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四版 第八卷 乱云飞渡 第41章

　　　　第41章

　　“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

　　其它的统统都吹了。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

　　话说1965年3月1日至5日，勃列日涅夫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在莫斯科召开了有1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参加的分裂会议，中苏两党关系不可挽回地彻底破裂了。

　　3月2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研究了文艺界的整风，试图尽早把文艺界的批判运动停下来。邓小平在会上说：

　　“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就是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踏着别人肩膀自己上台。对文艺界的错误批判要赶快刹车。”

　　身为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彭真，也提出学术讨论要降温。

　　这样，《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编者评论和文章，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学作品，也不要否定有缺点的现代文艺作品。

　　3月间，江青从上海回到北京，一心要打开批判《海瑞罢官》的突破口，她便找到康生，问：

　　“你那里有懂文艺的好笔杆子吗？思想和政治上都要非常可靠的。”

　　康生一连说了几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李希凡。江青摇摇头，说：

　　“这场斗争，可能会引起大的政治风波。作者要准备撤职、判刑甚至杀头和被人暗算。作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我们给端出来，当然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才会出来讲话。所以作者一定要有政治觉悟和政治水平。一般的水平是不能胜任这场斗争的。而且这场斗争要像中苏大论战那样有声势，有气魄。”

　　康生说：

　　“如果这样，作者就太难找了。”

　　江青看出在彭真主持工作的北京是攻不下《海瑞罢官》的，于是她又来到上海，找到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借上海攻北京。江青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张春桥商定，由上海《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执笔撰写《评（海瑞罢官）》。

　　关于这件事，《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1965年3月，江青在上海，通过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找到姚文元，要他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并交给他一本刊登吴晗《海瑞罢官》剧本的《北京文协》杂志。这件事得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大力支持。当时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也都是积极参与和支持写作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后来把这件事说成是江青他们瞒着上海市委‘秘密’进行的。这是不对的。在1966年上海工人起来造反的时候，曹荻秋还叫人到北京找过我，说上海市委是积极支持批判《海瑞罢官》的，所以他们是‘红线’上的人，不是‘黑线’上的人，希望中央文革出面对上海造反的工人做工作。还有的人说，江青开始时是找李希凡批《海瑞罢官》的，但被李希凡拒绝了。这也是胡说。李希凡跟我很熟，上世纪90年代我当面问过他。他说，哪有的事！江青交给我任务，我当时是很高兴的。他说，别说是江青叫我写，就是总编来叫我写，我也不能不写啊。可是他当时手头确实还有别的任务，一下子抽不出时间来。而且他那时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根本不了解，他怕完不成这个任务。而江青也不能等到他完成手里的工作再去熟悉材料，再来写这个文章。所以就另外找人了。我跟李希凡一直都很好，我相信他的话。我建议他把这个过程写出来，他答应了。不知道现在他写出来没有？江青后来跟我说过，本来曾想到让你一起来参加写的，但当时你正在参加批判李秀成的讨论。李秀成讨论结束后，你又去农村搞‘四清’了，‘四清’回来后你又生病住院了。江青是在1965年12月我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之后，跟我说这番话的。她说，我没找你，你自己倒参加进来了，这也挺好。还有人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按照毛主席预先的布置写的，而后他还亲自改了3遍。这种说法应不符合事实。江青跟我说过，她是和主席商量过组织人写这篇文章的。但具体怎么写？主席并不很清楚。主席后来说，这篇文章‘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如果主席看过文章后并亲自改过3遍，怎么会对文章未击中要害这点不加以修改呢？据我所知，姚文元的文章写好后，江青确实送请主席审閲，毛主席也说他看过3遍。但从现有档案看并未看到主席对姚文元文章的文字作过修改，现存的文革回忆文章中也没有任何人能引述主席对姚文元的文字修改。毛主席看过姚文元的文章但未动笔修改，应该是真实的。”

