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四版 第八卷 乱云飞渡 第39章

　　第39章

　　“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革命继

　　续下去，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一种可能是青年人否定革命而干坏

　　事，同帝国主义讲和，让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回到大陆，站到国

　　内仍然存在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边去。”

　　话说1964年12月15日下午，毛泽东根据11月25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利用各地主要负责人来京参加人大会议的机会，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刘少奇就各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他说：

　　“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提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就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说：

　　“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产阶级。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少奇说：

　　“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毛泽东淡淡地说：

　　“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刘少奇说：

　　“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

　　“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不会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吧？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刘少奇提出对“四清”中农民自己报出来的隐瞒土地，要不要增加征购的问题。毛泽东说：

　　“不能征购。要到5年之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增加一点。”

　　周恩来插话说：

　　“整个社教时期都不要征。”

　　毛泽东说：

　　“粮食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呀。”

　　刘少奇又提出了其它一些问题，尔后说：

　　“就是这些问题，我也提不出什么。其余的都是你们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点。”

　　毛泽东说：

　　“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讨论。有话就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

　　从16日到19日，中央工作会议都是每天上午讨论，下午召开全体会议。

　　12月20日中午12时，毛泽东来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他同朱德、周恩来等已经到场的一些人谈笑风生。在谈到孙中山时，他说：

　　“特别要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骨头很少，水分很多。孙中山晚年没有知识了。他是个讲演家，煽动家，讲得慷慨激昂，博得给他鼓掌。我听过他的讲演，也跟他谈过话。他是不准人驳的，提不得意见的。实际上他的话水很多，油很少。”“他一进场，全场都要站起来的，叫孙先生。没有民主，亦无知识，他的无知识达到此种程度：他给右派解释共产主义时，画了一个太极图，里面画了一个小圈，写上共产主义，外面又画了个圈，写上社会主义，最后外面又画了个大圈，写上民生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包括在我们的三民主义里头。总司令，你是最不佩服他的。湖南有个缅云山，你认得吗？他开始说，孙文没有学问，叫孙大炮，不如黄克强有学问，黄先生好，因为黄是秀才，能写一手苏东坡的字。后来他一到广东，见了孙中山，回来后一下大变了，说，‘可了不起，孙先生！’”

　　毛泽东又谈到了余秋里，他说：

　　“余秋里做计委副主任不行吗？他只是一个猛将、闯将吗？石油部也有计划工作嘛！是要他带个新作风去。”

　　周恩来插话说：

　　“去冲破一潭死水。”

　　提到《人民日报》，毛泽东说：

　　“现在《人民日报》有看头了，编者按也写得好。大白菜也上了头条，很好。”

　　他说的“大白菜也上了头条”，是指《人民日报》12月5日在头版用大半个版的篇幅报道的北京市干部参加运销大白菜的消息，这个消息还配发了短评，刊登了社员的来信，很有些声势，是副总编辑安岗与北京市记者站的记者共同组织的。毛泽东又说：

　　“要继续努力。《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有些短的、生动活泼的、思想性强的内容，要学习。”

　　他正在高谈阔论，刘少奇进来了。他要刘少奇主持会议，刘少奇执意不肯。毛泽东说：

　　“你开讲，你挂帅。你不讲，我们散会。”

　　刘少奇不再推辞，于是重提12月15日下午他已经说过而还没有经过会议讨论的老问题，他说：

　　“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

　　“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命。”“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

　　刘少奇说：

　　“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说：

　　“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还是坚持把话题绕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上，他说：

　　“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广东是老早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也看到了，我没有转发。这个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看这个语言怎么讲法？”

　　毛泽东没有理会，继续说道：

　　“他在那里记工分，搞会计，5大领袖嘛，5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的？”

　　刘少奇也是只管说自己的问题，他说：

　　“陶铸同志那个文件开始提出就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也有人不赞成，我听到了这个反映。”

　　毛泽东说：

　　“不要管下层，只管‘5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刘少奇见毛泽东如此明确地表了态，也只好表示赞成了，他说：

　　“不提阶层，不提富裕农民阶层，特权阶层。就是有这么一些在农村里面掌权的人，反群众，剥削群众，压迫群众。”

