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四版 第八卷 乱云飞渡 第38章

　　第38章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

　　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

　　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话说196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指示》批转了江苏省委10月15日的《印发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一封信》及附件（包括江渭清给刘少奇的信），要求在“四清”运动中开展“反右倾”。《指示》中还说：

　　“这封信上所批评的江渭清同志的缺点，不只是他一个人有，其他许多同志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还有一些同志则比江渭清同志更严重，其中，也包括中央的和中央各个部门的许多同志在内……所有这些同志都应当进行检查。”

　　通过这个《指示》，刘少奇有意无意地把他在“四清”运动问题上和江渭清的矛盾，特别是他与毛泽东的分歧，暴露在了全党面前。

　　10月23日，毛泽东阅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科院副院长陈伯达送审的两篇讲话稿。在陈伯达9月16日在讨论发展电子工业问题座谈会上的插话摘要上，毛泽东批了一段文字，他写的是：

　　“我们办工业，必须把眼光放到全世界，不能只看到苏联的那一套。凡办事，要看得到，抓得起。要有这两种能力。凡办事，首先要看得到。如果连那件事看都没有看到，当然谈不到抓的问题。有许多人，对于当前已经出现了苗头，甚至大量出现了的事实，缺乏看到的能力（感觉和理解），当然谈不到抓起来做的问题。至于抓得起，是指抓全局，更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叫作有魄力。有些人对于某些事，不是没有看到，甚至著书立说，长篇大论。至于做，他就抓不起来了，或者抓了片断面，忘了全面。说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对，又要抓得紧。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对，就是坏事。抓得不紧，也等于不抓。看也有看得对不对的问题。看得不对，等于不看，或者还要坏。面向全世界，既看得到，又抓得起，又抓得对，又抓得紧，雷厉风行，又实事求是，一丝不苟，这就可靠，就可以很迅速地发展我们的工业。大庆油田，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

　　10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由陈伯达主导并反复修改的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批示全文（从其中的文字如第二自然段和“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这个提法可以看出，这个批语不是毛泽东起草的）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现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发给你们，请你们转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队员阅读。这个报告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好的。

　　由于小站地区的领导权长期被反革命集团所操纵，又得到天津南郊区委和公社一些领导人的支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是从“四清”入手，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不出什么来。后来转入夺权的政治斗争，并处分了区委和公社的一些领导人，才打开了局面，充分发动了群众，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他们的经验，值得各地参考。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是先搞“四清”，还是先搞对敌斗争，过去各地是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作法的，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当根据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来解决，一切要从实际出发，看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当地贫下中农和多数群众要求先解决什么问题，就先解决什么问题，而不要被预先规定的一些框框所束缚。

　　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这就迷惑了一些人，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对党对人民造成的损失也很大。但是当地的多数群众是清楚的。只有我们党脱离了当地多数群众的情况下，这些敌人的阴谋才能得逞。当着我们党同当地多数群众结合起来了，这些敌人就立即被揭露，并且受到了失败。由此可以看到，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中，包含着一部分很危险的敌我矛盾。必须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清查出来。当前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负责干部下去蹲点，注意了当前阶级斗争的这种特点，提高了警惕性，又充分地发动了群众，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我矛盾，是能够清查出来的，并且也不是很难清查出来的。过去有些同志强调对敌斗争，只注意对社会上的四类分子进行斗争，忽视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人，甚至要这些隐藏在内部的敌人和敌人的代理人去开展对敌斗争，因此，他们既不能真正地打倒敌人，也不能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甚至还要冤枉一些好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就无法达到。这是我们现在应当吸取的教训。

　　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这种斗争的经验，在一个地委和县委，有信阳的经验；在一个农村或镇子，有小站地区的经验以及其他农村的不少经验；在一个大企业，有白银厂的经验；在一个城市，将会有贵阳市、白银市的经验。中央转发的信阳经验是正确的。但在信阳夺权斗争的工作中，也有一些缺点，如集训的干部太多（一个地委集训了几万人），在集训工作中有某些粗暴的态度，集训中的生活管理有一些缺点。这些缺点，在以后的工作中应当纠正，也容易纠正。