　　3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勤俭持家和移风易俗宣传教育中一些问题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一、最近一个时期，有些地方有些报刊在向群众进行勤俭持家和移风易俗的宣传教育中，界限不够明确，交代过于简单。因此，有些群众该买的东西不敢买了，该吃该用的少吃少用了。有些地方乱改商店名称、商品名称。有些地方的商业行政部门强调改革商品牌号、商标和图案的范围过宽，以致当地的商业单位不敢进货，已经买进的商品有的也要求退货。反映在市场上，这些地方若干商品销售情况不好，有些服务业和手工业营业额顿然减少。这种情况，不利于生产和流通的正常进行，也会使群众的正常需要不能充分满足。

　　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勤俭节约、勤俭持家的原则是必须坚持的。但是，我们提倡勤俭持家的目的，是为了教育群众，不要只顾个人生活的改善，不顾国家建设的需要；是为了教育群众，生活水平要同当前生产发展的水平相适应，不要有过高的要求；是为了教育群众有计划地安排生活，不要一下子花得太多，过后又无法安排。在勤俭持家的宣传教育中，要照顾到各种地区、各种人的实际情况，不要去限制群众的正当消费。

　　三、各地在社会主义教育当中，要注意把人民群众正当的生活改善，同多吃多占、损人利己、不劳而食、只求享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区别开来。要把群众正当的喜庆、节日活动，同讲阔气、讲排场、挥霍浪费、脱离群众的旧习气作风区别开来。要把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残余，同有批判有分析地继承民族优良传统和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区别开来。要把大是大非的两条道路斗争，同群众的生活细节和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区别开来。在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商品供应上，还应当照顾到他们的传统习惯和特殊需要。

　　四、少数商标图案在政治上明显反动的商品，应当经过省、市、自治区一级批准，停止生产，停止出售。已经生产出来的，要进行改装或改制，然后出售。除此以外，一般商品中，凡是历史上沿用已久的名牌，或者群众已经习惯了的名称、牌号、商标，基本上不要改动。有些牌号、商标和图案需要改革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主管生产的部门，经过研究，制定方案，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整理，不许随意停止出售。出口商品的牌号、商标、图案、式样，应当适应国外市场的需要，由对外贸易部门统一管理，各地不准随意变动。

　　五、当前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很高，这是十分可贵的。我们应当把群众的这种革命热情，引导到大是大非问题即两条道路斗争的主要问题上去，引导到生产建设上去，促进生产新高潮的发展，而不要把群众的精力过多地纠缠在枝节问题上，不要干扰群众的正常经济生活。

　　中央 1965年3月4日

　　3月4日晚，毛泽东在《后汉书》的封面上批示道：

　　“送陈毅同志阅。”

　　他又在封面上写明要看该书中的《陈寔传》、《黄琼传》、《李固传》，还批示：

　　“送刘、周、邓、彭一阅。”

　　《陈寔传》中说，有小偷夜入陈寔家，躲在房梁上。陈寔发现了，起身叫来子孙，训诫他们说：“人不可以不自我勉励。干坏事的人不一定天生就坏，只是长期习惯了，才逐渐变得这样。梁上的君子就是这样的人！”小偷闻言，非常惊恐，从梁上跳下来，向陈寔叩头请罪。陈寔说：“看你的样子，不像是个坏人，应该改掉自己的坏毛病，重新做个好人。”他吩咐家人送给那人两匹绢。从此以后全县盗贼绝迹。这个故事说明，为人要宽容，要给别人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机会；更要尊重别人，哪怕对方犯了错误也要给对方足够的尊严。

　　《李固传》、《黄琼传》中说，李固仰慕黄琼的才学，勉励他出仕。黄琼应召入朝，却又在中途称病不肯前往，经朝廷敦促后，才继续向京城出发。黄琼到达洛阳近郊时，收到了李固写给他的一封信。李固在信中非常诚恳地启发和开导了黄琼。他在信中所写的“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些名言，一方面批判了一些名士的孤傲，另一方面以那些名士专靠声名而其实不符以致被人攻击的缺点，对黄琼进行了告诫。

　　毛泽东历来提倡以史为鉴，这大概就是他向陈毅并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推荐阅读这3篇东汉人传记的本意吧！