　　接下来，大家开始分析这部分掌权人的情况及处理办法。毛泽东说：

　　“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10%。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20%，7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100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100块钱到150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80%。”

　　邓小平插话说：

　　“这次运动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争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

　　毛泽东把话题转移到“四清”的概念上，他说：

　　“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

　　他还特意嘱咐大家说：

　　“现在不要把这个气候传下去，现在还是反右。至少还要搞到明年什么时候，1月、2月、3月、4月、5月，再搞5个月。你们掌握气候。一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二不可泼冷水，撑那个四不清干部的腰。”

　　刘少奇见毛泽东说完了，就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他说：

　　“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

　　陶铸当即表示赞成。毛泽东则冷冷地说：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彭真插话说：

　　“总的提法，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还是我们七届二中全会提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间，是四不清、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主要整干部。整个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这个整个的提法和这次运动的提法要分一下。这也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一种形式。”

　　毛泽东接过话题说：

　　“一个新生，一个漏划，一个坏掉，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4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4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

　　刘少奇还是抓住“主要矛盾”问题不放，他坚持说：

　　“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它的。”

　　李葆华问道：

　　“矛盾的性质是什么？”

　　刘少奇说：

　　“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当即反问：

　　“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也反唇相讥：

　　“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毫不让步，他说：

　　“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刘少奇依然坚持他的观点，说：

　　“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会议一直开到下午4时，毛泽东没有再和刘少奇继续争论下去，但事情还远远没有完。请诸君耐心往下看。

　　12月21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经毛泽东批改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说：

　　“这一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亿零600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13亿8900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1700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报告》中还说：

　　“我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巨大成就，自力更生地进行建设的力量的增强，充分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我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的伟大力量，证明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

　　周恩来为了进一步贯彻毛泽东“工业学大庆”的指示，在会议上再次总结了大庆油田的典型经验，并号召全国向他们学习。

　　周恩来曾先后3次到大庆，肯定了大庆人靠“两论”（毛泽的《矛盾论》、《实践论》）起家的经验，提出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建设大庆矿区的方针。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称赞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生产的先进典型”。他把大寨的基本经验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全世界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4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12月2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接见了参加亚非文学座谈会的许多国家作家代表团的代表。

　　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周岁生日，他要在晚上请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全国劳动模范陈永贵、大庆“铁人”王进喜、回乡知识青年代表董加耕、邢燕子及钱学森等部分科学家、部分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少数中央部门部长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吃饭。为此，他亲自拟定了名单，并安排钱学森和陈永贵、王进喜、邢燕子、董加耕，还有陶铸和曾志夫妇、罗瑞卿、谢富治和汪东兴，跟他坐在一桌，而江青和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胡耀邦及各大区书记等人，则分坐另外两桌。

　　晚饭前，毛泽东一到场就说：

　　“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他还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了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整个席间鸦雀无声。

　　毛泽东说完了，就来到自己的位置上，紧紧握住陈永贵的手说：

　　“永贵好啊！”

　　他又挨个和客人握手问好，并询问了陈永贵、王进喜、邢燕子、董加耕等人的情况，还说：

　　“像大学里那些书，越读越蠢。《三侠五义》、《聊斋志异》等等，越读越蠢。我的孩子就是的，一个已经下农村了。今天我没有请他们吃饭，他们不够资格。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

　　说罢，点上一支烟，望着陈永贵和钱学森，又说：

　　“搞建设，农业是个拳头，国防是个拳头。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车，这很好。”

　　席间，毛泽东见陈永贵很少动筷子，就热情地说：

　　“永贵，吃菜，吃菜嘛！”

　　他随手为陈永贵夹了一筷子，招呼道：

　　“这个菜好，吃这个。永贵同志别客气！”

　　毛泽东知道陈永贵已50岁，便风趣地说：

　　“五十知天命喽！搞出一个大寨很好。”

　　据参加宴会的曾志回忆说：“吃饭过程中，主席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时间久远了，我已记不全主席谈话的内容，但有句很厉害的话我却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做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刘少奇。”

　　12月27日上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印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十七条》：运动性质，统一提法，工作方法，抓全面，时间，宣布对隐瞒土地的政策，财贸部门的工作要同“四清”运动相结合，工作队队员，集团问题，给出路，“四清”要落在建设上，生产队规模，基层干部任期，监督问题，四大民主，工作态度。最后一条是讲以上各条原则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

