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运两条路线斗争史（6）巴枯宁主义的形成

　　巴枯宁主义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产生在意大利、瑞士国而具有极大危害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流派。

　　巴枯宁主义是“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乞取而拼凑成的废话”（《马克思致弗·波尔特》·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页），是用极端革命的词句装扮起来的冒牌社会主义。它比蒲鲁东主义更加凶恶。巴枯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早出现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分裂主义者、反革命两面派。

　　巴枯宁主义反对无产阶级进行任何政治活动，鼓吹一条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政府主义、分裂主义路线，疯狂地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妄图分裂和破坏日益高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当马克思主义在第一国际内部刚刚战胜蒲鲁东主义的时候，巴枯宁就跳了出来，抛出机会主义纲领，组织阴谋集团，大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混入第一国际，力图以巴枯宁主义代替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篡夺国际的领导权。

　　因此，巴枯宁主义就成了第一国际后期（一八六九——一八七二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巴枯宁主义和巴枯宁阴谋集团给第一国际和各国工人运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害。

　　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巴枯宁机会主义路线的同时，着重同巴枯宁集团的阴谋诡计和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前后大约经过七年尖锐复杂激烈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终于战胜了巴枯宁主义，粉碎了巴枯宁阴谋集团。

　　巴枯宁主义的创始人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一八一四——一八七六年），出生在俄国提威尔省托留克县耶穆细罗村的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其父是沙皇政府的外交官，同时拥有七百个农奴，其母是高级军官的女儿。

　　巴枯宁从小就受家庭出身的很深影响，总想出人头地往上爬。他十四岁进彼得堡炮兵学校，十九岁毕业后当了沙皇的军官。三年后，即一八三六年他又到莫斯科继续上学，这时他就接受了黑格尔哲学中保守和反动的方面。

　　一八四〇年后巴枯宁先后到德国、法国、瑞士等国学习，受到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尤其是蒲鲁东主义和魏特林依靠少数人进行密谋活动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

　　他于一八四四年三十岁时结识了蒲鲁东，对蒲鲁东推崇备至，吹捧蒲鲁东是“我们共同的导师”。

　　在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中巴枯宁到处奔走，推行冒险主义，大搞政治投机。

　　他参加了一八四八年布拉格（当时属奥地利）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失败后逃到德国，又参加了一八四九年德累斯顿（当时德国的一个邦国——萨克逊王国的首都）的起义，于五月十日被捕，被萨克逊法院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

　　他在德国和奥地利被囚禁了两年多，于一八五一年被引渡给俄国沙皇政府。在监狱中，他多次向沙皇哀求赦免。一八五一年七、八月间，他给沙皇尼古拉一世写了长达十万言的《悔过书》，承认自己是个“十恶不数的大罪犯”，吹捧沙皇是“伟大帝国的伟大皇帝”，是“活生生的伟大人物”（见《巴枯宁著作书信集》，一九三五年莫斯科俄文版）。

　　一八五七年二月，他又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上书，请求减刑。一八五七年四月巴枯宁被减刑，改判流放西伯利亚。在流放所他继续给沙皇写信求绕。

　　特别应当指出，巴枯宁在西伯利亚流放所期间，曾三次写信给赫尔岑（俄国民主主义者，当时在国外主编《钟声》报，该报发表过一些揭露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尼·穆拉维约夫的专横统治的文章），为当时的东西伯利亚总督、沙皇侵华的得力干将、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的穆拉维约夫进行辩护和评功摆好。

　　他把这个反动家伙吹捧为“具有第一流将领的全部才能”的“真正天才的行政长官”；把这个反动家伙强占我国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大片领土的侵略行为吹捧为“伟大的爱国主义事业”，“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见《巴枯宁给赫尔岑的信》。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七日）。