　　1965年4月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中，免去齐燕铭、夏衍的文化部副部长职务。

　　4月9日，毛泽东对杨成武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

　　原来在4月8日，美国军用飞机几次侵入中国海南岛上空。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在4月9日给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建议，坚决打击美机入侵海南岛上空的挑衅活动，将海南岛地区的海军航空兵改由空军统一指挥。周恩来审阅修改这一报告后，杨成武即呈交在武汉住在东湖宾馆的毛泽东。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坚决打。海军驻青岛的那个师调去海南岛没有？海军应该调强的部队去，不够就由空军调强的部队去。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真的来挑衅啦！既来，就应该坚决打。海军航空兵和空军应该统一指挥，海军和空军应该很好地配合起来打。”

　　后来，海军航空兵遵照毛泽东的命令，从1965年到1970年在海南岛先后击落入侵美军飞机7架，击伤1架，还迫使美军击落自己飞机1架；生俘美军飞行员史密斯。中国海军航空兵无一伤亡，取得了9比0的辉煌战绩。

　　4月9日这一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柯庆施病逝于成都。

　　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讣告称：“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柯庆施同志因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6时30分在成都逝世，终年63岁。

　　11日中午，柯庆施的骨灰由成都送抵北京，13日上午在首都劳动人民文化宫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的规格举行柯庆施追悼大会，由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

　　据《书报文摘》刊文称，柯庆施是应贺龙和李井泉之邀去成都的。4月5日，贺龙、李井泉等宴请了柯庆施，午夜12时柯庆施就出了事，3天之后猝死。这一突发状况为柯庆施之死蒙上了一层迷雾。在一年多之后，西南的红卫兵小将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说是“贺龙和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勾结起来，共同谋害了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举国上下一片哗然。为此，上海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到成都进行了调查，查明柯庆施猝死的经过是这样的：

　　柯庆施是应在成都疗养的贺龙和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之邀，于3月13日到了成都。4月5日是清明节，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领导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设晚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与贺龙、柯庆施等人。这种宴请通常都是主宾双方和夫人同桌，可在临开席时有人提议：今日晚宴男女分桌，大家一醉方休。于是柯庆施的夫人被安排到女宾席。柯庆施曾在1964年做过肺癌致癌肺叶切除手术，身体很虚弱，日常生活均由夫人照料，而这天的晚宴一没有夫人陪侍，二是时间过长，从下午6时开席，一直至晚9时许方才结束。柯庆施回到招待所，看了些文件，临睡还吃了一把花生米，食欲极好。大约午夜12时许，柯庆施感觉腹痛，保健医生胡允平随即为他作了常规处理，可到凌晨2时，病情还不见缓解。胡允平立即给上海专管高干治疗的华东医院挂长途电话，向薛邦祺院长汇报了柯庆施的病情。到清晨，眼看柯庆施的病情继续加重，连秘书也慌了神，便直接给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打电话，要求火速派上海的高干医护人员到成都诊治。这时，柯庆施身边虽有四川方面的优秀医生，但柯庆施自己和家属却更信任上海的医生。中午时分，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领着上海一流的医护组赶往成都，立即投入会诊、抢救，可依然无效。3天后，柯庆施不治身亡。

　　再说4月12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我们已经向全世界一再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我们绝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准备随时同越南人民一道共同战斗。我们还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到我们的国土上来。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强备战工作。

　　二、在全党县委以上的干部中，应当加强备战思想，密切注意越南战局的发展。

　　越南人民反美革命斗争的形势很好。越南南方军民的反美武装斗争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美帝国主义的“特种战争”已经破产。越南南方军民有充分的信心，在必要的外援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南方，逐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最后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

　　越南民主共和国决心不惜一切牺牲，坚决保卫北方，支援南方。越南军民英勇打击来犯敌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美帝国主义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它一方面在越南南方增加侵略军，另一方面对越南北方不断进行轰炸，把战火逐步向北伸延，向局部战争发展。美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的危险性是严重存在着的。

　　对于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的步骤，必须认真对待，绝不能有任何的麻痹大意。要估计到敌人可能冒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应当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准备对付美帝轰炸我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们的国土上作战。

