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共(布)党内的路线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是息息相关,紧密相连的。托派分子在联共(布)党内遭到失败时,他们又在其他各国托派的策应下,力图把斗争转移到其他共产党内。
于是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很快就变成为国际范围内的路线斗争。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列主义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胜利的问题。托派以其反革命的“不断革命”论来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
第二,关于工人运动的策略问题。托派否认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的事实,反对实行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
第三,关于殖民地革命运动的问题。托派否认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反对在一定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暂时的联盟,硬要给民族解放运动涂上共产主义色彩。
第四,关于党的建设问题。托派口头上叫喊“党的统一”实际上破坏党的统一和纪律,进行分裂党的派别活动,要求党内有派别活动的自由,并企图成立第二党。
在这些问题上,托派的主张只能使革命队伍的思想混乱,组织涣散,事业失败,他们的主张都是为着破坏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各国共产党与托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击溃了他们的进攻。
德国的托派集团是托洛茨基在国外的最有力的支柱,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他们的主要托派观点是主张共产党人退出工会,反对党在革命暂时低潮时期,利用工会进行争取教育群众的工作。他们认为群众是被动消极的,是不可能争取的。
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批判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共产国际“五大”在《策略问题》的决议里批判这个托派集团时指出:“主张共产党人退出工会的运动,本身包含着对共产国际的极大的危险,对那种想使共产党人退出工会,从而有利于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的倾向,如果共产国际不一再给以坚决回击,我们就永远不能建立起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国际文件汇编》)
经过激烈的斗争,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德国共产党把马斯洛夫——路特·费舍集团成员开除出德共中央委员会。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上,进一步决定把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等人开除出德国共产党。
法国共产党内托派的代表人物是鲍里斯·苏瓦林。他当时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自托洛茨基开始向党进攻时起,就一直站在托派一边,反对联共(布)党对托洛茨基的斗争。
他在法共内部大搞分裂活动,纠集党内右翼分子支持俄国托派和德国布兰德勒右翼集团;赞成并支持英国工党政府。法国共产党与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向共产国际“五大”提出开除苏瓦林的要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决定把苏瓦林开除出共产国际。
托派在美国的代表人物是管姆斯·坎农。在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时,托洛茨基已成为一个反革命罪犯而被流放了。托洛茨基向大会呼吁,要求大会撤销联共(布)和苏联政府对他的处置,大会严正地驳斥了这一无理要求。但是托洛茨基的无理要求却受到了美共代表坎农的支持。
坎农回国以后立即纠集一部分人进行托派宣传,他们公开反对共产国际的路线,反对联共(布)党,主张退出现有的工会和放弃统一战线,并在党内大搞宗派活动。毕特尔曼、福斯特等人发觉这种情况之后,就对坎农等托派分子进行揭发,并把他们清除出党。
托洛茨基在其反革命的活动中曾经多次吹嘘他的“不断革命”论对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妄图把它强加于中国革命。斯大林和毛主席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与托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彻底批判了他们的反动谬论,捍卫了列宁主义捍卫了中国革命。
托洛茨基认为:“在中国,从一九一一年以来,已经没有君主政体,独立的地主阶级也不存在了,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掌握着政权,而农奴制已经同资产阶级剥削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因此“土地问题所占的比重”是无足轻重的,无需经过民主革命阶段(见《<不断革命>论》)。
这就是说,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因此,中国的革命一开始就要走向无产阶级专政。
斯大林批判了这种谬论,他指出:“托洛茨基的基本错误在于他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意义和性质。”(《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59页)
“反对派糊涂到这样的地步,现在竟否认中国革命发展有任何阶段。”(《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4页)
斯大林明确地指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托洛茨基胡说:“中国革命具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其基本原因在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受阻于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61——262页)
在托洛茨基看来,中国封建残余是想象出来的,不是完全没有,就是微乎其微,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只配放在引号里,所以中国革命的主要东西不是土地革命,而是争取关税革命。这就是说中国革命只有微不足道的反帝任务,没有反封建任务。
斯大林举了大量的生动的事实驳斥了托洛茨基的无耻谰言。他进一步指出:托洛茨基的基本错误“在于低估了中国的士地革命,不懂得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否认中国千百万人所参加的土地运动的前提,低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64页)
