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运两条路线斗争史（10）拉萨尔主义的出现及其破坏作用

　　拉萨尔是一个醉心权势、投机革命的资产阶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投降派、叛徒、内奸和工贼，是德国工人运动史上机会主义的祖师爷，也是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头目。

　　拉萨尔主义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现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拉萨尔主义鼓吹无产阶级用合法手段去争得直接普选权，通过普选取得议会多数，建立“自由国家”，并依靠普鲁士王朝的“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以实现所谓“公平的分配”、“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转引自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假社会主义。

　　拉萨尔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得到解放的“最合法、最公平又最简单的方法”（见《公开答复》）。

　　拉萨尔主义是继承了反动资产阶级思想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法国天主教社会主义者毕舍的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以及机会主义头子蒲鲁东等鼓吹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阶级调和、阶级投降等黑货而炮制出来的。

　　拉萨尔主义的要害是鼓吹改良，主张倒退，大搞投降主义，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妄图以拉萨尔的假社会主义取代科学共产主义，借以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拉萨尔是炮制“和平过渡”、“全民国家”等修正主义谬论的祖师爷。

　　拉萨尔主义对于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具有极大的危害。从它出笼的第一天起，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就对它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并对拉萨尔及其门徒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

　　一八七五年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战胜拉萨尔主义的战斗总结，是对拉萨尔主义的致命的一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树立了坚持原则、反对妥协投降，坚持革命、反对倒退和敢于反潮流的光辉榜样。马克思主义同拉萨尔主义的斗争不仅对于发展德国工人运动，而且对于推进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拉萨尔主义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德国工人运动重新活跃起来的新形势下出笼的。

　　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失败后，德国依旧处在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专制制度下，在政治上仍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德国的资产阶级由于比英、法资产阶级出世晚，当它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同地主阶级争夺权力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已形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

　　因此，德国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甚于害怕地主阶级，它缺乏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勇气，甘愿屈服在地主政权下发展资本主义。虽然如此，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毕竟是封建势力阻挡不住的。在五十到六十年代，德国资本主义仍有相当大的发展，工业生产大约翻了两番，大机器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确立起来。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德国无产阶级的人数和力量也随之增长。一八四八年以前，产业工人不到六十万，到六十年代初，产业工人已增加到一百五十万。

　　德国无产阶级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完全处于封建专制统治的白色恐怖之下，集会结社被禁止，革命人士受迫害，革命组织遭破坏，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德国的许多革命者被迫长期流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被列为禁书。

　　在工人群众中进行活动的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学者，以及天主教教士影响下的教育协会和互助会等组织。它们力图引诱工人脱离政治斗争，阻挠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的传播，阻挠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独立的政党和组织。

　　六十年代初，德国的工人运动在经过十多年的低潮后重新走向高涨，这是由于德国无产阶级深受地主、资产阶级双重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由于工人队伍的壮大和力量的加强；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国际工人运动在六十年代初重新走向高涨的影响。

　　一八六一年，不少工人已经提出参加政治生活并建立独立的工人组织等要求。一八六二年，菜比锡、柏林等地的工人已经开始筹备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以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组织。

　　德国的地主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重新兴起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它们在加强武力镇压的同时，也乞灵于政治欺骗。地主、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想在工人运动方兴未艾时，就把这一运动控制在自己手里，引入改良主义的歧途。

　　尤其是当时德国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俾斯麦，更处心积虑地想把德国的工人组织控制在他的手中，实现他两方面的目的：一方面阻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便把德国工人运动引入歧途；另一方面利用工人组织来吓唬资产阶级，使其不敢与地主阶级争夺政权。拉萨尔主义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适应德国地主阶级的需要而产生的。

　　拉萨尔主义的创始人斐迪南·拉萨尔（一八二五——一八六四年），出身于德国布勒斯劳的一个信奉犹太教的富商家庭，他的父亲是个绸缎商。

　　一八四〇年春，拉萨尔到来比锡一个商业学校学习。一八四一年秋，他开始上大学，先后在布勒斯劳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文学和哲学。

　　还在上大学以前，拉萨尔就沾染了投机取巧、欺诈拐骗等资产阶级恶习，形成了他的爱好虚荣和“伸手去取王冠”（拉萨尔一八四〇年七月十九日日记——见伯恩施坦：《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的政治野心。