　　不论在信阳、小站、白银厂和贵阳，在夺权以前，都由上级派人进行了长期的工作，才确定地认识这些地方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才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一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发动，表现了我们料想不到的革命热情。在这种群众革命热情的基础上，只要我们给以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就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一切工作都可以作好。最落后的地方就可以迅速地走向它的反面，变为最先进的地方。这里也有一个教训，就是在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以前，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才能确定领导权是否在敌人手里，才能确定这个地方的领导核心是否已经变质，才能决定是否应当进行夺权斗争。不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就在许多地方套用信阳经验，盲目地进行夺权斗争，那是要犯错误的。如果我们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调查研究的方法又对头，那我们就不会如信阳问题、小站问题、白银厂问题、贵阳问题那样，拖延很久才去解决，就可以比较及早地加以解决，并在基本上不会犯错误。

　　中央 1964年10月24日

　　后来在1972年，天津市委按照中央领导关于对陈伯达在小站地区破坏“四清”运动的问题进行调查的指示，派出小站地区“四清”调查组，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天津市委于1973年3月11日以文件形式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呈报了《关于反党分子陈伯达在天津小站地区“四清”中打击迫害干部和群众的罪行的调查报告》。

　　原来早在1960年，陈伯达就到过小站地区。当时曾有人写信向他反映原小站公社幸福之路大队党总支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姜德玉的“反革命历史和弄虚作假的问题”，说姜德玉是假劳模，是地主富农。陈伯达建议天津市委监委调查处理此事。1961年5月，陈伯达再次到小站，进一步取得了姜德玉是假劳模，是富农分子的假证据。天津市监委于1962年1月将姜德玉定为富农分子清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和所有荣誉称号（当时仅限于党内宣布）。1964年1月，中共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率“四清”工作队进驻小站地区。当时周扬和方纪在北闸口公社的西右营蹲点，参与“四清”运动。3月初，陈伯达从北京带着一批干部来到小站地区，插手小站“四清”运动。3月26日，陈伯达第一次去西右营，用了不到40分钟就宣告了西右营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凤琴的政治上的死刑，称张凤琴是假劳模、假贫农。5月5日，周扬要回北京，问陈伯达西右营“四清”的性质，陈伯达从东右营支部书记藏枪和北义心庄支部书记打人说起，联系到张凤琴黑帮集团，给西右营“四清”定了性质，把西右营的问题说成是“黑帮”搞的“反革命集团”。5月21日，陈伯达来到小站镇，又如法炮制了“张玉仑反革命集团”和“姜德玉反革命集团”。7月间，各工作队在陈伯达操纵下分别绘制了姜德玉、张玉仑、张凤琴3个“反革命集团社会关系分布图”和3个“集团头子”的“历史大事记”各1份，接着搞了3个“反革命集团材料”，于7月31日呈报给党中央。此后，陈伯达又仿照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搞出了上边那个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在9月25日报送河北省委、华北局和中共中央。

　　天津市委1973年3月11 日在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反党分子陈伯达在天津小站地区“四清”中打击迫害干部和群众的罪行的调查报告》中说：被列入张凤琴、张玉仑、姜德玉3个“反革命集团”的246人中，虽确有坏人，但构不成反革命集团关系，所谓3个“反革命集团”，均不能成立（此后为其中的176人平了反）。

　　再说10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抓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抓好生产救灾工作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委员会：

　　今年各地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高涨，全国总的收成情况是好的。大多数地区比去年有较大的增产；有些地区获得了丰收，粮食和许多经济作物的产量达到或者超过了以往的最高水平。但是，在总的丰收形势当中，今年也有部分地区，主要是山东、河北、河南等省的若干地区，遭到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些地区由于8月以来持续阴雨，大片农田长期积水，造成了较重的涝灾，晚秋作物有较大的减产，群众生活发生困难，已经开始出现人口外流的现象。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极大注意。

