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人碑|血色元宵节，“请看日寇之残暴！”

　　郑州大轰炸后，断壁残垣、关门歇业的大隆商店（敦睦街和大同路角），1943年，（美）哈里森·福尔曼 摄

　　老话说：不出正月十五都是‘年’。

　　农历正月十五是元宵节，又称“灯节”或“上元节”，是中国春节年俗中最后一个重要节令。正月十五让“年”戛然而止，却也把“过年”的氛围推向高潮，故民间素有“闹元宵”的传统说法。

　　夹在汴洛之间的郑州，民国时期元宵节的狂欢活动，不但形式内容上不亚于两位古都邻居，更因为京汉、陇海两条铁路大动脉交汇于此，是华北的交通枢纽，带来了商业文化的蓬勃发展，让元宵节成为了郑州人民那时的狂欢节。

　　民国《郑县志》上说：

　　“自城十字街至西关，迤逦至车站，谓之‘灯市’。出售各色华灯：人物有老子、美人、钟馗捉鬼、刘海戏蟾之属；花草有栀子、葡萄、杨梅、柿、橘之属；禽虫有鹤鹿、鱼虾、虎豹、龙马之属。其奇巧，则有琉璃球、云母屏、水晶帘、万眼罗、玻璃瓶之属；其豪华，则有料丝鱼舫、丝珠明角、镂画羊皮、流苏宝带之类。品目繁多，难以枚举。好事者好为藏头诗句，任人揣测，谓之‘猜灯谜’。若祭赛神庙，则有社伙（火）、鳌山、台阁、戏剧、龙灯、烟火。无论通衢小巷，悬彩吊灯，星罗棋布，皎如白日，喧阗彻旦。”

　　1938年2月14日，又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

　　虽然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原河南省主席，时任河南“绥靖”公署主任的刘峙，作为华北抗日前线的总指挥，畏敌如虎，日退百里，相继丢失涿州、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等城，日军追之不及，其“长腿将军”的“威名”更“誉”满全国。日寇此时已经占领豫北大半，铁蹄逼近黄河，集体和零星屠杀的报道，包括日军飞机轰炸安阳，制造“十·一三”惨案的报道，多见报端。

　　豫北的难民不少也南下郑州，元宵节前一天，最后一列从豫北开来，黄河铁路桥封闭不通。拖家带口、呼朋引伴的难民，无计其数，火车站的票房里、住家户的过道、店铺的廊沿下都住满了人，个个面黄肌瘦，衣不遮体。

　　郑州人口猛增，物价一天三涨。

　　饶是如此，多数郑州人，并没感觉到危险临近。

　　去年（1937年）冬天，日本侦察机也曾几次“光临”郑州上空，地面高射炮懒洋洋打两炮，例行公事。很多郑州市民并不觉得危险，反而纷纷出来抬头观看。一般人心理上，还认为稀罕而有趣。此时日本在郑州的领事馆，因为进行间谍活动已经下旗闭馆，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还自行脑补，说日本有领事馆在郑州，所以日本飞机不会来郑州轰炸！

　　那时候的郑州人民，民族意识和危机感并不强烈，到处是漫不经心和听天由命的情绪。觉得有黄河天堑阻隔，太平日子还有的过，甚至有些人听信了日特汉奸的欺骗，觉得日本人来了又怎么样？不过改朝换代罢了，照章纳粮就好了。即便是飞机轰炸，1930年中原大战，蒋介石方面就搞过郑州。对日本法西斯的狰狞兽行，以及工业国对农业国的不对等碾压程度，根本缺乏认知。

　　不仅群众如此，即便是国民党官方，也不乏这种想法的人大行其道。

　　轰炸当日，李宗仁的亲信、大学教授甘介侯正好在郑州。听到警报声警惕性极高的他，预感形势不妙，非要拉着津浦路局在郑办公的处长沈熙瑞，从所住的中国旅行社招待所离开。沈却颇不以为然，告诉甘：

　　“郑州从来没有炸过，没有事，就是这里谈好了。”