托派分子还反对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托洛茨基说:“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相互敌对,就一般可能讲将要比俄国当时为更不可能调和之状况。”(见《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
托派分子断言:在中国,与民族资产阶级成立暂时的协议和联盟,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不能容许的。
斯大林指出:“反对派的基本错误就在于他们把俄国这个压迫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和中国这个被压迫的、不得不反对别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混为一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2页)
反对派不了解这一点,是因为他们背弃了列宁主义的革命策略。
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托派分子和陈独秀等相结合,建立了托陈取消派。他们顽固地站在托洛茨基主义立场上,鼓吹取消主义。
他们胡说,蒋介石反革命政权的建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得到了胜利”,封建势力已经“变成残余之残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必须等到将来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以后,再去搞所谓社会主义革命。
毛主席痛斥了托派分子的这种谬论。毛主席指出:“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46页)
针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毛主席进一步指出:“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54页)
斯大林和毛主席的批判击中了托洛茨基及其在中国的追随者的要害,粉碎了他们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中国托派失败之后,就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成为他们的反革命工具。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托派接受托洛茨基的“不阻遏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本侵略者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完全成为可耻的汉奸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走狗。
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仍死心塌地坚持反共反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立场。为此,于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苏联,一九三二年被取消苏联公民权。
一九三六年,托洛茨基一伙的反党叛国阴谋被彻底揭露,查明:托洛茨基早就伙同布哈林等勾结社会上阶级敌人阴谋暗害列宁,里通外国,出卖情报,干了大量凶杀、破坏的罪恶勾当;被开除出党后,他和季诺维也夫勾结其他反党力量,组织了所谓“列宁格勒总部”、“莫斯科总部”等暗杀集团,妄图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反革命夺权。
但是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之下终于彻底粉碎了他们的罪恶阴谋。一九三六年托洛茨基被苏联法庭通缉拿办。季诺维也夫被判处死刑。
一九三八年九月,托洛茨基纠集了欧美一些国家的托派分子于巴黎拼凑成立了一个与共产国际相对抗的反革命组织——“第四国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并通过了主要是由托洛茨基本人起草的“过渡纲领”。
一九四〇年托洛茨基死后,“第四国际”仍然残存到今日。它自称在三十多个国家设立了自己的“支部”,但是实际上这些所谓“支部”只是由一小撮托派分子组成,没有什么群众基础,在本国政治中起不了什么作用。
而且,各国托派龃龉不和,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他们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观点也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都是继承托洛茨基的衣钵,宣传托洛茨基主义的一套反革命理论,鼓吹“世界革命”,抽象地“反对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帝国主义”,仇视各国的马列主义共产党。
特别是苏共十大和二十二大以来,他们利用赫鲁晓夫掀起的反斯大林运动,大肆活动,极力为托洛茨基翻案,恶毒诋毁斯大林,攻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些新老叛徒互相利用、狼狈为奸,这只能更加暴露他们的反动本质,进一步擦亮全世界马列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眼睛。
列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布尔什维克党内第一次大的路线斗争,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次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生的大的路线斗争。这次路线斗争充分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
说明当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叛乱之后,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又企图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对苏维埃政权进行和平瓦解。
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除了老资产阶级之外还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而篡夺了党和国家部分权力的托洛茨基,正是适应着帝国主义和新老资产阶级的需要,来蓄意破坏布尔什维克党,恶毒攻击列宁和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的,其罪恶目的则是妄图颠覆苏维埃政权,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今天学习列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历史,深入批判托洛茨基主义,是为了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学好列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史,对于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尤其对于我们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从而更自觉地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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