　　文件第一条关于运动的性质，并列举了几种提法：一、“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文件认为，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并且强调：“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召开全体会议。朱德发言后，陈伯达对《十七条》作了一些说明，他说：

　　“这个文件是常委会的讨论意见，主要是记录了主席的意见，吸收了大家的讨论意见。为了突出主席的思想，具体的部署没有写上。主席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总结，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哪个时代没有？党内外矛盾交叉，党内有党，国民党也有这个问题。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也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要概括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

　　毛泽东插话说：

　　“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董必武在发言中说，文件规定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好。毛泽东插话说：

　　“现在15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

　　陆定一在发言中讲了文化革命问题。毛泽东插话说：

　　“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联合专政。”

　　他在批评文化部时还点出了文化部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在会议将要结束时，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他说：

　　“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见毛泽东一直批评他的工作，本来就接受不了，再一听毛泽东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就再也听不进去了。他立即打断毛泽东的话，反驳说：

　　“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你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还有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

　　刘少奇越说越生气，他质问毛泽东：

　　“你说，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见刘少奇已经撕破了面皮，非常气愤，便说：

　　“煤炭部长张霖之就是！”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张霖之是一位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自1957年以来，他就一直是煤炭部长。在五十年代，煤炭部对煤矿的安全生产一直不够重视，大、小煤矿经常发生矿难。一个矿难，就几十、上百个地死人。”“从每天的群众来信中也常有矿难家属写来的血泪控诉。我和同事们看了都心酸落泪。”“为了强调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中央还在中南海瀛台举办了一个煤矿安全生产的展览。毛主席也去看了。在展会上，他千叮万嘱一定要保证煤矿的安全生产。”“毛主席多次批示文件，要求煤炭部认真解决安全生产问题。他还找来管经济的领导同志一起谈话，多次讲到要注意工人的安全，特别要注意煤矿生产的安全。要安全第一，宁可少生产点，也要保证安全。”“毛主席也多次找张霖之，要他解决这个安全生产的问题。说你们宁可把危险大的煤矿停产，也不能死人。还说，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老百姓死了，你怎么为他服务？一个工人死了，他的家就完了。可是张霖之回去后，矿难依然是接二连三发生，似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而在3年困难时期，反映煤炭部领导和煤矿领导特殊化、多吃多占国家对煤矿工人特别照顾的证物的信件也很多。这些信件反映的问题也大都报送给了毛主席。对煤炭部的这些种种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毛主席震怒了，说张霖之是不顾人民死活的‘死官僚’。为了矿难的事情，毛主席还批评过总理。文革中，江青在文革小组会上提出批判张霖之的时候，总理也说，这个张霖之是怎么搞的？尽管国家的外汇那么紧张，但中央还是批了许多外汇给他，让他去进口安全设备，可怎么还是出那么多事？”“尽管毛主席那时就已经点了张霖之的名，可他却还是稳稳地坐在煤炭部长的位子上。文革开始以后，他又跟着刘少奇搞资反路线。各地煤矿、矿业学院的学生和煤炭部的群众给他贴了大宇报，他就整学生，狠整给他提意见的工人、干部。只要是给他贴大字报的，他就认为是右派，把人家给抓起来。刘少奇要‘抓游鱼，反干扰’，他在矿业学院搞的也叫‘抓游鱼、反干扰’，但到了煤炭部搞的就是‘抓反党分子、野心家’了，说这些人想利用群众的不满，利用群众运动，篡夺党的权力。文革运动中，我们还收到不少煤炭部群众的来信，讲张霖之怎么大吃大喝，从大跃进时候开始，就一直是这样。而且喝酒很厉害，喝的都是最名贵的酒。更严重的是，一个煤炭部党组的成员来信揭发，张霖之在酒后竟谩骂毛主席是秦始皇，专制独裁。他骂主席，可能与毛、刘争执时，主席点了他的名有关系。”

　　后来在1967年1月22日，张霖之在被群众批斗后上吊自杀了。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动员群众斗争张霖之的是总理、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决定的，也是他们指定我去讲话的。”“当时法医的验尸报告都在，他的皮下伤并不致死，他确实是上吊自杀的。”