　　要不是甘介侯执意要走，坐上黄包车，疾驰向东，后果不堪设想。

　　元宵节当天，风和日暖，晴空万里，郑州人民依旧沉浸在狂欢的气氛中。

　　10时左右，旱船、龙灯，高跷等许多游艺项目，正在准备上街公演。郑州市民和十里八乡的群众，素来都有上街游玩的习惯，所以一大早都赶来凑热闹，生怕好位置被别人占了去。火车站附近的大同路、德化街等商业区，人山人海，摩肩接踵。鸿兴源、五美长、大隆商店、老天宝等许多大商号门前，五颜六色的彩灯和其它的一些节日布置，以及促销活动，让大家流连忘返，目不暇接……

　　突然，老城西南角防空警报台上，响起了凄厉刺耳的警报声，响彻天空，接着照例地实行了交通管制。人们还以为几十分钟以后，就可以继续游玩，只敷衍地停止了行动，在树下、房檐下，所谓的隐蔽处，稍事休息。没见过飞机的，甚至就站在大街上，翘首北望，仿佛一场表演。

　　11时许，日本飞机来了。

　　根据《申报》报道：“敌机十二架，由安阳起飞，过新乡到郑州，狂行轰炸。十一时许，先来一架，次到三架，旋又来两批，各为四架，共计十二架，皆为重轰炸机，向车站附近及各军事交通机关，繁华街市及平民住所，肆行投弹轰炸，并用机枪扫射，连续不断达两小时之久，计投弹一百余枚（一说六十八枚）。

　　轰炸持续到下午1时许，日机才离去。

　　《新华日报》报道：“平汉、陇海两路铁轨及站台附近，炸毁多处，至郑埠商业区域之大同路，落弹尤多。华安饭店、五洲旅馆等处，悉成灰烬，无辜居民伤亡者达二百余人。美人开办之华美医院，亦落三炸（弹），幸而未炸。”

　　日机轰炸的区域，是当时郑州最繁华的地段，也是郑州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即今靠近郑州火车站附近的大同路西段及二马路一带。郑州能叫上号的大饭店、大宾馆，基本都集中在这一区域内。

　　顿时，这里成了阿鼻地狱。

　　炸弹爆炸声、机枪扫射声、高射炮射击声、房屋倒塌声、人们哭叫声……响成一片，什么也分辨不出来了。

　　二马路的顺兴旅馆，幸好没有被炸弹直接命中，也没有人员死亡。只砸落一根气浪掀翻的钢轨，贯穿三楼平台，直插转楼中间的大厅。所有的门窗玻璃全部破碎，所有的灯泡、茶壶、茶碗，都从桌子上震落到地上打碎了，天花板也大多被震下来，很多床、桌也改变了位置或翻倒在地。

　　茶房郑伯铭，大难不死，赶紧到街上去看。

　　只见平汉、陇海两个火车站瓦砾成堆，房屋倒塌，电杆倾斜，有些树木、电杆上血肉模糊，铁轨横七竖八，与血肉之躯粘连在一起，街上到处是死尸，惨不忍睹。

　　大同路、二马路交汇处的华阳春饭店，当时郑州的最高建筑，也是郑州最豪华的餐饮一条龙设施，全部被炸塌了，变成了一大堆瓦砾。

　　华阳春饭店内的浴池工人赵常海，下班之后，原本跟朋友坐在饭店门口闲聊。轰炸袭来，被人群裹挟进了华阳春。没有经历过战火的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楼高结实，几颗炸弹又能咋样？

　　“炸弹的爆炸声把这座大楼震得摇晃起来，接着又是一声巨响，头顶就象山崩地陷，砖头石块劈头盖脑砸落下来。我只觉得浑身动弹不得，耳朵嗡嗡叫，眼前一片黑，看不到一丝光亮，好像掉进了万丈深渊。一切都来得这么猛、这么快，进来的人连叫一声都没来得及就死去了。那么我呢？怎么还活着？”