　　目前，全国各地正在组织力量，集训干部，准备在城乡开展以“四清”、“五反”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动手较早的地区，工作队已经进村，运动正在逐步展开。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必须分期分批，坚决地进行到底，搞深搞透。但是，应当看到，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生产、分配、收购、救灾等方面的许多重要工作。这些工作既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重大问题，又是组织明年工农业生产新高潮的一个重要方面。季节性强，时间紧迫，要求我们同时抓紧做好。放松这方面的工作，将会给我们引来极不利的后果，从而也会影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顺利进行。各级党委，必须将当前的各项工作，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做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生产救灾等日常工作两不误。即是：既要抓社会主义革命，又要抓日常工作；既要抓重点地区、重点单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抓面上的生产、分配、收购、救灾等工作。各级党政组织除了抽出必要的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外，必须留下必要的干部，组织好工作班子，负责面上的日常工作。必须坚决防止顾此失彼，无人负责的状态。要向干部们讲清楚：参加“四清”、“五反”是伟大的革命工作，留下来坚持日常业务，也同样是伟大的革命工作。正是因为人手少了，留下来的同志更应当勇于把工作担当起来，发扬革命精神，改进工作作风，积极主动地把工作做好。特别是受灾地区的干部，更应当努力把工作做好。对在面上工作的某些犯有错误的干部，应当进行教育、鼓励和督促他们积极地作好当前工作，争取以功补过，不许消极、怠工、观望和等待。有这种情况的，上级领导应当立即检查纠正。

　　1963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曾经发出《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所提出的救灾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目前仍然是适用的。请有灾的省、地、县各级党政组织，重新讨论这个决定，并认真贯彻执行。今年的生产救灾工作，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贯彻生产自救为主、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济的方针。必须继续做好秋收工作，注意收集副产品和野生作物，大力组织冬季农副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增强抗灾力量。必须实行以丰补歉、相互支援的原则，不论灾区省份和非灾区省份，都应当尽可能从丰收地区多征购一些粮食，收集一些副食品，以支援受灾地区。这一条非常重要。

　　以上通知，请即讨论布置执行。

　　中共中央国务院 1964年10月31日

　　1964年11月初，中国京剧院一团《红灯记》剧组经过一年多紧锣密鼓地排演和反复修改，终于成功了，林默涵邀请周恩来观看，还邀请了沪剧团的导演和主要演员进京观看。周恩来看后加以肯定。后来江青也看了，她也表示满意。

　　11月5日，周恩来、贺龙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节47周年的庆典，希望借此机会沟通双方的关系，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

　　11月6日晚，中国京剧院一团《红灯记》剧组在中南海小礼堂给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演出，当舞台上演到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一场时，毛泽东的眼角上渗出了泪水。在剧间休息时，大家请他去休息室坐坐，他还沉浸在剧情中，轻轻地摇摇头，说：

　　“你们休息吧。”

　　大幕再度拉开，在演到李玉和一家人上刑场时，毛泽东的眼里再度溢满了泪水。

　　演出结束了，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走上舞台，接见了《红灯记》剧组演员，还与爱华沪剧团的导演及演员亲切握手。

　　11月7日，毛泽东在湖南省委11月1日的请示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湖南省委《关于由贫协行使问题严重的大队、生产队权力的请示》报告全文如下：

　　中央：

　　在社教地区，发现有的大队、生产队干部躺倒不干，消极抵抗；有的领导权被那些和平演变过去的人掌握；有的被打进来的敌人掌握。障碍当前工作，破坏社教运动。有鉴于此，我们准备用省人民委员会、省贫协筹委会名义发一通知，在上述3种地区，由贫协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是否可行，请中央复示。

　　附通知草案

　　湖南省委 1964年11月1日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湖南省贫协筹委会关于在3种地区一切权力归贫协的通知（草案） 各专署，各重点县（市）人民委员会、贫协筹委会，各工作总团、分团、工作队、工作组： 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正在分期分批地开展，第一批重点地区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目前出现了一个问题，有的地方基层干部躺倒不干以抵抗运动；有的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所掌握；有的地方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或新资产阶级分子所篡夺。上述3种情况，只要查明属实，经工作队批准，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把政治的、武装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领导权统统拿到贫协组织手里，一直到选出新的领导核心，移交权力时为止。