　　再说毛泽东在12月27日下午的会议结束后回到家中，心情依然不能平静，一首古诗突然跃出脑海。他以沉重的声调吟诵道：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这是他在几十年前很喜欢的一首古诗，诵罢，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是何时何人所作，于是便在次日凌晨提笔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

　　田家英同志：

　　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读过的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

　　三垂冈一诗：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诗歌颂李克用父子。

　　毛泽东1964年12月28日凌晨，

　　写罢，他吩咐值班卫士将信送与田家英；又拿过3张印有红线竖格的宣纸，笔走龙蛇，一气呵成，挥洒出了一幅令不少书法家拍案叫绝的毛体书法作品——《三垂冈》。

　　大凡有较高文化素养、有诗词功底的人，在愉悦或激愤或悲痛的状态下，每每有相应的警句、格言会不期而至地浮现在脑海，于是便低吟浅唱，或奋笔疾书。历史上的一些书法杰作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便是最好的证明。毛泽东的《三垂冈》也属于这一类书作。这类书品淳朴厚重，浑然天成，绝没有那些风月派乃至当今学院派的矫揉造作且自以为高明的小家子气。

　　毛泽东诵诗中“朱梁”的朱，是指在五代初期建立后梁的朱温。此人乃唐末黄巢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中的无耻叛徒。毛泽东在批《旧五代史·梁书·太祖本纪》时曾这样写道：“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而他在批《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时则写道：“生子当如李亚子”。李亚子就是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的小名。

　　经田家英找专家查阅，《三垂冈》一诗是出自清朝诗人严遂成的《海珊诗钞》。毛泽东所书有两字与《海珊诗钞》不同，即第4句中的“犹”字在《诗钞》中为“且”，第7句中的“下”字在《诗钞》中为“畔”。但是，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中所引的《三垂冈》一诗，却与毛泽东记忆中的完全一样。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深深地为后来的专家所折服。

　　再说12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继续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他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之后，就《十七条》中的第1条和第16条内容，批评了刘少奇的两个提法，他说：

　　“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作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

　　毛泽东进一步批评说：

　　“这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没有说明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也没有说明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的交叉，也没有说明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和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有。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有。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有。这些都没有说明当前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只有这个提法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提法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走到邪路上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重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对《十七条》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毛泽东见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了，就说：

　　“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还要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3章也看一下，那是讲自由民主的。这里有两个人——”

　　他指着刘少奇、邓小平说：

　　“现在，你们一个不让我来参加会议，一个不让我讲话。”

　　会场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毛泽东所说的“一个不让我参加会议”，是指邓小平曾经以毛泽东身体不好为由，说没有什么重要事，劝他不要参加会议。他所说的“一个不让我讲话”，是指刘少奇在12月27日下午会议上打断了他的话。

　　“这里有两本书——”毛泽东说着，拿出了两本书，摇动着手中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说：“作为党员我有开会权。”

　　他又摇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

　　“作为公民我有发言权。《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100页到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章第1条，这个条文叫第85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87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谁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现在文化部它就只许那些人有出版自由。这个出版机关，我看得整顿一下，许多抓在坏人手里。集会自由，譬如我们现在这个河北厅不是在这里集会吗？这叫集会吧？不算呀？”

　　周恩来插话说，算集会。毛泽东接着说：

　　“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基层党委整顿好，把各级党委也整顿好。这叫结社。游行、示威，早几天我们不是在天安门搞过游行示威吗？那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我是历来赞成对于我们官僚主义者举行游行示威的。”

　　毛泽东最后问大家：

　　“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

　　会议结束后，江青请陶铸、曾志夫妇在人大小礼堂观看《红灯记》。开演前，他们在休息室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

　　“你们的会开完了吗？”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工作会议在12月28日下午印发《十七条》后，就准备结束。而这个发放《十七条》的结束会议，刘少奇等人竟没有通知毛泽东参加。毛泽东听陶铸说会议已经结束了，脸色顿时沉了下来，生气地说：

　　“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

　　他又问陶铸：

　　“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

　　陶铸回答说：

　　“有的已经走了。”

　　毛泽东的火气更大了，转身对汪东兴说：

　　“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12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对全国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说《十七条》“中央正在修改，停止下发，并由各级领导自行将文件销毁”；中央工作会议在1965年元旦后继续召开。