　　这就充分暴露了巴枯宁是沙皇侵华政策的积极支持者和辩护士。一八六一年四月，巴枯宁从西伯利亚逃往日本，经美国到达英国，后来又到意大利。

　　巴枯宁这个无耻的叛徒跑到西欧后，完全隐瞒了自己背叛革命的丑恶历史，居然以一八四八年的“老革命”自居，发表了一篇《告俄国、波兰和全体斯拉夫族友人书》，吹嘘什么“我保持着战无不胜的思想的勇敢精神”，“把我的全部余年贡献给争取俄国的自由、争取波兰的自由、争取全体斯拉夫人的自由和独立的斗争”（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90页）。

　　实际上他是打着“自由”、“独立”的旗号为沙皇致府效犬马之劳。六十年代初期，东欧各地的斯拉夫人为反对奥地利、德意志和土耳其的反动统治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巴枯宁却极力鼓吹泛斯拉夫主义，即大斯拉夫主义，号召各地的斯拉夫人在俄国沙皇领导之下组成联邦，极力掩盖、美化沙皇扩张领土的野心。

　　早在一八四三年，巴枯宁在巴黎曾经和马克思见面认识。马克思耐心帮助和教育他，但是他丝毫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一八六四年第一国际成立后，巴枯宁在伦敦又见到了马克思。他虚伪地表示愿意努力为国际工人协会工作，可是他混入第一国际后却没干过好事。

　　他跑到意大利、瑞士鬼混了几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炮制他的反革命路线。巴枯宁主义就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最终形成的。到一八六八年九月，他抛出了“一个离奇的社会主义的纲顿”（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5页），“突然以一个宗派的奠基者的姿态出现”（马克思：《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4页）。

　　巴枯宁主义的主要反动谬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宣扬个人绝对自由，鼓吹“各阶级的平等”。巴枯宁从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认为“人性只有在获得自由时才能出现，而自由就是个人的个性不受任何限制”（见《上帝与国家》），他胡说“人的全部不道德行为的三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不平等”，因而“解放人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通过自由和平等使社会人道化”（见《国际兄弟革命组织的纲领和目的》，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08页）。

　　所以他把“实现各阶级和个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见《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12页）作为其秘密组织首先的奋斗目标。

　　他在一八六八年九月的一次演说中说：“我不能想象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还会有任何属于人类的东西”，“我希望个人之间和阶级之间都得到平等”（见《在和平和自由同盟一八六八年伯尔尼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既要保留现存的阶级，又要实现各阶级平等，这是自相矛盾的极其浅薄的谬论。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不可容忍的荒谬见解一下子就表明这个家伙的可耻的无知和浅薄”（《马克思致保·拉法格》·一八七○年四月十九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4页）

　　“‘各阶级的平等’，如果照字面上理解，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宣扬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的另一种说法而已”（《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六九年三月五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56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只能是阶级的消灭，而决不是阶级的平等。

　　第二，反对一切国家，否认任何权威。巴枯宁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和人性论出发，否认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他胡说国家是由于少数几个人物为维护自己的特权而产生的，是“对人性的否定”（见《国际革命协会的纲领》）。

　　他本末颠倒地硬说国家是产生私有制和阶级的根源，“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0页）。

　　他还抹煞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的不同阶级实质，胡说任何国家的统治都表现为剥削和奴役；公开叫嚷：“这个权威不管是叫做教会、君主国、立宪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或者甚至是革命专政，都不重要。我们把它们一律看做是剥削和专制制度的必然的根源而加以仇视和反对”（见《国际兄弟革命组织的纲领和目的》，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10页）。

　　巴枯宁既然认为“国家是主要祸害”（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0页），所以他主张必须首先一下子消灭国家，而代之以理想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

　　在无政府的社会里，将没有任何权威，人人都“具有享有平等、自由和人性的权利”（见巴枯宁：《联邦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神主义》）。巴枯宁这一谬论披着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外衣，其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消灭资产阶级，才能达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平等。

　　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关于废除国家的反动谬论时指出，它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差别是本质性的：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恩格斯致泰·库诺》·一八七二年一月二十四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0页）。

　　国家不是被废除的，而是逐步消亡的；但是国家的消亡是有前提的，这就是：“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恩格斯致菲·范一派顿》·一八八三年四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8页）。

