主义观点在国际上起着很坏的影响。当时，考茨基的著作译成俄文的比译成其他各国文字的多得多。考茨基的上述机会主义观点成了孟什维克在国家与革命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影响尤为恶劣。

　　二月革命以后，普列汉诺夫等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挥舞着“唯生产力”论的破旗，叫嚷俄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革命果实让给资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后来又和资产阶级勾结一起，窃取革命成果，镇压革命人民，策划立宪改良的骗局。

　　因此，列宁认为“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无法进行斗争来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72页）。

　　列宁在侨居瑞士期间，于一九一六年秋和一九一七年初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国家问题的大量著作，查阅了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书籍。

　　一九一七年八、九月间，在革命斗争极端紧张，环境十分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列宁在匿居地拉兹里夫湖畔的草棚里，写了《国家与革命》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不朽名著。

　　为了恢复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考茨基之流所阉割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全面地、系统地、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基本理论；阐明了从《共产党宣言》以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伟大发展；总结了欧洲一八四八年革命以来近七十年国际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丰富经验；揭露和批判了考茨基在国家与革命问题上的一贯的机会主义立场。

　　列宁针对考茨基之流的超阶级国家观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强力工具”（《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78页）。

　　列宁驳斥了考茨基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美化，指出“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页）。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是资产阶级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政治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地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就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压迫、镇压人民。

　　往后，列宁又指出：“只有坏蛋或者像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第30卷第40页）

　　对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不能利用它，而只有用暴力革命打碎它、摧毁它，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列宁对考茨基之流否认和攻击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的言行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

　　“必须不断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流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现在这两个流派都把这方面的宣传和鼓动忘记了。”（《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88页）

　　列宁着重揭露了考茨基一伙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企图和手法。考茨基把阶级斗争局限在经济斗争、议会斗争等资产阶级许可的范围内，根本不敢去触动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反对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在批判时指出：“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99页）

　　列宁针对考茨基鼓吹“纯粹民主”、否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仍然存在阶级斗争、从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谬论，进一步指出：“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

　　阶级斗争的存在决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无产阶级专政“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页）。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强调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重要性，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两阶段的学说。

　　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过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列宁设想的是全部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所有），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资产阶级法权已经取消了，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

　　但列宁强调指出：“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1页）。

　　列宁认为，资产阶级法权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社会主义阶段“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热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是因为它是“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6页）。

　　列宁既指出了按劳分配的历史作用和不可避免性，又指出了它的弊病是会使人们产生“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4页）。

　　因此，他强调绝不能“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7页），要向着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继续前进”（《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8页），“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6-257页）。

　　因此，既要看到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和历史作用，又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缩小、直到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一切表现。

　　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我国二十多年来无产阶级专政的丰富经验，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丰富经验，把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与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直接联系起来，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任务，提到反修、防修的高度来认识和解决，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部光辉著作，为俄国无产阶级指明了道路。在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指引下，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历十月）举行了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创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阶段，为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树立了光辉榜样，沉重地打击了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无情地粉碎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谬论。

　　因此，国内外阶级敌人和修正主义者对十月革命恨得要命，怕得要死。他们拼命地反对，疯狂地破坏。国际上，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于一九一八年春联合对苏维埃发动武装进攻；国内的地主资产阶级也积极配合，发动武装叛乱。他们妄图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把日益高涨的各国革命重新镇压下去。

　　在这股反苏反共的妖风恶浪中，叛徒考茨基充当了急先锋，彻底撕下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成为公开的投降派。一九一八年夏，考茨基写了反动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这是考茨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国家问题上修正主义理论的全面、露骨的表述，“是用市侩的观点歪曲马克思主义、口头上假意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卑鄙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99页）。

　　考茨基在这株大毒草中，鼓吹“纯粹民主”，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专横”、“毁灭民主”，咒骂苏维埃政权是“早产”的“孩子”、“活不成”等等。每句话里都充满了十足的叛徒精神。

　　为了粉碎考茨基的疯狂进攻，捍卫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一月，在被刺养伤期间，写下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一光辉著作，痛斥了考茨基的谬论，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这个叛徒的可僧面目，指出他“在对马克思作自由主义的歪曲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叛徒伯恩施坦同叛徒考茨基比较起来，简直是个后生小辈了”（《列宁选集》第3卷第628-629页）。

　　列宁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叛徒考茨基妄图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行径。考茨基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偶尔用过的一个“词儿”，并把无产阶级专政歪曲为“统治状态”，即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条件下通过“民主选举的方法获得多数”所产生的状态。这就隐瞒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标志——革命暴力。