　　12月31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对陈伯达同余秋里谈话记录稿的批语”中写道：

　　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副总理各同志看看。形而上学在我们党内盛行，辩证法抛到九霄云外，连一些大老爷也在所不免。现在应该是想一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毛泽东1964年12月31日

　　1965年1月2日，毛泽东为修改1941年撰写的批判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九篇文章”，将旧书稿印发给谢富治等人征求意见，批语全文如下：

　　此件送谢富治、李井泉、陶铸3同志一阅，请提意见，以便修改。其中关于临时中央不合法的问题，已在1945年“七大”前的中央会议通过的“关于历史问题”上不提了，即承认其是合法的了，这样做于全党有利。其中又提了总理（即周恩来——笔者注）的名字，也应该删掉，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我自己在1941年（可能是这一年的春季，因为文内没有提到欧洲战争）写好，只给弼时、少奇两人看过，自己也忘了。1964年，忽然有人把原稿的照片（在革命历史博物馆找到的）送给我看，我才记起确曾写过此文。

　　毛泽东 1965年1月2日

　　1月3日，第三届全国人大1次会议选举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继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人大这边的会议一结束，刘少奇立马赶去参加毛泽东晚上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1月3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他说：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死开会。有的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15000人，搞一个小县，28万人口，搞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可以去学嘛。”

　　毛泽东讲的这“一个小县”，指的是河北省新城县。他接着说：

　　“我跟前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40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

　　你一个新县城，28万人口，下去15000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28个人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15000人扎根串联，为什么扎根串联！冷冷清清。扎根串联，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种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

　　他扭过脸问刘少奇：

　　“你在安源不就是一个人去的吗？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应该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生产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与会者听毛泽东如此一说，纷纷议论起来。毛泽东待大家平静下来以后，接着说：

　　“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得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要开大会搞斗争。地县社3级开大会搞斗争，而不是读文件。总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联。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太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与会者都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也说：

　　“方法问题很重要，我赞成主席的意见。”

　　1月5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他说：

　　“我听说有6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4个人，没有第5个人嘛。”

　　有人提出文件中关于运动的时间是不是要缩短一些。毛泽东说：

　　“时间问题，全国1967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你还是教育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28万人，总要依靠二十几万人才能搞起来。”

　　宋任穷说，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说：

　　“在人代会上讲得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得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

　　陶铸谈到了当前形势的新特点。毛泽东说：

　　“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2次会议也是这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10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天下午，毛泽东还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找去谈话。他说，人代会上讲得一片光明，党内开会一片黑暗。过去看不到蚂蚁（指阶级斗争），现在又说满地是蚂蚁。他还谈到了打歼灭战的问题，认为一个地方集中的工作队员太多了，并强调要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要允许人家革命，在这个地方不行，可以到别的地方去革命。

　　关于“四清”运动，《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正是针对当时已在上层领导及一些干部中出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针对一些上层领导与干部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腐化变质，演变成特权官僚阶级的倾向，毛主席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很清楚的，重点就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刘少奇在具体指导这场运动的时候，又把它改变成了整肃下面广大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所谓解决‘四清与四不清’矛盾的运动了。由此，刘少奇与毛主席在政治上产生了重大的分歧。”

　　1月6日，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们陆续来到北京，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在1月3日和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两次讲话在各小组进行传达。尔后，各小组讨论《十七条》，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修改。

　　1月9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了斯诺。

　　斯诺是在1964年10月8日来到中国的，他首先和周恩来谈了话，然后就到中国各地参观访问。斯诺在参观中看到中国在3年自然灾害后经济好转得这样快，感到很惊奇。见到毛泽东后，斯诺首先请求毛泽东准许他把这次采访的全过程拍成电视记录片。他由衷地对毛泽东说：

　　“好多年前，我请你把你的生平告诉我。开始你反对，我争论说，让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知道你是怎样的人，是什么力量推动你工作，这是有用处的。如今又有谣言说你病得很重，如果在屏幕上向全世界戳穿这些谣言是极大的夸张，那不是很好吗？”