　　三、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它在越南疯狂地扩大战争，并不是它强大的表现，而是它虚弱的表现。美国这个庞然大物，用了很大的力气，花了近10年的工夫，在只有1400万人口越南南方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而且注定要遭到最后的失败。美帝国主义要进一步扩大战争，它的致命弱点是，它进行的非正义的、反动的、侵略的战争，是极不得人心的，甚至它的一些盟国也是不支持的。它在军事上，兵力不足，战线太长，后方太远，士气低落，地形不利。如果它不顾一切地扩大战争，只能进一步暴露它的弱点，进一步加深政治的和经济的危机，进一步自掘坟墓。一切悲观失望和害怕战争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对于美帝国主义这只纸老虎，在战略上要藐视它，但是，在战术上要重视它。我们要充分估计到敌人还有相当强大的力量，占有海空优势，目前敌人在太平洋地区加紧进行的军事部署，主要是针对我国的。我们必须把情况设想得严重一些，把备战工作做得充分一些，特别是在重要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要切实做好对付敌人空袭的准备。我们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有所准备。这样，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一切盲目侥幸和麻痹松懈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四、只要我们做好一切准备，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我们有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久经考验的人民解放军，有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团结，有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我们一定能够打败美国侵略者，推进世界人民革命，首先是推进东南亚各国人民革命。

　　五、现在，越南人民勇敢地挑起抵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重担，不仅是为了保卫祖国，而且是对于中国，对于亚洲和全世界人民的国际主义的贡献。我们也应当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精神，尽一切可能援越抗美，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解放斗争，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反对美国侵略、争取祖国统一的正义斗争。越南人民需要我们什么援助，我们就给他们什么援助。

　　六、苏共新领导修正主义集团在越南问题上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帮凶，玩弄假支持、真出卖的阴谋。它企图插手越南问题，控制中越，同美帝联合搞“和平谈判”，扑灭南越人民的革命斗争，阻止东南亚革命的发展。我们对于苏共新领导决不能存在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我们必须大力宣传越南人民反抗美帝侵略的武装斗争的连续胜利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坚强意志，必须继续揭露苏共新领导三假三真、四联四反的真面目。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把美帝及其帮凶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巩固和扩大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

　　七、目前的具体备战措施，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1、大城市和大的工矿交通企业，要建立和整顿防空委员会，做出必要的防空规划，进行防空教育。2、在沿海地区，要切实整顿和加强民兵工作。其它地区的民兵，也要注意进行最基本的训练，讲究实用，避免烦琐，切不要搞形式主义。3、军队的备战动员，按军委的命令和总政治部的指示执行。

　　八、目前，除边境地区外，暂不在群众中进行备战动员。对于广大群众援越抗美的积极性，领导上要注意引导到发奋图强，做好本岗位的各项工作中来。1、在工矿企业中，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生产更多、更好、更便宜的产品，保证军需和民用。基本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保证重点项目按期或提前建成投产。商业部门要做好收购和推销的工作，不要随便干涉人民生活中的正常消费。各有关部门都要加强物资的保护工作。2、在农村中，要努力争取今年夏季和秋季的丰收，改善社员的生活，增加生产队、公社和国家的储备粮。3、科学技术研究部门，要加紧工作，更快地创造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为国防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4、在学校中，教师要教好，学生要学好，要保证教学的正常秩序，保证教学质量。5、在党政机关和其他工作单位中，都要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加强革命化。6、在所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都要贯彻执行《二十三条》，把“四清”工作做得更好。

　　九、这个指示发到县委和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单位。关于备战工作有关情况，一律不得在报纸刊物（包括党内刊物）上发表。对于省、市级以上民主人士，可由负责同志向他们作口头说明。

　　对于人民群众，可根据《人民日报》评论和新华社报道，加强时事教育。

　　在备战工作中，要注意各阶层的动向。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是可能出笼的，让他们暴露一下，没有什么坏处。各级党委的领导和公安部门，要加强工作。重要情况，要随时上报。

　　4月27日，江青在谈到柯庆施的时候说：

　　“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柯庆施同志曾经说：‘我喜欢京剧，可是现在不看了’。我说还是要看，我们要把它救活。”

　　4月28日，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贺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等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备战计划。毛泽东说：

　　“战争仍有发生和不发生两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

　　他还说：

　　“现在蒋介石是想保住老本钱，什么反攻大陆都是假的。”“不仅蒋介石是机会主义，美国也是机会主义，它才不那么冒险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它都是等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才出兵。当然，我们要准备他们冒险。”