　　列宁痛斥了考茨基的无耻捏造，指出把马克思著作背得烂熟的考茨基明明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谈论了四十年的“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问题，也就是说的无产阶级专政。

　　针对考茨基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的歪曲，列宁给无产阶级专政下了一个科学定义：“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23页）

　　列宁还彻底批判了考茨基关于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有所谓“纯粹民主”、被剥削者和剥削者要“一律平等”的谬论，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考茨基在其反动的小册子中，大谈所谓的“纯粹民主”，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如何如何“优越”，攻击苏维埃政权是“消灭民主”。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指出：“‘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列宁选集》第3卷第629页）

　　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纯粹民主”，有了资产阶级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了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不可能有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列宁选集》第3卷第630页）。

　　而“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列宁选集》第3卷第634-635页）

　　考茨基还离开阶级内容大谈“多数”同“少数”的关系，说什么剥削者是极少数，劳动者是多数，多数应同少数“平等”。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批驳这一谬论时强调指出，剥削者虽然是少数，但是他们的实际力量比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要大得多，他们有很大的优势，他们绝不会甘心失败，“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反抗”，而“决不会象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定”（《列宁选集》第3卷第640页）。

　　列宁强调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列宁选集》第3卷第640页）

　　他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不仅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不甘心死亡，他们总要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进行复辟活动，而且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会“跟着剥削者资本家走”（《列宁选集》第3卷第640页）。

　　一九二〇年列宁更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还揭露和批判了考茨基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破坏工农联盟的反动谬论。这部书的发表，给了叛徒考茨基又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考茨基在遭到列宁的毁灭性的批判以后，并不死心，于一九一九年又抛出了《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毒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续篇。

　　在这一反动小册子中，他又一次疯狂地攻击苏维埃政权是实行“恐怖主义”，“是俄国迄今有过的一切暴政中最暴虐的一个”。他还把中国两千多年以前的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孔老二作为“仁爱”的象征抬出来，说什么因为亚洲“诞生了孔子”，所以苏维埃政权还不配称“亚洲式的社会主义”，而应称之为“鞑靼式的社会主义”，即最野蛮、暴虐的社会主义。

　　考茨基的黑书一出版，立即受到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帝国主义者的热烈欢迎。他们的电台、报纸纷纷介绍、报导。列宁在《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一文中，痛斥了考茨基直接替资产阶级帮腔的反动言论。

　　叛徒考茨基不仅摇晃笔汗，大造反革命舆论，而且一有机会就把他的叛徒理论付诸实践。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爆发了革命，但是社会民主党右派窃取了革命果实，他们同考茨基的“中派”联合成立了反革命的临时政府。考茨基在其中担任了短时期的外交部副部长和“社会化委员会”主席。

　　他积极支持右派召开资产阶级式的“国民议会”的主张，竭力反对社会民主党左派——斯巴达克派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提出把苏维埃和国民议会结合起来。

　　这是他的反动理论破产的表现：考茨基没有胆量正视这样的尖锐问题——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却企图把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这就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列宁指出，考茨基的这一主张，“实际上投奔到资产阶级营垒”（《伯尔尼国际的英进们》，《列宁全集》第29卷第355页）。

　　考茨基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竭力阻挠德国与苏维埃俄国恢复外交关系。他担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空谈了一个多月的“社会化”，但是结果没有一个地主，也没有一个资本家的财产被没收。

　　当右派血腥地镇压革命，无耻地杀害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时，他竭力为右派辩护开脱，又一次扮演了可鄙的角色。

　　列宁愤怒地痛斥了社会民主党右派杀害革命左派的卑劣行径和赞美“纯粹民主”、实则“没有廉耻，没有良心”的叛徒考茨基。

　　考茨基还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自由派勾结起来反对俄国的苏维埃政权。一九二〇年八月，他应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的邀请，到格鲁吉亚访问。

　　孟什维克把他当成“导师”、“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之父”；考茨基则吹捧孟什维克的资产阶级政府是“纯粹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丝毫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原则”，是东方地区的“榜样”。

　　后来，当这个孟什维克的资产阶级政府被推翻时，考茨基连连哀叹“可惜”，哀叹“这朵大有前途的香花在未结出果实之前就被活活折断了”（见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考茨基在十月革命前后的丑恶表演，充分说明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可耻叛徒，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凶恶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