　　好在一根大梁棚架，顶在赵常海的头顶上，他成了两名幸存者之一。不过，他被从瓦砾堆中挖出来，已经是三天之后了。

　　虎口余生的赵常海，出来之后，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

　　“四层楼的华阳春被炸平了，第一旅社、五洲旅社、邮政总局、铁路机械厂、火车站，这一大片建筑物都被炸成废墟，电线杆倒了，大树歪了，树上还挂着一只死人胳膊，挂着被炸飞的破衣、血肉。扒出来的尸体几乎没有一具是完整的，有的缺胳膊、有的少腿，有的没有头，有的被炸成两截。就连他们的亲人也难以辨认，那惨状，看了使人心惊肉跳。”

　　小姑娘吕秀贞，当时在郑县民众教育馆当干事，还不满17岁。

　　她看到在银行街（火车站附近，拆迁改造时消失）上，有位妈妈被炸死后，躺在血泊里，怀中的婴儿还在哭着吮奶。

　　吕秀贞有个非常要好的同学笙妹，当天上午穿了件大红缎子旗袍，带着邻居几个小姐妹，一起到街上观灯。空袭时，笙妹跑不及，就爬在大同路南侧一家商店的房檐下，小姐妹们被人流裹挟，大家互相找不到了。

　　空袭过后，别人都回来了，唯独不见笙妹。

　　家人多方寻找，最后才在德化街南头路东的电线杆上，发现一大片红缎子衣片，像是笙妹出来穿的那件衣服上的。才知道，笙妹已被炸得粉身碎骨。

　　笙妹的母亲手握衣片，为唯一爱女的惨死，哭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后来就把这些衣片装棺埋葬以寄哀思。

　　空袭结束后，甘介侯专门跑回去看。

　　只见到处是破砖烂瓦，到处是死人。见过世面的甘介侯立刻联想到：

　　“与炸上海大马路的先施公司、南市车站的难民，以及广州人烟稠密的东华路，是一样的惨无人道。”

　　当天轰炸之后，华阳春废墟上，陆续还有工人家属在继续翻找，一直找了二十多天，才彻底绝了念想。

　　一位老大爷，含着眼泪不断挖掘，手指头都抠烂了。有人问他挖找的是什么人？他哭诉说：

　　“我家八口人，原住北平。芦沟桥事变后，局势危急，不愿坐当亡国奴，变卖家产后全家南逃，先后到南京、上海、广州、武汉，到处难以安身，三天前又来郑州，住在这里。”

　　市民葛志昌回忆，当天他们家正准备过节饭菜。听到警报响，一家人赶紧躲进防空洞，日本飞机扔院里一个炸弹，炸毁了三间房。已成惊弓之鸟的葛家人，从防空洞出来后，赶紧收拾财物，向乡下跑，路过三益街，看到一片房子被炸坏，旁边有九具被炸的尸体。

　　市民丁宝珍回忆，当时他在福寿街三义水果行买东西。忽然警报声起，迅速跑进防空洞。轰炸结束后，出来一看，附近房倒屋塌，“死的一片要有三十多人，有的腿挂到树上。”回家途中，走到三多里（估计是钱塘路、一马路与西三马路、陇海东路之间，今世贸购物中心附近），看到一品香饭店也炸成一堆乱砖碎瓦。

　　一位叫魏树人（魏巍同志的郑州亲戚）的回忆中，也证实了日军郑州大轰炸的残暴，他说：

　　“到东大街家门口给了车夫钱，到家（郑州人都知道的魏家大院）一看，中厅院一棵海棠树上挂着一个鲜血淋漓的断臂。很奇怪，我这住宅前后五节，南北长少说也在百米以上，横宽也不下三十米，房屋并未损坏，那来的断臂呢？看门的说，西邻被炸了，可见炸弹的分量！”

　　这场大轰炸，彻底改变了郑州人的心态。

　　吕秀贞回忆说：

　　“像这样，顷刻之间，祸从天降，家破人亡的惨状，在这一天的郑州究竟发生了多少起？谁也说不清。而房倒屋塌，随处可见，使许多人失去了住所；痛失亲人的号哭声，到处可闻。从此，郑州人不再迷信神道了。却又像惊弓之鸟，有远亲的就投奔外县山里逃避；没有外地亲友者，也都携带干粮和一些必要的和珍贵的物品，早出晚归到乡间林野里躲避。繁华的郑州，顿成十室九空，萧条冷落之地了。”