　　“在纵深地区，都要准备敌人空降，都要有防空降的准备。这种空降是为了扰乱我们的后方，配合正面的进攻。空降的兵力不会很多，一个地区无非是1、2个师，或者一个小的集团。所以这些纵深要地，有山的要打点洞子，没有山的要堆点山，做点工事。要防止敌人向纵深空降，不能让敌人长驱直入。”

　　4月29日，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有关取消军衔制的问题。

　　此前，国防部在1965年2月18日曾发出通知说：中央已批准取消军衔制度，正在办理法律手续，决定从即日起停止授予和晋升军衔。1965年4月21日，军委办公会议又审定了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有关部门提出的军队新服装方案和由总参谋部代军委起草报送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帽徽、领章和军帽样式的请示》的报告。

　　关于改变人民解放军的帽徽、领章问题，毛泽东说：

　　“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它的统统都吹了。”

　　他还说：

　　“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

　　就在4月29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关于改革现行帽徽、领章和军帽样式的请示》报告上批示：“照办。”

　　后来在1965年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9次会议，讨论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了取消军衔制的命令。5月24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的决定》。《规定》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次会议已经通过了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现行的军衔制度。为了能够充分体现出我军是伟大的党、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伟大军队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做到三军一样、官兵一样，国务院对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决定如下：”“陆、海、空军、公安部队一律佩带新的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现行的帽徽、军衔肩章、军衔领章和军种、兵种、勤务符号，均予以废止。”“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现行的大沿帽、女无沿软帽、水兵大顶帽，均予以废止。”“官兵每人发腰带一条。原军官武装带予以废止。”“原校以上军官的西式大礼服和女裙服予以废止。”5月25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促进我军更加革命化的重大措施》的社论，社论说：“取消我军的军衔制度”，“是促进我军更加革命化的一项重大措施，完全符合我军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反映了广大干部战士的愿望和要求。”“我军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缔造、领导的人民军队。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是我军固有的优良传统。我们的干部和战士，都是亲密的战友和阶级兄弟。我们军队和人民血肉相联，鱼水相亲。”“10年的实践证明，实行军衔制度，与我军的光荣传统是不相符合的，与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民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不相适应的。我军的建设，最根本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全体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培养优良作风，提高军事素质，使我军更加无产阶级化，更加战斗化。因此，取消军衔制度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取消军衔制度，也有利于促进我军指战员思想的进一步革命化。”“取消了等级表面化的军衔制度，有利于消除助长等级观念和名利思想的一些客观条件，可以促使我们更加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普通一兵、普通劳动者的地位，更加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进一步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6月6日，国防部就关于军人间和军队上下级间称呼问题发出通知。通知规定：废除原按军衔的称呼，如“元帅”、“将军”、“校官”、“尉官”、“上士”、“列兵”和不成文的习惯称呼，如“某某总”等。军人间和军队上下级间的相互称呼，可称姓名加同志，或姓加职务和姓名加职务，或职务加同志，如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和职务时，可简称“同志”。

　　再说4月29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武汉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4月18日编印的《文电摘要》第58号上刊登的《关于棉花收购、分配和战略储备情况》后，给江青写了一个批语：

　　江青：

　　此件可阅。形势大好。

　　毛泽东 4月29日

　　我今日离此去别地爬山。又及。

　　4月29日晚，毛泽东到了长沙，他在这里住了22天，一直到5月21日上午。

　　1965年5月7日，空军司令员、上将刘亚楼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英年早逝，享年55岁。

　　毛泽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痛悼刘亚楼，按大将规格极其隆重地为他举办了葬礼。

　　5月9日，林彪在上海召见了吴法宪，他说：

　　“空军司令这个职务很重要，谁都想当，我考虑由你改任空军司令员，不要传出去，还没有报告毛主席批准。贺龙知道了，他会提别人任空军司令员。这个职务是块肥肉，谁都想吃。我要争取报告毛主席。”

　　吴法宪说：

　　“我一定不辜负林副主席的期望。”

　　林彪说：

　　“空军司令是个实权，不能放弃。”