　　毛泽东带着苦笑回答说：

　　“关于这个，可能是有些怀疑吧。我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

　　经毛泽东同意后，进来了一位摄影记者，开始拍摄斯诺采访毛泽东的全过程。这次会见和往常一样，毛泽东一边抽着烟，一边回答斯诺提出的各种问题，两个人无拘无束，海阔天空，气氛相当轻松活跃。斯诺首先谈到了中国革命对他的影响，他说：

　　“我22岁到中国，我的主要的政治教育是在中国得到的。”

　　毛泽东问：

　　“那是什么时候？”

　　斯诺回答说：

　　“1936年。最集中的是和主席一起的5个月。那时在保安的时间太短，不过那次旅行在很大方面改变了我的生活。那几个月比我在俄国当战地记者的两年半学到的还要多。”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

　　“可能这是真的，你在中国比较自由些。”

　　斯诺说：

　　“我认为我能认识你，是极大的荣幸，也为我个人带来许多好处，我也希望我能把你的思想转告别人。我真心觉得你的成就是伟大的，当然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但总之做了许多伟大的事情。你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环境。很多人发生疑问，在比较安逸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将做出些什么来。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

　　毛泽东答道：

　　“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革命继续下去，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一种可能是青年人否定革命而干坏事，同帝国主义讲和，让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回到大陆，站到国内仍然存在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边去，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情要由将来的后代去决定。今天的青年和未来的青年，将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价革命工作。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如同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要聪明、要好一些。”

　　斯诺说：

　　“主席一面搞革命，一面给许多教授提供了职业，现在可能很多人成为‘毛学’专家。”

　　毛泽东说：

　　“中国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写了一部著作，叫《老子》，后来注解《老子》的在100家以上。现在我的这些东西，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1000年以后大概会显得可笑吧。”

　　斯诺说：

　　“1000年是很长的时间。”

　　毛泽东说：

　　“今后的1000年比过去的1000年可能变化大。”

　　斯诺说：

　　“深入的技术革命，征服宇宙空间。但我相信主席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出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

　　毛泽东说：

　　“你可能讲得过分了，我自己都不相信。”

　　斯诺说：

　　“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人物像主席经历过这么多的变革，从开始作为一个学生，到参加革命，到革命完成，并成为历史学家、哲学家。”

　　毛泽东说：

　　“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看几十年后怎么看了。在一些人看来，我是坏人是定了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不赞成我，包括蒋介石不赞成我。他不赞成我，我也不赞成他。这就要发生争论，有时要写文章，有时要动武。”

　　斯诺问：

　　“主席还是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

　　毛泽东说：

　　“我不过讲讲而已，真打起来会死人的。但是最后它是要被消灭的，那时就变成纸老虎了，它没有了嘛！”

　　斯诺说：

　　“现在一分为二，二分为四，每个国家都要有自己的原子弹。”

　　毛泽东说：

　　“就是不许可中国有原子弹。中国并不想要一大堆原子弹，既然未必有哪一个国家敢于使用原子弹，它们实在是毫无用处的。为了进行科学实验，有几颗也就够用了。中国手里连一颗原子弹都不想要。事实证明，到处兴风作浪的不是‘竹幕’后面的中国人嘛！正是那些反对中国的帝国主义自己。说中国掌握了原子弹就是给世界带来灾难是不公平的。你也看到了，中国可没有拿着那个东西到处吓唬人，倒是那些对我不放心的人，在到处搞核威慑。什么‘大规模报复战略’呀，‘灵活反应战略’呀，都是用原子弹、氢弹威胁世界和平。美国人就没有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承诺了，从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第一天就承诺了。中国的这个政策，是不会变的。”

　　斯诺谈到了赫鲁晓夫，毛泽东说：

　　“我们这里赫鲁晓夫的照片没有多少，书店里照样有赫鲁晓夫的书。世界没有赫鲁晓夫还行！赫鲁晓夫阴魂不散，他这种人总是有的。”

　　斯诺问：

　　“现在的苏共新领导能不能说是三七开，七分是对的？”

　　毛泽东说：

　　“苏共现在的领导？这很难说，我不讲这个话。外面讲他们要搞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斯诺又问：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关系有什么改进？”

　　毛泽东说：

　　“可能有点，但是不多，使我们丧失了一个写文章批评的对象。”

　　斯诺说：

　　“在苏联有人说中国有个人迷信。”

　　毛泽东说：

　　“恐怕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有的，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