　　否则，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胜利成果就会前功尽弃，工人阶级就会人头落地。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考茨基之流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诬蔑为无政府主义的反动谬论时，明确地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深刻地揭穿了无政府主义的根本错误。

　　列宁指出：

　　（1）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但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消灭之后，在导向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不懂得实现这个目的的条件。

　　（2）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新的由武装工人组织组成的公社式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破坏国家机器，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弄清楚无产阶级应当用什么去代替它以及怎样运用革命政权；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认革命无产阶级运用国家政权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3）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利用现代国家准备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则否认这一点。（《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69页）

　　第三，主张“完全放弃一切政治”，反对进行任何政治运动。巴枯宁认为国家是主要祸害，不应当做任何事情来承认、维持或建立新的国家，因此，他反对无产阶级参加选举进行争取民主自由的政治斗争，更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竭力鼓吹“完全放弃一切政治”（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0页）的谬论。

　　他胡说：“任何政治运动都是反动的”（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01页），“进行政治活动，尤其是参加选举，那是背叛原则的”（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0页）。

　　他提出，废除国家，建立无政府社会的途径，不是依靠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而是依靠象他那样的天才人物的计谋和领导，以流氓无产者和破产农民为核心，进行“暴动”，进行“社会革命”；这种“社会革命”不需要任何准备，不需要聚积革命力量，只要少数有魔胆的骨干执行先知筹划的密谋策略，就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一举消灭国家，实行“摧毁一切”（见《国际兄弟革命组织的纲领和目的》，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11、509页）。

　　巴枯宁把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破坏行动美其名曰“社会清算”，并说“这就是革命的全部秘密”（见《国际兄弟革命组织的纲领和目的》，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09页）。在巴枯宁的这一套“社会革命”说教中，他以天生的先知和救世主自居，把社会革命看成是先知的唯意志的行动，把群众看作是实现其阴谋野心的垫脚石，这充分暴露了他的唯心主义天才论和英雄史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痛斥了巴枯宁主义反对一切政治运动的反动滥调。马克思指出：“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从来就是政治运动”（《马克思致保·拉法格》·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九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4-385页）。

　　放弃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其实巴枯宁的所谓放弃任何政治，只不过是反对工人去搞无产阶级政治，是要工人去受资产阶级政治的愚弄和统治。他曾情不自禁地供认：“放弃政治——这是诈骗者为了愚弄白痴而想出来的蠢事。”（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67页）

　　这就自我揭穿了巴枯宁的反革命两面派骗术。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指出：“向工人宣传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放弃政治，这就等于把他们推到传教士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怀抱里去”（《恩格斯致泰·库诺》·一八七二年一月二十四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1页），充当“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马克思致弗·波尔特》·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6页）。

　　第四，鼓吹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要求和起点。巴枯宁认为，不是私有制产生了继承权和阶级的不平等，而相反，由国家法律规定的继承权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的主要条件；因此，社会革命应该从“废除继承权”开始，把它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要求”（转引自《马克思致保·拉法格》·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九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4页）。

　　他胡说什么“只要遗产还存在，就将存在世袭的经济上的不平等”，即“人为的阶级的不平等”（见《联邦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神主义》》；而要实现各阶级和个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就“应当从废除继承权开始”（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12页）。

　　马克思指出：巴枯宁的这种理论“完全是以陈旧的唯心主义观点为依据的，这种观点认为现在的法学是我们经济制度的基础，而不是把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作我们法学的基础和根源！”（《马克思致保·拉法格》·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九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4页）

　　“承认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只能意味着引诱工人阶级离开那实行攻击现代社会真正应持的阵地。”（《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15页）

　　马克思还指出：宣布废除继承权还“会使全体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团结在反动派周围”（《马克思致保·拉法格》·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九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4页）。

　　所以马克思斩钉截铁地说，废除继承权这一谬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415页）“废除继承权不会使社会革命开始，而只会使社会革命完蛋”（《卡·马克思关于继承权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52页）。

