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运两条路线斗争史（25）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斗争

　　斯大林领导全党粉碎了托派的猖狂进攻，保卫了列宁主义，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一九二五年苏联国民经济基本上恢复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苏联经济建设的胜利引起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极大恐惧。

　　国际资产阶级企图用经济上的封锁和政治上的孤立来扼杀苏联。国内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乘机捣乱。面对这种情况，布尔什维克党信心百倍地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中宣布：“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竭尽全力去建设社会主义并确信只要能够保卫住国家，不使任何复辟得逞，那么这种建设就可能而且也必将取得胜利。”这就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胜利的理论作为党的政治路线确立下来。

　　但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总代表托洛茨基却再一次跳出来，重新抛出反动的“不断革命”论来对抗党的革命路线。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则声言，苏联因技术上经济上落后而不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这样，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就在否定社会主义可能在苏联胜利的孟什维克观点上结合起来。

　　十四次代表会议之后，他们把党的决议置之不顾，继续坚持和散布他们的错误观点，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的路线。

　　为了粉碎托派的猖狂进攻，捍卫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斯大林写了一系列的著作，如《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问题和答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和《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等，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批判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否在一国胜利的问题。

　　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一个国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只能等到欧洲其他国家发生革命时同时取得胜利。他说：“德国不发生革命，俄国或英国就不能发生革命，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见《和平纲领》）。

　　他还狡猾地把这种观点胡诌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斯大林批判这种谬论时指出，托洛茨基是“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勾当（《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问》，《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20页）。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还不突出，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突破的种种条件，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曾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同时取得胜利，这是正确的。

　　到了帝国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加剧烈，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往往能够迅速赶上和超过老资本主义国家，进而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重新瓜分世界，争夺霸权，导致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深，并必然引起帝国主义战争。

　　这种战争又必然使它们互相削弱，从而造成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处在这个环节上的国家，如果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并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便可能首先在这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有可能首先在个别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

　　托派为了给自己的理论作辩护，还硬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比帝国主义时期更为剧烈。那时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取得胜利尚且不可能，到了帝国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减弱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胜利当然灭是不可能的。

　　因此托洛茨基编造出一个谎言，说什么“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是完全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见《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

　　斯大林一针见血地指出：托派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们不了解前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全部差别，不了解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和意义，把帝国主义国家发展水平的均衡趋势与发展速度的不平衡对立起来，因而认为发展水平的均衡趋势会导致帝国主义的和平相处，不会爆发战争，这就滚到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立场上去了。

　　第二，关于技术、经济落后的苏联能不能依靠本国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托派分子不仅一般地反对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而且顽固地坚持其反动观点，即认为技术上、经济上落后的苏联，如果得不到经济发达国家的援助，决不可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说：“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6第326页）。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见《我们的革命》）。

　　斯大林尖锐地指出：“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依赖‘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欧洲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内不能夺取政权，那怎么办呢？能不能无限期地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让我国革命开空车呢？能不能指望我国资产阶级也同意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放弃其反对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活动和斗争呢？从托洛茨基这个公式中产生出来的前途，岂不是在西方革命不能迅速胜利的时候，我们党就还步地把自己的阵地让给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然后放弃政权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08页）。

　　斯大林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强大的工农联盟，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做基础，我们就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他进一步指出，各国人民援助苏联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托派分子的错误是，他们只把取得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的国家援助看作是援助，“不了解西方工人和东方农民给予我国革命的精神援助的不可估量的意义”（《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5页）。

　　第三，关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内部条件问题。

　　托洛茨基分子之所以顽固地坚持技术上、经济上落后的苏联不可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否认农民的革命作用，否认工农联盟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定力量和内部条件。他胡说小私有者的农民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因此，在无产阶级占少数的苏联要建设社会主义，就会由于没有同盟军而陷于失败。

　　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的观点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并且充分论述了工农联盟的可能性。由于资本主义道路使绝大多数农民贫困破产，而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的生活普遍不断提高，因此劳动人民乐意跟无产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无产阶级也能够吸引劳动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内部条件。