　　拉萨尔极力想挤入贵族和上层社会，他拼命追求金钱和声望。为此，拉萨尔从一八四六年起便包揽了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案件。他虚张声势，无耻地把这种贵族家庭的内部纠纷，渲染为处于“无产者”地位的伯爵夫人反抗权贵的斗争。

　　拉萨尔曾抱着政治投机的目的，参加过一八四八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失败后，拉萨尔留在国内，但他对革命灰心丧气，便把全部精力用来为哈茨费尔特夫人打官司，前后花了七、八年的时间。

　　因此他捞到了很大一笔金钱，并同这个伯爵夫人鬼混，过着它梦寐以求的上层贵族的糜烂生活。对此，恩格斯后来曾痛斥他是一个“从头到脚污秽不堪的人”（《恩格斯致保·拉法格》·一八八〇年五月四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19页）。

　　拉萨尔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一贯采取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的态度。他当面或在给马克思的信件中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背后却极力阻挠和破坏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德国的传播，在工人中间从来不提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

　　拉萨尔为了沾名钓誉和捞取政治资本，在五十年代后期东剽西窃地写了一些东西，例如《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八五八年）、《弗朗茨·冯·济金根》（一八五九年四月）、《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一八五九年六月）。

　　这些书所宣扬的观点，是同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在思想理论上是唯心主义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对普鲁士王朝和德国资产阶级两面讨好的态度。

　　用戏剧反对马克思主义并为反动统治阶级效劳是拉萨尔的一大发明。历史剧《弗朗茨·冯·济金根》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这个剧本美化德国中世纪小封建领主（骑士）的代表人物济金根（一四八一——一五二三年），把他吹捧为创造历史的“英雄”、“强力的现实的政治家”、“革命家”。

　　实际上，济金根不过是一个梦想在农奴制基础上建立中央集权君主国的小丑。拉萨尔把济金根的失败归之于他“外交的错误”，即没有能和德意志皇帝建立起同盟。

　　拉萨尔在剧本中还把皇帝恭维一番，并要求他来领导运动，这是为了讨好当时德国的封建统治者。反之，拉萨尔在剧中对农民群众则大加污蔑，否认农民革命战争的伟大作用。

　　历史事实是，在济金根死后两年，一五二五年，德意志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农民战争。当马克思、恩格斯看到该剧本后，都写信批判了拉萨尔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出他“没有充分表现出农民运动在当时已经达到的高潮”，“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恩格斯致斐·拉萨尔》·一八五九年五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5页）。

　　马克思还指出，济金根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马克思致斐·拉萨尔》·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九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9页）。

　　这些批评完全击中了拉萨尔的要害，但是拉萨尔却拒不接受。这说明后来拉萨尔投靠德国地主阶级，鼓吹无产阶级与普鲁士国王结成同盟，恶毒诬蔑农民革命运动是“反动的运动”（见拉萨尔：《工人纲领》），绝不是偶然的。

　　六十年代初，当德国工人运动走向高涨的时候，政治投机家的拉萨尔看到德国资产阶级的怯弱，普鲁士王朝的强权在握，感到如果象他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那样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与王朝作对，一定对已不利，而站在普鲁士国王的旗帜下，篡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适应俾斯麦控制工人运动的需要，倒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狂妄野心。

　　因此，他就从五十年代的对普鲁士王朝和资产阶级两面讨好的立场一下子转到完全拥护普鲁士国王的立场。为了打入工人运动，骗取工人群众对他的信任，借攻击资产阶级保护地主阶级，拉萨尔表面上用尖刻的语调攻击资产阶级，借以捞取政治资本。但拉萨尔仅仅是在表面上攻击资产阶级，实际上他却千方百计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从不要求消灭资产阶级。

　　恩格斯在揭露拉萨尔的政治投机生涯时指出：“1862年前，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波拿巴主义倾向的、典型普鲁士式的庸俗民主主义者……由于纯粹个人的原因，他突然改变了方针并开始了他的鼓动工作。过了还不到两年，他就开始要求工人站到王权方面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性格和他相近的俾斯麦勾结在一起”（《恩格斯致卡·考茨基》・一八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9页）。

　　一八六二年春拉萨尔抛出了《工人纲领》，一八六三年春又抛出了《公开答复》，突然以“社会主义权威理论家”、“工人阶级领袖”的架势向工人说话。

　　“在拉萨尔的鼓动小册子中，从马克思那里搬来的正确的东西和他自己的并且通常是错误的议论混在一起，二者几乎不可能区分开来。”（《恩格斯致卡·考茨基》。一八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9页）.