　　斯诺将话题一转，谈到了中美关系，他说：

　　“在过去的15年中，由于历史的原因，中美两国、两国人民被分开了，对此我个人自然感到遗憾。今天，悬隔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但是，我自己并不认为这将演变成战争和历史上的大悲剧。”

　　毛泽东说：

　　“这也可能你是对的。中国这个地方，美国军队来可以，不来也可以。来了没有什么很大搞头，我们不会让美国军队得到好处。因为这点，也许他们就不来了。我们不会打到美国去，这我已经说了，你们可以放心。”

　　斯诺问：

　　“在现在的情况下，你认为中美关系有改善的希望吗？”

　　毛泽东说：

　　“是的，我看有希望。但这需要时间。要等候，总会有这么一天，历史的力量一定会再次把两国人民联结起来。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按照辩证法，生命总是有限的。”

　　斯诺说：

　　“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

　　毛泽东说：

　　“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好多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有打到我。”

　　斯诺说：

　　“希望在我走之前，请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

　　毛泽东说：

　　“祝他们进步。如果我说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

　　斯诺说：

　　“主席的话非常好，特别是同前面的话联系起来，就是中国不会打出去，中国在忙于自己的事。我本人看到了这一点。”

　　毛泽东强调说：

　　“美国人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交谈已经进行了4个小时，毛泽东说着说着半闭上眼睛，声音慢慢低了下来。斯诺见他有点累了，就说：

　　“我从来没有会见过约翰逊总统。但这次我回去，他可能找人让我去见他一次。如果你有任何特别信息给他，我也许能够转交给他。你有愿意对他说的话吗？”

　　毛泽东说：

　　“没有。美国人的手伸到全世界，我们早已提过要他们收回去一点，他们照例不听。”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和斯诺一起共进了晚餐。斯诺起身告辞时，毛泽东一直把他送出人民大会堂门口。在大门附近，没有卫士。毛泽东在零度下的夜晚没有穿大衣，不顾斯诺的反对，又要送斯诺去乘汽车。到了汽车跟前，毛泽东跟斯诺握手，要斯诺多保重，他说：

　　“天有不测风云。”

　　眼看着斯诺上了车，毛泽东还独自在那里站了片刻，以传统方式向斯诺挥手告别。直到斯诺乘坐的汽车开动后，他才转身回去。

　　1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会见斯诺的大幅照片。毛泽东在1960年会见斯诺后，中国的新闻机构没有进行任何报道，这一次斯诺被《人民日报》的新闻介绍为《西行漫记》的作者。

　　斯诺于1月19日离开中国后，2月17日在巴黎的《新直言》周刊、东京的《朝日新闻》上刊登了他同毛泽东的谈话。英、德、意等国的报刊相继转载，唯独美国各大报未予登载。回到美国后，斯诺把这次在中国整个采访过程中拍摄的电影记录片命名为：《人类的四分之一》，充分地介绍了新中国在各方面的伟大成就，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又经过多方努力，始得和约翰逊见面，但这位美国总统傲慢地应付了几句，便让送客。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估计是十分准确的。

　　欲知中美关系后来如何发展，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5年1月9日接见斯诺时候的心态，完全是一种大决战前夕的状态。斯诺没有也不可能猜想到。在1960年和这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都做出了准备与美国政府接触的暗示。很遗憾，美国政要人员没有也不可能理解他这种特有的处事方式。

　　另：关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历来评论者众说纷纭。读者不妨看一看斯诺是怎样评价这个问题的。斯诺曾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现在，人们说，刘和毛从一开始就代表着‘两条路线’。毫无疑问，‘两条路线’是存在的。据毛说，在党由两个人领导的四、五十年里，也存在这样的情况，‘非对抗性矛盾（逐步）变成了对抗性矛盾’（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个人争权的斗争吗？人情的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观政治现实分开的。但是，毫无疑问，毛和刘之间的冲突首先是由于，两个人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方法和目标的考虑，在实质上是不相同的。”斯诺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历来是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一边，始终能够客观地观察和报道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发展。而他对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判断，即“两个人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方法和目标”，也就是对于革命的路线和道路“的考虑，在实质上是不相同的”这一评论，不是比一些中国人更客观一些吗？

　　电子版咨询微信:  qunfeiyang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