　　第五，主张在无政府社会里实行“集产制”。巴枯宁自供说：“我是集体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将不可避免地使财产集中在国家手里”（见《在和平和自由同盟一八六八年伯尔尼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因此，他反对生产资料国有化，主张在废除国家、建立无政府社会后，实行“集产制”。所谓“集产制”，就是“使土地、劳动工具以及任何资本都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财产，并仅仅由从事劳动的人使用，即由农业协作社和工业协作社使用”（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12页）

　　这种“集产制”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根本不同的。它各自为政，分散经营，反对任何自上而下的集中领导和统一计划，这必然加剧自由竞争和两极分化，促使资本主义到处泛滥。

　　可见，巴枯宁所鼓吹的“集产制”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巴枯宁主义的这套反动谬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从圣西门、施蒂纳、蒲鲁东等人那里剽窃来的。

　　马克思指出，巴枯宁是“社会理论领域中一个最无知的人”（《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4页），“他的纲领是东一点西一点地草率拼凑起来的杂拌”（《马克思致弗·波尔特》·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页）。

　　他所宣扬的“阶级平等”、“废除继承权”，是贩运圣西门主义者的胡说。他所鼓吹的“废除国家”、“放弃政治运动”，则是发展了施蒂纳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蒲鲁东说的那种无害的、单纯语源学的无政府状态（即没有国家政权），如果不是巴枯宁把施蒂纳的‘暴动’的大部分吸收到它里面去，那它永远也不会成为现在的无政府主义学说。”（《恩格斯致麦·希尔德布兰德》·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二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87页）

　　巴枯宁抄袭和拼凑起来的这套无政府主义杂拌，除了讲一些反对剥削的空话以外，没有提供任何东西。

　　列宁指出，无政府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1）不懂得剥削的根源；（2）不懂得社会在向社会主义发展；（3）不懂得阶级斗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创造力量。”（《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1卷第218页）

　　拿这种根本错误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来指导工人运动，只能瓦解无产阶级的组织，焕散无产阶级的纪律，破坏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和反动派效劳。这就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反动实质。

　　马克思指出：“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么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马克思致弗·波尔特》·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396页）

　　巴枯宁“为了使其他人承认自己是国际的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5页），进而篡夺国际的领导权，光有无政府主义的纲领还不行，还“必须以另一支军队的领袖的身分出现，这支军队对他本人的绝对忠诚应当由一个秘密的组织来保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5页）。

　　他在意大利、瑞士鬼混的几年，就是为实现这一阴谋计划东奔西走，招降纳叛，网罗死党。一八六五——一八六七年间，巴枯宁曾在意大利建立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秘密团体——“国际革命协会”，准备进行“破坏一切”的暴动，但并未取得什么成效。

　　一八六八年十月，巴枯宁一伙终于在日内瓦又建立了一个名为“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半秘密团体。在它背后还有名为“国际兄弟会”、“民族兄弟会”的秘密组织。

　　国际兄弟会由一百名“身有魔胆的人”（见《国际兄弟会章程》，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新全集》第18卷第502页）组成，是“独裁者巴枯宁的禁卫军”（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6页）。

　　民族兄弟会分布在欧洲各国受国际兄弟会严格控制。总之，这是一个里外三级、派中有派、层层控制、由巴枯宁直接指挥的反革命阴谋组织。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同盟是一个匪帮，其中除了受骗者外，还有大量骗子、冒险家、欺诈者、警探、投机钻营分子和懦夫”（《流亡者文献——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91页）。

　　这个匪帮集团的反革命阴谋计划是：“把打击专门对准国际。最初他们想控制国际，而当这一手没有得逞的时候，他们便图谋破坏国际”（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87页）。

　　可见，巴枯宁集团是一个由一小撮社会败类结成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目的的反革命阴谋集团。

　　巴枯宁主义的形成和巴枯宁阴谋集团的出现，有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阶级根源和思想认识根源。