　　以上通知，请各地贫协研究执行，并请工作团、队、组帮助执行。

　　（此件由工作组向全体社员宣读）

　　省长程潜副省长华国锋

　　省贫协筹委会主任张平化省贫协筹委会副主任王延春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送少奇同志阅。此件请你考虑，似应批准。还可以考虑发各地将他们一军。大多省区是还没有搞起各级贫协来的。退毛泽东 11月7日

　　11月7日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苏方国庆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到周恩来面前说：

　　“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泽东、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

　　周恩来闻言吃了一惊，他正色道：

　　“你胡说什么！”

　　说罢转身离去。马利诺夫斯基在后面仍然冲着他说：

　　“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台了。”

　　马利诺夫斯基见周恩来不理睬他，就又到贺龙面前纠缠，大骂斯大林和毛泽东，被贺龙顶了回去。崔可夫元帅说：

　　“我们并不这样看！”

　　贺龙立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当即决定：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立即退场，以示抗议。

　　11月8日，周恩来看到美国、法国、英国的通讯社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这里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周恩来看罢，不由得大吃一惊。

　　这一天，勃烈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得罗波夫和葛罗米柯、波德戈尔内到中国代表团驻地回拜周恩来，周恩来和他们一见面，忍不住气愤地质问勃烈日涅夫：

　　“苏共欢迎我们来的目的之一，是不是你们要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中国共产党也撤换毛泽东的领导？”

　　勃烈日涅夫见周恩来脸色铁青，就解释说：

　　“马利诺夫斯基纯属胡说。这件事我们是事后得知的，都感到不安和愤怒。马利诺夫斯基不是主席团成员，属酒后失言，翻译也有错，不代表苏共中央，他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现在，我们向中国同志道歉。”

　　周恩来说：

　　“吃酒后胡说八道，这是不能作为解释的，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作酒后吐真言。存在决定意识，思想里总有这个根苗，他才说出这个话来。这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反映苏联领导中仍然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即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以老子党自居的倾向依然存在。当众对中国党政代表团侮辱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连赫鲁晓夫也未曾用过的恶劣手段。”

　　勃烈日涅夫急忙说：

　　“我们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这是比马利诺夫斯基的道歉还要高级的道歉。”

　　波德戈尔内也说：

　　“我们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限。”

　　周恩来说：

　　“美国、法国、英国的通讯社都在今天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这里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中共中央主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敢于胡说八道？”

　　勃烈日涅夫说：

　　“马利诺夫斯基是胡说，我们已经道歉，这个问题已经结束。”

　　周恩来说：

　　“问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

　　勃烈日涅夫无可奈何地说：

　　“那当然，那当然。”

　　11月9日，中苏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直截了当地说：

　　“中国代表团愿意与苏共新领导进行接触，了解情况，寻求中苏团结反帝新途径。”

　　勃烈日涅夫说：

　　“我们积累的问题很多，今天只是提出一些问题，首先建议开始讨论停止公开论战，并围绕这个问题寻找其它步骤。”

　　周恩来心想，中苏公开论战是赫鲁晓夫挑起来的，对我党进行了那么多攻击，今天勃烈日涅夫对赫鲁晓夫被解职的原因避而不谈，却提出讨论停止公开论战。他决定转换话题，就召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议一事，试探一下苏联新领导与赫鲁晓夫有何区别。结果双方围绕这个话题纠缠了许久，不欢而散。

　　周恩来由此得出结论说：

　　“现在情况弄清楚了，虽然苏联新领导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但是他们仍然是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即他们要当老子，别人只能当儿子。关于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问题，也不会给我们讲什么了。我们留在此地已无益，但对他们的意见还应做个正式答复。”