　　吴法宪马上说：

　　“我这个空军司令是挂名的。真正的空军司令是林副主席。”

　　不久，林彪在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建议说：

　　“空军政委吴法宪对空军的工作比较熟悉，多年来在抓突出政治和活学活用主席著作方面成绩很大，他是一个既懂政治又精通军事的空军干部，由他担任司令员我放心。”

　　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建议。

　　林彪立即再次召见吴法宪，他说：

　　“空军司令员的位置，我已经说服了毛主席，有些人企图争夺这个位置，把它当作了肥肉，但是毛主席已经同意了我的意见，由你改任空军司令。”

　　吴法宪激动地说：

　　“我永远也忘记不了林总对我的培养，我要世世代代忠于林总，不管林总什么时候需要我，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直至献出我的生命。”

　　后来，林彪对江青和毛泽东提到这事的时候，曾经这样说：

　　“吴法宪担任了空军司令员的时候，激动地对我说：‘我要永远忠于林总，感谢林总对我的培养’。我对他说：‘应该感谢毛主席，是毛主席在培养你，你要永远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吴法宪这个人，战争年代是个干将，在和平年代的路线斗争中也是一个干将，他会很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关于吴法宪的为人，《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吴法宪这个人，后来人家说他是‘草包司令’，那是大错了，这个人聪明透顶，大家都挺喜欢他。他是南方人，口齿清楚，他常会说一些笑话给江青听，江青见了他就很高兴。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上写了他和江青闹矛盾，那都是夸大其词的，而讨好江青的另一面他就没有写。且有的地方则纯是编造，那个时候他怎么可能与江青公开闹矛盾，讨好江青都来不及呢。”

　　5月12日，毛泽东发表了《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全文如下：

　　最近，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了推翻卡夫拉尔卖国独裁政权的政变。美国约翰逊政府派出了3万多武装部队，进行血腥镇压。这是美帝国主义对多米尼加人民的严重挑衅，也是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严重挑衅。

　　目前，爱国的多米尼加人民正在同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英勇的战斗。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美爱国的武装斗争。我深信，只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坚持长期斗争，多米尼加的反美爱国斗争，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是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

　　美帝国主义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控制、干涉、颠覆和侵略。这一次，美国政府把什么“睦邻政策”、“不干涉原则”等等骗人的鬼话一股脑儿摔在一边，对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了赤裸裸的干涉和侵略，这就更加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强盗的原形。

　　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打的是“保卫自由”的旗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呢？这就是用飞机、兵舰、大炮屠杀别国人民的自由。这就是任意侵占别国领土的自由，任意蹂躏别国主权的自由。这就是江洋大盗杀人劫货的自由。这就是把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踩在自己脚下的自由。他们在多米尼加是这样，在越南是这样，在刚果（利）是这样，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是这样。

　　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还打着“反共”的旗号。美帝国主义的“反共”，就是反对一切不愿意做美国奴隶的人，就是反对一切保卫本国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人，就是反对一切不愿意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人。过去，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都是这样。现在，美帝国主义更是这样。

　　在美帝国主义眼里，什么联合国，什么美洲国家组织，什么别的玩意儿，统统都是它手掌里的工具。对于这些工具，它用得着就用，用不着的时候就一脚踢开。踢开了，还可以拣起来再用。用也好，踢开也好，都是以有利于它的侵略目的为转移。

　　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侵略，使多米尼加人民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必须同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激起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新的反美浪潮。英勇的多米尼加人民，你们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在支持你们，亚洲各国人民在支持你们，非洲各国人民在支持你们，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在支持你们，全世界人民都在支持你们。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必胜！

　　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必败！

　　5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为发表修改后的“九篇文章”，重新修改了1月2日写给谢富治等人的那篇批语，全文如下：

　　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1964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现在年深月久，这个不利于团结的问题不存在了，干部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篇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此文究是何年写的，记不起来，大概是1940年，或1941年的上半年吧，因为文中没有提到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

