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案例丨交通安全统筹赔付遇纠纷，调解言和化纷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杨璐 栾海明

随着老百姓购买汽车及车险需求的持续攀升，市场应运而生了一种交通安全统筹方案。参与者缴纳相应的统筹费，为机动车提供风险保障，在发生交通事故时，获得相应的赔付。驾驶员郑某为自己的货运车辆购买了这种交通安全统筹，但是发生事故赔付时却产生了纠纷。

统筹赔偿陷困境，调解机制显效能

郑某驾驶一辆挂靠在烟台某货运公司名下的机动车，在行驶中与骑电动车的戚某相撞，导致戚某身体受伤，电动车受损。经交警部门勘查认定，戚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郑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郑某所驾驶的机动车在某财险公司投保交强险的同时，还在某统筹汽车服务公司购买了交通安全统筹。然而，当事故发生后，这份统筹却未能如期发挥效用。

戚某的部分损失已由财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完毕，现戚某要求郑某、烟台某货运公司赔偿其剩余损失合计31889元，但郑某却表示应由统筹汽车服务公司来承担这部分责任。戚某按照郑某的指引，将索赔资料提交给了统筹汽车服务公司，然而该公司仅同意赔偿1.8万元，与戚某实际要求相去甚远。

所谓的安全统筹协议，是“高仿保险”，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保险合同。车主在购买了此类车辆商业统筹后，遭遇交通事故并导致交强险范围外的损失，无法适用民法典中关于保险公司先行赔付、差额再由机动车责任方承担赔偿的条款。

在货运行业，司机往往带车挂靠运输公司，发生事故时，实际侵权人与挂靠单位需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实际侵权人虽可向统筹公司主张合同责任，但被侵权方却无法直接要求统筹公司承担赔偿义务。购买统筹服务的车主在风险分散方面存在局限，可能面临赔付过程中的推诿、赔付周期延长等风险，更有甚者，统筹公司可能因资不抵债而无力赔付，给事故双方带来重大损失。

在双方协商未果之际，统筹汽车服务公司却突然倒闭，主要负责人也消失无踪，使得赔偿事宜陷入了僵局。

无奈之下，戚某于2023年5月向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双方均表示愿意调解的基础上，法院将此案件委派给烟台市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进行调解。

初尝调解冰未融，僵局难破意更愁

调委会受理该案件后，立即按程序启动工作机制，组织专业调解员对双方当事人进行深入了解。调解员在尝试联系双方当事人时，郑某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只能先与戚某进行沟通。戚某向调解员详细讲述了自己的索赔经历，以及统筹汽车服务公司倒闭后自己的无助与困惑。

随后，调解员又转向了烟台某货运公司这一关键角色。然而，货运公司却以与郑某仅为挂靠关系，且合同中明确约定不承担交通事故责任为由，拒绝赔偿要求。同时，他们也表示车辆已经购买了交通安全统筹，应由统筹汽车服务公司来承担赔偿责任。面对统筹汽车服务公司倒闭、主要负责人失踪的困境，调解工作一时陷入僵局。随着调解受阻，双方火气渐浓，不稳定因素随之增加。

再启调解克难关，共识达成意渐融

调解员决定更换工作思路，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监二庭形成的《关于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一）》中关于交通安全统筹问题的解答为依据，以货运公司为突破口，与郑某重新取得联系，详细进行法律释明。

调解员指出，从事安全统筹的公司并非依法经批准设立的保险公司，其与买受人之间存在的是行业互助的合同关系，与交通事故中的侵权行为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因此，在统筹汽车服务公司已经倒闭、无法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应由郑某个人来承担这部分责任。

郑某对购买统筹保险后风险却未转移感到十分委屈和不满，但经过调解员多次耐心细致的心理疏导和法律释明后，他最终同意由其个人赔偿戚某的损失。但在赔偿金额上，双方仍存在较大分歧。郑某只同意按照次要责任的30%比例赔偿9000元，而戚某则坚持要求按照最初统筹公司认定的1.8万元进行赔偿。

面对再次陷入僵局的调解工作，调解员坚持进行“背靠背”调解，继续从情、法、理多个角度进行劝解和疏导。最终，在调解员的不懈努力下，双方各让一步，同意以1.3万元的赔偿款了结此案。

调解终成沐春风，案结事了人和兴

2024年3月21日，在调解员的主持下，双方签订调解协议书，郑某当场支付戚某1.3万元的赔偿款。在双方申请后，法院出具了民事裁定书。至此，拖了近一年的交通事故赔偿纠纷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交通安全统筹作为一种民间互助合作性质的保障模式，在风险承受能力、强制性和效力方面与商业化保险存在显著差异。烟台市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秉持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和调解优势，聚焦焦点性问题，对安全统筹与商业化保险进行了详细的对比释明，最终推动了当事人互谅互让、握手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