　　此后，周恩来与罗马尼亚、波兰、越南代表团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通过几天的接触，发现苏联的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现领导软弱，内部混乱动荡，各方面的压力大，这是原来没有想到的。

　　11月11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克里姆林宫，与勃烈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进行第2次会谈。勃烈日涅夫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的意见，周恩来断然拒绝了。他说：

　　“我们认为，在你们还是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路线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分歧基本上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勃烈日涅夫恼羞成怒，厉声问道：

　　“你们对停止公开论战的意见到底持何态度？”

　　周恩来平静地说：

　　“在赫鲁晓夫被解职，各兄弟党、兄弟国家派代表来苏联祝贺节日的新气氛下，进行接触，了解情况，交换意见，看看可否找到团结反帝的新途径，这就是我们的全盘计划。现在情况清楚了，既然你们同赫鲁晓夫毫无差别，共同愿望就很难找出来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使新气氛也没有了。我现在正式表示几点意见：

　　第1点，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贺词和我的书面祝词中所表示的愿望，我们坚持不变。第2点，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要在12月15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决不参加。如果你们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不过，我们要奉劝你们，不要走绝路，要悬崖勒马。第3点，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分歧基本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周恩来表明了原则立场之后，又说：

　　“尽管如此，我们对兄弟党的门还是开着的。按照1960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创造新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来确定共同愿望的办法还是有的，这就需要共同努力。如果仍然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这种可能就不存在了。”

　　勃烈日涅夫说：

　　“很遗憾，这一次是你们破坏了我们的高级会谈。”

　　周恩来说：

　　“第一，米高扬说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完全一致，那就没什么好谈了。第二，你们坚持召开7月30日通知要开的会议，就是坚持老子党的态度不变。第三，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把谈判气氛也破坏了。”

　　11月12日，中苏双方进行最后一次会谈，按预定日程，由勃烈日涅夫介绍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出乎周恩来的意料，勃烈日涅夫依然说赫鲁晓夫是出于身体健康的原因，没有说出什么新内容。勃烈日涅夫还说：

　　“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通过的路线和纲领都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我们建议，只要你们方面准备好，我们就举行两国高级会谈，以便就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恢复苏共和中共、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信任，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

　　周恩来说：

　　“我们将会把你们的意见报告中共中央。这次我们没有能够更广泛地讨论问题，但是正如我们昨天说过的，我们的门是敞开着的。为了使我们两党协商的门开着，为了能够创造良好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建立团结共同对敌的愿望，我希望不要在创造新的气氛中又来一个障碍。”

　　11月12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由刘少奇等人按照毛泽东11月7日批语起草的《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全文如下：

　　湖南省委并告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委、党组，军委总政：

　　湖南省委11月1日来电和省人委、省贫协筹委会关于在3种地区一切权力归贫协的通知（草案）均悉。中央同意湖南省委的意见并同意这个通知草案。望湖南省委照此办理。

　　现将湖南省委来件转发各地，各地亦可参照湖南省委意见酌情办理。现在大多数省、区还没有组织起各级贫协，但有些农村已经组织了贫协。在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地区，如果发现有的地方基层干部躺倒不干，以抵抗运动；有的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所掌握；有的地方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或新资产阶级分子所掌握；以上3种情况，在查明确实后，经工作队批准，都可以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没有贫协组织的地方，也可以由工作队组织贫协，取而代之。

　　中央 1964年11月12日

　　11月13日，周恩来与贺龙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要离开苏联回国。柯西金与周恩来同乘一辆车，到机场为中国代表团送行。他对周恩来说：

　　“我们和赫鲁晓夫还是有些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呢？”

　　周恩来略带嘲讽地说：

　　“请问，你们的区别何在？”

　　“这个……”

　　柯西金似有难言之隐。周恩来见他如此，也就不再追问下去了。

　　周恩来等人乘坐的飞机在北京东郊机场降落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领导人和在京的全体政治委员到机场迎接，并留下了一张流传极广的照片。这张照片表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彻底破裂了。

　　11月1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问题的批示》：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党委，总政治部：