　　毛泽东 1965年5月12日

　　5月中旬，毛泽东在离开长沙前，会见了秘密访华的胡志明主席。

　　胡志明身着米黄色咔叽布中山装，灰白的长须，飘在胸前。毛泽东亲切地和这位老朋友握手拥抱。宾主落座后，胡志明对毛泽东说：

　　“我这次到中国来，有3个目的，第一是问候你和中共中央其他同志的健康。第二是代表越南劳动党、越南人民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感谢，感谢你们给予我们抗美斗争的各项援助。第三是祝贺中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毛泽东说：

　　“第一点、第三点我接受，第二点不接受。全世界人民都感谢你们。感谢越南，不是你们感谢我们。”

　　胡志明坚持说：

　　“我们要感谢你们。不只是我个人这样看，全体越南人民都这样看。有两个中国同志，不署名捐款给我，一个寄100元，一个寄几十元，并说明是他们节省下来的薪金，捐献给越南，打美帝国主义。我们两国的关系真正是唇齿相依，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兄弟友谊。美军要增加到10万，要继续升级，要炸越南的工厂，要炸海防，甚至河内。我们已下定决心，即使敌人炸坏河堤，淹没许多地方，我们全党，我国政府和全国人民仍然坚决打下去。越南人民知道，不打败美国是抬不起头来的。我们准备打5年、10年、20年。”

　　“美国打不了20年。”毛泽东说：“美国打不赢你们，他们怕你们，你们将打赢美国。美国人少，你们人多。他顶多来个十来万人。”

　　胡志明说：

　　“美国来个十来万人，我们不担心。我们可以打败美国的陆军。我们不止有正规军，有游击队，有人民，而且气候、蚂蝗、蚊子、蚂蚁、沼泽都是我们的同盟军。我们还有坚固的后方，这就是中国。”

　　毛泽东说：

　　“胡主席，你来自越南，我来自湖南，咱们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不要客气。”

　　胡志明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摸出一张条子，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一看，原来是一张绘制着越南要抢修抢建的12条公路的示意图。

　　该吃饭了，毛泽东邀请胡志明一同进餐。他突然萌生了一个奇特的想法，对胡志明说：

　　“我想到你们那里去，秘密去。”

　　胡志明说：

　　“欢迎你去，但现在局势是这样，敌机常轰炸。”

　　“我就是要去看轰炸，要去轰炸的地方。好几年没有看到轰炸了。”

　　“等形势好一点请你去。”

　　毛泽东固执地说：

　　“形势好转我又不去了。我就是想现在去。以前，我被国民党、日本、美国的飞机轰炸了几十次，几百次，就是没有炸到我。现在，我想到你们那里看看，即使到靠近的地方也好。可以秘密去。”

　　胡志明劝道：

　　“你目标太大，越南的孩子都认得出你来。”

　　“可以化装成一个中国专家就行了。”

　　“怎么化装都认得出来。等适当的时候，我会请你去的。”

　　“我就是想现在去。”

　　胡志明自然是不能答应的，他婉转地说：

　　“等下半年，看情况如何再定吧。”

　　后来在5月25日上午，周恩来接到毛泽东与胡志明会谈的电话通报后，立即召集总参和交通部、外交部等单位有关负责人，开会讨论落实援越问题。6月9日夜晚，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援越部队就要出发了。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和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代表中央军委和3总部，欢送由王名辉率领的第一支中国援越部队进入越南境内。不久，中国援越部队在约翰逊宣布美军直接出兵参加越南战争的第二天，秘密抵达了越南北方。此后，大批的援越部队先后进入越南，使越南北方能够抽出大批部队和青壮年，有组织地开赴老挝和越南南方，拓宽“胡志明小道”，进行抗美战争。大批中国解放牌汽车紧急运送军火物资到越南南方，有力地支援了南方解放战争。

　　欲知毛泽东在会见胡志明后去向何方？有何特殊意义？且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本章所讲到的4月9日毛泽东对杨成武关于打击美国入侵飞机报告的批语、4月12日中央向党内发出的《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5月12日毛泽东发表的《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和毛泽东会见胡志明的谈话，可以连在一起看一看。这些文献有一个共同核心，那就是要打击和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咱们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看毛泽东这气魄！后来还真地打出了一个几十年的和平年代，打出了一个朋友遍天下的大好局面，打出了一道资本主义世界首领争相朝圣、而美国总统尼克松也心甘情愿地鞠躬输诚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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