　　斯大林还指出，托洛茨基的错误是，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内部力量，不相信农民的革命性，不相信无产阶级有力量领导农民，不相信工农联盟。而工农联盟问题正是在经济不发达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问题。

　　托派分子还荒谬地把一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混为一谈。说什么只有世界革命的胜利，才能拯救苏联，否则“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4页）。

　　他们攻击社会主义能够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有“民族狭隘性的气味”。针对托派的谬论，斯大林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内外矛盾，阐明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的两个方面，即国内任务与国际任务的辩证关系。

　　他指出，在一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可能的，这是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结成工农联盟，能够依靠国内力量战胜本国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但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因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生活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帝国主义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扼杀社会主义，进行武装颠覆等反革命活动。因此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就是说必须消灭帝国主义的包围，扫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就必须战胜国际资产阶级。这种矛盾依靠一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是不可能解决的，必须依靠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互相支援，才能取得。

　　因此，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是相互促进互相支援的。这也是每个国家无产阶级的国际任务。

　　斯大林从理论上粉碎了托洛茨基主义，捍卫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的理论，这是苏联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在这场斗争中，托派分子除了从理论上宣扬失败主义和取消主义外，还在工业化问题上向党发起进攻。

　　一九二五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虽然取得重大成就，但苏联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产品占三分之二。工业技术陈旧，尤其是重工业很薄弱。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代表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

　　他指出：“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联共贯彻执行这条（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94页）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将使苏联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强国。

　　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首先结成新反对派，跳出来向党进攻。他们集中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硬说苏联的国营工业不是社会主义的工业，硬说新经济政策是一种单纯的退却，硬说中农不能成为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同盟者等等。他们主张苏联应当是一个农业国，主要出产原料和粮食以输出国外，并从国外输入它自已所不能生产的机器。

　　斯大林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与“新反对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一致否决了“新反对派”分子提出的投降主义路线，通过了国家工业化的路线。大会以后，又粉碎了“新反对派”分子煽动共青团列宁格勒省委拒不服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阴谋活动，并撒销了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的领导职务，击败了“新反对派”的进攻。

　　“新反对派”分子失败之后，围绕工业化问题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托洛茨基又跳出来攻击党的总路线。其实他叫喊的还是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胜利的老调。不过这次是以所谓“世界分工”论出现的。

　　他认为由于世界经济分工，苏联的经济是不能独立的，它“始终处于世界经济控制之下”，所以“如果我们提出任务要在最近时期自力更生制造出全部机器或重要机器”，就是“忽视世界经济中的分工”（见《托格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因此，他极力反对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主张把苏联经济“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合起来”（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17页）。

　　斯大林批判了这种投降主义的谬论。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都需要输出输入，都需要互通有无。社会主义国家和外国虽然有贸易关系，但并不丧失自己的独立性。而托洛茨基“把我国国民经济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把我国经济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19页）。这将使苏联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将丧失独立性，而这正是“资本主义豺狼的梦想，这种梦想是永远不会实现的”（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19页）。

　　托派分子还从极左方面抛出了所谓“超工业化”的主张，他们装出一副激进的样子，叫嚷工业发展太慢了，要求提高工业品出厂价格，对农民实行最大限度的赋税压榨，以便取得“超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

　　这实质上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根子仍然是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对农民采取敌对态度。按照这条路线，必然会造成农民破产、农业崩溃，必然会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推到绝路上去。

　　斯大林尖锐地指出：“超工业化”计划乃是一个破坏工业化基础和分裂工农联盟的阴谋，所以托派分子“口头上是工业化主义者，事实上却是工业化的敌人的帮凶”（《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02页）。

　　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在他们的进攻遭到失败之后，便力图联合起来。为此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场肮脏的政治交易，由互相反对转到互相“赦免”，互相恭维。