　　现将江苏省委《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的规划（草案）》转发给你们。

　　15年来，我国教育工作的情况是：一、在解放全国的时候，把原有的学校和师资接收下来，除了改掉国民党的“党义”课，和取消“训导制度”以外，其它不动。这是对的。二、1952年起，进行了院系调整，工作中有些缺点和错误，但是基本上还是对的。三、1953年起，照抄苏联凯洛夫教育学，进行“教育改革”。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教育了。实际上还是资产阶级教育。这是走了弯路，犯了错误。四、1958年，即在建国以后9年，我们才真正认识了社会主义的教育与资产阶级教育的根本的不同所在，才真正开始了教育改革，真正在教育思想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即“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五、今年，中央提出“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在教育工作中，全日制小学还要发展，全日制的中学和高等学校不再发展了；以后，国家的教育经费，除了维持这些全日制的学校以外，新增加的主要用来办理或者津贴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中等和高等学校，这样来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消灭文盲，培养又能做体力劳动又能做脑力劳动的新人，大大发展生产，和根本消灭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为将来完全消灭三个差别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做准备。

　　1958年教育改革，各地办了很多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1959年以后，由于经济困难，同时由于对这种新型学校的意义估计不足，全党全民都没有经验，认识上不是彻底清楚，因此，许多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大批垮台了，或者取消了，或者改为全日制学校了。只剩下少数坚持下来。这些坚持下来的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虽然数量是小的，但是它们代表了我们今后教育的发展方向，因而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江苏省委对于发展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提出了规划，提出了办法，这是很好的。希望各省、市、自治区，也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自己的规划，报告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高等教育部。规划要切实可行，不要一哄而起，避免1958年所犯的错误和缺点。

　　同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对于1958年以来坚持办下来的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集中力量做一些典型调查，调查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或者缩小成绩，有问题，有困难，不要避而不谈。这种调查，还要经过核实，真正可靠。调查材料，并应与全日制的同级学校对比。这种调查，请省、市、自治区有计划地进行，把你们的调查计划和进展情况报告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高等教育部。调查结束并核实之后，也分送中央宣传部、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我们已经办了6年，应该总结出经验来了。这种经验，对于今后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对于说服全党和全体人民，对于说服教育工作人员，对于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学的理论，都是非常重要的。请抓紧调查和整理。

　　中央 1964年11月17日

　　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中苏论战画上了句号。

　　本传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原来的计划还要写十评的，因赫鲁晓夫突然下台，遂作罢。毛泽东在一次会议说，对赫鲁晓夫下台，我们也要写一篇文章，不是批评苏共新领导，而是讲赫鲁晓夫犯了种种错误，做了种种坏事，导致他下台，说明他的路线破产了。陈伯达向《红旗》杂志国际组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由国际组两位编辑执笔起草文稿，稿子写出后，由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审定，将题目定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后来发表在11月21日《红旗》杂志第21-22期合刊上。

　　11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作汇报，他不无讥讽地对刘少奇说：

　　“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对于毛泽东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刘少奇并无思想准备，只得说：

　　“我搞不来这么多，‘四清’我管，‘五反’富治、彭真多管，经济工作由小平、总理管。”

　　毛泽东说：

　　“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他们这些人很忙，否则哪个也统不起来。”

　　据陈伯达在几十年后回忆说：“从1964年10月以后，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为首的领导集团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但是他找不到一个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好办法。那时全国人民都在学毛著，他准备出他的选集的第五卷，里面准备选几篇历史上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主要是批判刘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对我说：‘摔几颗炸弹看看，证明我和皇帝不是一样的，历史上就不是一样的。我和刘少奇是同路人，而不是志同道合的战友。’”

　　1964年12月2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词稿承您看了，改了，并送《诗刊》（现因停刊改送《人民文学》），这是对我极大的鼓励，非常感激。康生同志告，您说词句有些晦涩，我完全同意，并一定努力改进。3首词结句的修改对我是很大的教育。”