　　拉萨尔就是采取这种鱼目混珠的卑劣手法来向工人贩卖他的机会主义私货。

　　拉萨尔主义的主要谬论有：

　　第一，胡说无产阶级的贫困是由什么“铁的工资规律”决定的。

　　“铁的工资规律”是拉萨尔从反动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出发臆造出来的。拉萨尔说：“决定着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是这样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见《公开答复》）。

　　这就是说，拉萨尔认为，工人阶级的贫困，不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而是由人口增长的自然规律决定的，工人的生活状况是永远不可能根本改善的。

　　拉萨尔想用这种经济理论来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掩盖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对工人的剥削，对抗马克思所创立的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石之一的剩余价值学说。从理论上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为了同样的目的，拉萨尔主义者还鼓吹“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转引自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他们用这种谬论来诱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产生错觉，似乎劳动者不具备生产资料就能够凭空创造出财富，似乎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现象，是由劳动的好坏造成的，而与生产资料私有制无关，似乎地主、资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财富不是依靠剥削，而是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的，以便他们把工人运动引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轨道，领上合法的、和平过渡的、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的邪路。

　　第二，拉萨尔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出发，胡说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体”（见《告柏林工人书》），“国家的使命就在于发展自由，使人类朝着自由的方向发展”（见《工人纲领》》。

　　拉萨尔以此否认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散布对普鲁士王朝的幻想，企图要德国无产阶级支持普鲁士王朝的内外政策，以此换取普鲁士王朝恩赐普选权的决心。

　　第三，胡说取得普选权，依靠“国家帮助”，就能和平实现“社会主义”。

　　拉萨尔说，实施直接的普选权“是改善工人等级物质状况的唯一手段”（见《公开答复》），因为有了普选权，工人代表就能在议会中占多数，就能建立“自由国家”，然后依靠“国家帮助”，拨款建立生产合作社，拉萨尔甚至胡说，只要有一亿塔勒（当时的德国货币名称）“就足以使整个国获得解放”（见《工人读本》）。

　　拉萨尔达胡说，在建立生产合作社以后，就可以实行“公平的分配”，使一切社会成员得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这样，拉萨尔的“社会主义”就实现了。

　　这就是拉萨尔鼓吹的无产阶级获得经济解放的最和平、最合法、最简单的方法。拉萨尔的这一套超阶级国家观及其议会道路和假社会主义胡说，完全是无稽之谈，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完全对立的，是同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完全不相容的，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是为了诱骗无产阶级永远接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奴役。

　　第四，鼓吹建立一个所谓工人阶级的，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效劳的机会主义政党。

　　拉萨尔说，“这个党以普遍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选举权作为自己的原则口号，作为党的旗帜”，这个党的任务是开展“和平的、合法的”宣传运动（见《公开答复》），争取选举权，争取把象他这样的“英雄”、“工人领袖”选进议会里去。

　　很明显，拉萨尔所要建立的党，不过是普鲁士王朝破坏工人运动的工具，不过是象他这样的野心家实现其个人野心的工具，而绝不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先锋队。对于这个党来说，工人阶级不过是一些摇旗呐喊者，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和新社会的创造者。

　　第五，百般美化和包庇德国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竭力鼓吹无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结成同盟，而把无产阶级真正的同盟者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诬蔑为“反动的一帮”（转引自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拉萨尔及其追随者这样做，是为了破坏工农联盟，孤立无产阶级，是为了从普鲁士王朝手中讨取普选权。为了这种目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还积极支持德国地主资产阶级对外侵略扩张，推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策，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替本国反动统治者效劳。

　　一八六三年五月，当德国各地的工人联合起来建立“全德工人联合会”时，拉萨尔挂着“老革命”的招牌，利用他蛊惑宣传中的欺骗作用，骗取了工人群众的信任，趁机窃取了“联合会”主席的职务，并且把他的机会主义理论和策略作为这个组织的指导思想。

　　例如在“联合会”章程的第一条就规定：“联合会的宗旨是通过和平和合法的道路，特别是通过争取公众的信念，为取得平等和直接的普选权而进行活动。”（见《拉萨尔演讲论文集》德文版第4卷）

　　这样，拉萨尔便把“联合会”完全变成了他推行机会主义路线的工具。马克思指出：“拉萨尔的组织是一个纯粹的宗派组织，这种组织是和国际所追求的真正工人运动的组织相敌对的”（《马克思致弗·波尔特》·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333页）。