　　一九二四年托洛茨基曾指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中所犯的反对武装起义的投降主义错误，把他们称为党内的右派。到了一九二六年七月，托洛茨基却忏悔说，“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09页），并吹捧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党内的左派即革命派。

　　本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写过一大堆小册子，申斥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年发动的对党的进攻，季诺维也夫还说：“谁想现在和托洛茨基联合、和公开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合作来建党，谁就是背弃列宁主义基础”（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31页）。

　　可是，到一九二六年七月季诺维也夫却声明、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三年的反党活动是“正确的”（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08页）。他们还吹捧托洛茨基是真正的列宁主义革命派。这样，一九二六年夏，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结成了一个反党联盟，即所谓托季联盟。

　　斯大林在论及这个联盟时指出：“反对派联盟在手段上的不加选择和在政治上的毫无原则，这是托洛茨基派和‘新反对派’联盟存在的基础”（《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96页）。

　　托季联盟不顾党中央的屡次警告和广大党员的反对，继续在党的基层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他们把锋芒对准了列宁主义的真正捍卫者——斯大林，恶毒攻击斯大林是“庸人”、“独裁者”、“亚细亚的暴君”、“无赖”、“虐待狂”等等。他们反对斯大林是为了反对党的列宁主义路线，是为了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推翻苏维埃的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

　　在反对托派的斗争中斯大林总结了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特点。他指出，反对派的第一个特点就在于“是联合起来的反对派，而不是什么‘简单的’反对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3页）。

　　他们的队伍基本上是以前各色各样反党派别的骨干。反对派的第二个特点是“竭力以‘左的’词句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以‘革命的’口号炫耀自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3页）。

　　反对派的第三个特点是毫无原则性，他们象变色虫一样善变，时而极“左”，时而极右。“由于自己没有一定的原则，往往抱怨别人不了解他们，反对派的首领们实质上代表着‘不被了解的人们’的派别组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3页）。

　　斯大林还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党内矛盾的阶级根源。他指出：“每当阶级斗争发展到转折点的时候，每当斗争尖锐化和困难加重的时候，无产阶级各个阶层间在观点、作风和情绪上的差别，必不可免地表现为党内的某些意见分歧，而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压力必然使这些分歧尖锐化，使这些分歧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斗争来解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2页）

　　斯大林关于党内路线斗争是党的发展规律的论述，教育了广大党员，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党内斗争的主动权，为彻底粉碎反党集团而斗争。

　　托季联盟失败以后，被迫退却。他们要求停止党内争论，实现党内和平；要求不要责备他们，而要搞好共同工作。斯大林及时地揭穿了他们的诡计，指出要中央停止揭露和批评托季联盟的原则错误是办不到的，如果他们愿意停止公开论战，就应当公开承认错误，放弃机会主义路线，解散派别组织。

　　反对派为了欺骗群众，便装死躺下，等待时机，以求一逞。托季联盟的首脑一面向中央递交假检讨，表示今后一定要对党忠诚；另一面却继续秘密地保持他们的联盟，并在党羽中征收党费，散布政纲，私建印刷所。

　　一九二七年，托季联盟经过准备以后，又炮制了一个新的反列宁主义政纲，即所谓“八十三人政纲”。他们把这个政纲散布到党员中去，并要求中央宣布举行新的全党争论。

　　同年十月十一日，即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两个月，党中央委员会宣布了全党的争论。为了使广大党员认清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联共（布）中央把他们的一些文章、演说在报刊上公开发表。

　　经过全党认真的、民主的公开辩论，投票赞成中央政策的有七十二万四千党员。赞成托季联盟的只有四千人，不满百分之一。托季联盟眼看自己即将遭到可耻的失败，就决定孤注一掷。

　　一九二七年庆祝十月革命节时，他们竟纠合了一小撮人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示威游行，走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十一月十四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讨论了托季联盟问题，批准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党籍的决议，并决定把托季联盟中的其他主要成员和整个“民主集中派”集团开除出党，从而宣布了托季联盟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