　　不过，这只是日本侵略者“馈赠”给郑州人民的“开胃菜”。

　　说到这里，还要说个值得关注的“汉奸”问题。

　　日军在这次轰炸中，除了造成大量无辜人民的死亡和民用设施的倒塌外，实际上对军政设施的轰炸，还是非常准确的。车站枢纽不说，邮政局、交通部长途电话局、警备司令部和公安局，这些重要目标都被一一锁定。

　　问题何在呢？

　　著名诗人臧克家，两个月后，车过郑州，曾做短暂访问，最后得出结论：

　　“郑州有三多：汉奸多，乞丐多，妓女多。这全由于穷困一个原因造成的。敌人在此处曾成立过特务机关，汉奸的大本营就在这里，听说开封还设有支部。前几天，在这里捉到了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他正在向水里撒放药粉。汉奸组织是那么严密，我们防范得这样粗疏，郑州已经成为军事中心了，而旅社里却不大见到警察的影子。”

　　所以，无论什么时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教育群众，特别是教育青少年，提防一小撮民族败类兴风作浪，都不应该被视为多此一举，自找麻烦。

　　根据现有资料统计：

　　1938年2月14日到3月26日的一个多月时间，日军先后出动飞机12次、161架、投弹205枚轰炸郑州，炸死炸伤864人，炸毁或烧毁民房510间、教堂1座、火车站站台、铁轨5段、火车皮7节及车站附近大部分建筑设施。

　　从1937年9月18日，日军轰炸浚县南王庄火车站，到1937年5月2日，日军轰炸鲁山县城，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日军在河南实施了“无差别大轰炸”，持续八年之久。

　　抗战时期初版的《河南防空业务概况》说：“溯自抗战开始，敌机不断空袭我后方各地，举凡不设防城市，文化机关，慈善团体，以及偏僻乡村，莫不被敌视为轰炸之目标”。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统计，河南有94个市县（当时108个）都挨过鬼子的炸弹。

　　日军飞机轰炸直接炸死炸伤平民21544人，其中：炸死6662人、炸伤3458人、原始资料未分开统计死伤11424人。

　　炸毁民房48353间，街道36条，工厂6座，飞机场2座、飞机1架，村镇3座，市场3座，天主、基督教堂3座，帆船18艘，火车1列、火车头2个、车厢15节、铁轨5段，黄河铁桥2次，大车10辆，汽车2辆，粮食80000公斤，农具21500付，其他财物损失折合1937年法币124560元。

　　相较周边各省，河南人民所受日机轰炸持续时间久、造成损失大、范围之广，都远超前者。

　　那么问题来了，是日本人按照“旧地图”，还有过时效的航拍照片，“误炸”了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1939年1月24日，日机轰炸洛阳时，被我方高射部队击落一架，俘获敌空军人员7人，其中有敌中队长杉田荣治，在其身上搜得出发时的命令。上面明确写到，要求其“向人烟稠密之市区投弹轰炸，藉以沮丧中国之民气。”

　　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侵略者完全没有达到目的。从它们轰炸中国人民之日起，它们不但没有吓倒中国人民，反而促使了中国人民的觉醒。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中国人民并没有因此屈服，他们勇敢地选择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做坚决抗争，为了抗战的最终胜利，更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而继续战斗下去。

　　一位叫李桦的记者，也随臧克家等人一起组成的访问团，路过郑州。在郑州火车站的残垣断壁上，他看到一行殷红如血的大字：

　　“请看日寇之残暴！”

　　看到之后，中国人该怎么办呢？

　　同行记者陆沉在一篇名为《郑州五月的清晨》的报道中，这样写道：

　　“这次的浩劫，又在我的深心投下一个悲凉的暗影，然而在警报解除了以后，我仍然是忍不住想着跑去看，因为，凶残的敌人即能撒下仇恨的种子，我就决心要把这血的仇恨深刻在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