　　巴枯宁主义是破了产的无业游民的心理状态和要求的反映与产物。巴枯宁特别起劲地在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等国的破产小资产阶级分子中进行蛊惑性的煽动，招募自己的党徒。

　　这是因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意大利等小生产还占绝对优势的后进国家，资本主义也逐步迅速发展起来，造成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大批破产，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无业游民阶层。

　　这些人被资本主义弄得倾家荡产，流离失所，产生了一种绝望的心理、盲目破坏的情绪和立刻复仇的思想。巴枯宁正是在意大利等国的长期活动中，从那些破产的、绝望的无业游民身上看到了他所谓的“社会革命”的力量和希望，因而形成了一套貌似激烈的无政府主义反动谬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巴枯宁主义兜售的那一套“反权威主义、无政府状态——这就是非常适合……这些‘毫无升官发财的前途，看不到出路’的‘游民’的胃口的“动听辞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85页）。

　　他们还指出“在意大利，同盟并不是‘工人联合会’，而是一帮游民。”（《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25页）

　　列宁指出：“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1卷第218页）毛主席也明确指出，游民是“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609页）。

　　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是巴枯宁主义产生的思想认识根源。由于小生产者一方面力图自保因而形成了以小我为中心的极端顽固的个人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小生产者受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所以在认识论上表现为极端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一整套反动谬论正是这种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反映。马克思指出：巴枯宁“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政治词句。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反府状态>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95-696页）

　　恩格斯尖锐地揭露说：无政府主义者是“十足的‘唯一者’，他们唯一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在他们中间找不到两个可以和睦相处的人”（《恩格斯致麦克斯·希尔德布兰德》·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二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87页）。

　　列宁深刻地指出：“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1卷第218页）

　　巴枯宁主义和巴枯宁阴谋集团的出现，是国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日益激化和第一国际内部两条路线斗争深入发展的产物。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国际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化。一八六六——一八六八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席卷整个欧洲，各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益激化，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蓬勃高涨，罢工浪潮汹涌澎湃，第一国际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威望日高。

　　这就引起了国际资产阶级和反动派的极端恐惧和仇视。欧洲各国反动政府在血腥镇压工人运动的同时，采取了迫害和破坏第一国际的反革命两手策略。

　　他们一方面发动了对国际的大规模诽谤和迫害运动，诬蔑第一国际是“阴谋团体”，并有计划地在政治、经济和组织上对国际进行疯狂的迫害，另一方面力图寻找代理人，设法打入第一国际，从内部破坏这个无产阶级的堡垒。巴枯宁主义和巴枯宁阴谋集团正是适应国际资产阶级和反动派的这一反革命需要而出现的。

　　此外，第一国际经过前期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已经战胜了蒲鲁东主义。这时，再想以赤裸裸的右倾改良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以公开的宗派主义和合法手段打入第一国际，篡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都已极其困难和不可能了。

　　因此巴枯宁阴谋集团便用极端革命的词句把自己的反动实质掩盖起来，以便反对马克思主义；并采取阴谋诡计和分裂主义的手法，来进行其破坏第一国际的罪恶活动。这是第一国际内部两条路线斗争深入发展的必然现象。

　　恩格斯在分析巴枯宁主义和巴枯宁阴谋集团的出现时指出：“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次在工人阶级内部遇到了一个目的不是要摧毁现存的剥削制度，而是要摧毁为反对这种制度而进行最坚毅斗争的协会本身的秘密阴谋。”（《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第158页）

　　巴枯宁主义的流毒和巴枯宁集团的阴谋活动，给国际工人运动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成为第一国际后期的主要危险。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亲自领导下，第一国际和各国的先进工人同巴枯宁主义和巴枯宁阴谋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

　　斗争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八六九年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前后，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巴枯宁集团阴谋夺国际领导权的斗争；巴黎公社后至一八七二年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者粉碎巴枯宁阴谋集团分裂活动的斗争，海牙代表大会后，马克思、恩格斯为从思想上清除巴枯宁主义的影响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