　　原来，胡乔木自长期休养以来，无所事事，在1964年10月间，突然对旧体诗词产生了兴趣，写下了第一首《六州歌头·国庆》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据他自己说：“试写旧体诗词，坦白地说，是出于一时的风尚”。这一时的“风尚”，自然是来自于毛泽东。他把最初写的词稿抄呈给毛泽东，请毛泽东修改一下。此时的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尽管已经在四清运动的方针与对象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但他还是忙里偷闲地作了一些修改。自此以后，与毛泽东久违了的胡乔木，又重新和毛泽东恢复了“热线”联系，他先后在1964年12月20日、27日、28日，频频致函毛泽东，谈论改诗词的问题。这是他自请长假病休以来，从未有过的与毛泽东的频繁联系：词稿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改后送回；胡乔木再改再送；毛泽东又改后发还……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地修修改改，有一个人看不下去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江青。江青毫不客气地对胡乔木说：

　　“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要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

　　这句话无疑是对胡乔木浇了一盆冷水，使这位被毛泽东曾经称之为“一介书生”的胡乔木大为恼火！江青哪里知道，她已经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胡乔木又是填词又是请毛泽东帮忙改词，这说明他头脑清醒，精力充沛，已经具备了写作条件，完全可以回到毛泽东的秘书岗位上了。这一明显的信息，毛泽东不可能不明白。后来胡乔木的《词十六首》在1965年元旦同时刊登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这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显然是胡乔木重返政治核心的信号。可是，胡乔木却始终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再一次召唤。其中的原因，胡乔木肯定是心知肚明。读者诸君看了本传前后叙述的诸多故事，自然也是不难明白的。当然，胡乔木在多少年后又一次时来运转，成了邓小平的座上宾，那倒是毛泽东不曾料到的事情了。尽管如此，胡乔木后来在谈到他的《词十六首》时，还是说：“都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发表的。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经他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铁被点化成了金，但是整篇仍然显出自己在诗艺上的幼稚。”

　　再说1964年12月5日，毛泽东在谢富治的蹲点报告上作了批注并写了一个批语。

　　原来，谢富治在11月15日写了一份题目为《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种种》的蹲点报告。他在报告中说该厂存在4个严重问题，并列举了“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的八种表现”，诸如“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科学试验，为名为利”等等。

　　毛泽东在谢富治这个报告中提到的该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根子“和来自上边的影响也不无关系”这句话后面，批注道：

　　“不是不无关系，而是主要根源。”

　　毛泽东又在批语中写道：

　　“此件是否可以转发中央各部委、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领导同志看看，请酌定。”

　　“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而要这样做，必须派政治上很强的工作队分期分批去做。谢富治同志这个报告很可一看。”

　　12月12日，毛泽东在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12月7日送审的《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上批示道：

　　“此件已阅，写的可以，是好的。但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燥乏味，则是缺点。望你们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血有皮有毛的东西出来。要有逻辑有论证。否则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有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

　　12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又在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12月4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搞社教蹲点情况给薄一波的信中和陈正人11月25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一个多月的蹲点情况报告中作了批注。

　　他在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中作的两处批注是：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他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上作的批注是：

　　“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12月13日，周恩来将准备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做了不少批改，并在其中加写了这样两段文字：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100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它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此时想到北京大学一些人骂他在莫斯科会议上讲的“东风压倒西风”是伟大的空话；咒骂大跃进是“吹牛的骗子”，“困难不但不会克服，反而越来越多，其严重性也日益增大”；咒骂反苏斗争是“想做霸主，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他接着写道：

　　“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经过15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毛泽东还把报告稿上“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一句，改写成：“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和超过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

　　欲知毛泽东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能否实现，请继续往下看吧！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第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写的两段文字，既富于哲理，又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雄辩地说明了人类社会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规律，说明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及15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这些不同寻常的话语，特别是第二段中那几个排比句，读起来不但如行云流水，朗朗上口，而且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毛公卓越的驾驭文字能力，不止是他同时代的笔杆子无人能及，就连那些所谓的文学大家们，也都相形见绌！

　　电子版咨询微信:   qunfeiyang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