　　拉萨尔在刚成立的“联合会”中不但贯彻了一条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也推行了一条机会主义的组织路线。他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极力把一些面目不清和卖身求荣的人拉在自己周围”（《恩格斯致卡·考茨基》·一八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9页）。

　　例如后来在“联合会”当过主席、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施韦泽，就是出身于法兰克福的一个非常腐化堕落的贵族家庭，一八六二年本人曾因贪污公款和在光天化日之下向少年儿童耍流氓而被判处过监禁的坏分子。

　　他在名声扫地、走投无路时，结识了拉萨尔。拉萨尔不顾法兰克福工人组织的强烈反对，竟接受施韦泽参加“联合会”，并且无耻地把施韦泽的那些卑劣行为说成是生活小节，反诬工人们“胸襟狭窄”。

　　又如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本人就是一个贵族夫人，又同普鲁士王朝有直接的密切联系，也被拉萨尔尊敬地放在“联合会”的领导核心中。

　　拉萨尔在“联合会”中极力鼓吹对自己的个人迷信和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凡入会者，都要宣誓效忠拉萨尔。

　　拉萨尔在加紧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控制“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同时，为了推行他的极右的机会主义路线，便积极设法投靠德国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普鲁士王朝的首相俾斯麦。

　　为此，拉萨尔几次在群众大会上无耻吹捧、美化俾斯麦，说“俾斯麦是一个大丈夫”，“明智的政治家”。拉萨尔对俾斯麦表示，如果俾斯麦同意施行普选，他便“代表”德国工人宣布完全支持俾斯麦的内外政策，支持普鲁士王朝用战争统一德意志，支持俾斯麦去兼并当时属于丹麦的领土：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拉萨尔的卖身投靠正合俾斯麦的心意。俾斯麦早就企图收买一些有名望的所谓“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领袖”，把这些人网罗到自己手里，作为控制德国工人运动的工具。

　　这样，拉萨尔和俾斯麦便加紧秘密勾结起来。一八六三年，正当德国工人运动走向高涨之时，拉萨尔同俾斯麦多次进行密谈，常常连续深谈数小时之久，打得十分火热。

　　有一次，俾斯表竟因拉萨尔在座而拒绝接见巴伐利亚的公使，足见俾斯麦对拉萨尔这个地主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的重视。

　　从一八六三年五月到一八六四年夏，拉萨尔直接拜访俾斯麦达十多次，还写了不少密信。例如，一八六四年一月十三日到十六日四天之内，拉萨尔就连写两封密信，急切地向俾斯麦呈献欺骗群众、加强统治的“仙方”。

　　拉萨尔在和俾斯麦多次密谈和通信中，不仅向俾斯麦宣誓他是普鲁士国家和君主政体的拥护者和卫士，胡说什么“工人阶级本能地倾向独裁政治……他们都很愿意拥戴国王为社会统治的天然工具”（见一八六三年七月八日给仰斯麦的信）。

　　而且还把联合会的组织状况，工人运动的状况，当时工人阶级的行动计划以及今后的打算统统出卖给俾斯麦。拉萨尔还向俾斯麦出谋献策，要俾斯麦实施普选权，认为这符合普鲁士王朝的利益可以使普鲁士王室“转变为革命人民的社会君主专制”（见一八六三年七月八日给俾斯麦的信）。

　　上述事实说明，拉萨尔完全充当了俾斯麦控制、破坏工人运动的内奸和工贼。尽管拉萨尔同俾斯麦秘密勾结的内幕直到一九二八年才从普鲁士内阁的旧档案中发现，但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从拉萨尔言行的种种迹象中已经有所察觉。

　　恩格斯早在一八六三年就尖锐地指出：“这家伙现在简直是在为俾斯麦效劳”（《恩格斯致马克思》·一八六三年六月十一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51页）。

　　一八六四年八月底，拉萨尔为了争夺别人的未婚妻在决斗中中弹而死。但是他的继承人施韦泽、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等更加疯狂地推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公开地支持俾斯麦的政策，甚至在“联合会”的机关报上大肆庆祝普鲁士国王的寿辰。

　　他们把“联合会”完全变成了一个效忠普鲁士王朝和分裂工人运动的宗派组织，对于德国工人运动长期起着很大的破坏作用。拉萨尔主义后来成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拉萨尔则是后来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顶礼膜拜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