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批判】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产生及其反对有神论的斗争（上）

　　原编者按：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原始社会的人们，只能用简单的工具进行生产。原始社会的人们屈服于自然力，幻想出超自然的神灵，认为有一种离开现实世界的力量主宰着人类社会，主宰着现实世界。这就是唯心论思想的萌芽。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自然界中某些因果关系的简单规律。在旧石器时代，人们知道用打制的石器进行狩猎；到新石器时代，又知道把石器磨制得更加锐利，并且知道了种植谷物。这说明，原始社会的人们，在长期生产劳动中，必然要对客观外界采取现实的态度，承认周围的事物是客观现实有的；并且认识到，只有服从客观规律，才能在生产实践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种认识，就是唯物论思想的萌芽。在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前，唯物论思想与唯心论思想都处于萌芽状态，并具有自发的对立倾向。只有到了奴隶制的阶级社会，才产生了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哲学。

　　哲学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直接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服务的。夏王朝的建立是我国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的开端。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便产生了阶级，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夏代的奴隶主，已开始利用宗教迷信来为其统治的合理性论证，作为欺骗、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

　　公元前十七世纪末，商汤灭夏，建立了奴隶制的商王朝。统一国家的建立，因而宗教也就必然要出现一个具有新特点的至上神，叫做“帝”或“上帝”，形成一种与巫术密切结合的宗教迷信。这种宗教认为“帝”是整个自然、社会的主宰。奴隶主贵族统治者经常利用“天罚”来威吓人民，假托神意来迫使奴隶等去从事战争、耕作和向奴隶主贡纳财物。商奴隶主贵族为了加强其统治，制造了政权神授的谎言。借助这虚无缥缈的“至上神”对各种族的奴隶实行血腥的统治。

　　商的奴隶主头子说:“帝立子生商”(《诗经·商颂》),这就是说其祖先是“帝”的儿子。实际上就是宣称他们自己是“帝”的子孙，商最大的奴隶主-王，就是这“帝”在人间的代理人。他们的政权则宣扬是“帝”赐给的，因而也是永恒的；他们的一切言行都宣布是“帝”指命的，鬼神庇佑的，谁违背了他们的意志，就是违背了上帝和祖先的指命，那就要大难临头。商人不仅经常祭天祭祖，乞求降福消灾，而且在事事之前都必须进行占卜，如作战，筑城，开河，种获等，都要烧灼龟壳和兽骨，观其裂纹(兆)，来预定凶吉，决定行动。

　　商奴隶主贵族不仅炮制这个最高主宰“帝”，而且还垄断了“帝”和人间的联络。这样，商奴隶主贵族便可以为所欲为。为了自己的淫糜享受，商的奴隶主贵族不仅在活着的时候要敲榨奴役大批的奴隶，而且在死后，还要用几十几百甚至上千的奴隶进行殉葬和祭牲。他们把这一切都看作是授命于“帝”。在他们看来，奴隶的生存就是为着让奴隶主奴役玩弄享受。奴隶们稍有反抗，他们则大声叱咤:你们奴隶的生命，是我从上天那里给保留下来的，如果你们不服从我，“帝”及我的祖先就要大大的降罚你们，那时候，我就要把你们斩尽杀绝，灭子绝孙。

　　公元前十二世纪末，周部落在今陕西的渭水流域兴起，先后灭掉了周围若干的戎族，成为商王朝的一个强大藩国。后经周武王东征并在商奴隶前线倒戈的帮助下，灭掉了商王朝，建立了周王朝，这也说明了当时奴隶们反抗斗争的激烈和他们在推动社会历史前进中的决定作用。周王朝的建立，意味着奴隶制度国家的高度完成。周王朝的奴隶主贵族承袭了商奴隶主贵族祭天祀祖、敬事鬼神和君权神授的宗教迷信思想，并在商奴隶主贵族的这些思想基础上，使宗教迷信思想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总之，这时的宗教已不同于原始社会的迷信了，它已经完全成为奴隶主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充满了阶级压迫的内容。从此以后，宗教迷信成为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得力工具。

　　周灭掉了商后，为了加强对被征服种族的统治，周奴隶主贵族首先把“帝”和祖先分开，加强了“帝” 这个“至上神”的绝对权威，从而提出了“天命”说(天的意志或天的命)，来论证自己统治的合理性。周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的永恒性，为了从思想上征服商奴隶主贵族，进而抬出了“德”和“以德配天命”的理论。他们用统治者的道德行为作为补充，以说明“上帝”不断更换统治者的理由，这样也就使它的欺骗性更大。《召诰》中说:“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这就是说，做王的要认真崇尚德政，用德行事，才可以求得永保天命。周奴隶主贵族所说的德，具体内容仍是“从天命、劝人事”。这样他们就在理论上说明了，商王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商的后代不能修明其德以从天命，故失天下，周先祖能修明其德配天命，上天就改变了他的大儿子，授命于周。周奴隶主贵族周公旦就假惺惺地对商奴隶主贵族讲:“非我小国，敢弋殷命，唯天不畀”(《尚书·多士》)。

　　被称为奴隶社会“大圣人”的周公旦，是西周初期最著名的奴隶主贵族政治家。他是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他制造了一系列的措施，发表了一整套为奴隶主思想统治服务的言论。“天命”说可以说是他炮制的。他不仅提出了“德”，也提出了“孝”，弄出一套制礼作乐的规则。礼，本来是婚、丧、衣、食、住、行的规则。但经周公旦整理和其后人的修饰，礼便成了奴隶社会的等级名分制度，乐也成了为这种等级名分制度服务的工具。

　　周公旦由于亲自参加了武王东征和亲自平定了殷商贵族的叛乱，看到了由于奴隶的前线倒戈使殷商王朝灭亡的事实，从中吸取了一定的教训，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不可忽视，产生了对“天”的一些新认识。他提出了: “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引《泰誓》)的思想。在这思想的基础上，他还提出了“保民”才能“享天之命”(《尚书·多方》)。“保民”也就是告诫奴隶主头子要勤于人事，要注意统治之术，好好地控制奴隶不让他们逃亡和失散，才能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不过是把赤裸裸的阶级压迫涂上一层“保民”的欺骗色彩而已，但保民思想的提出，是当时大量奴隶起义暴动的结果，是“天”的权威削弱的结果。

　　商周的宗教迷信是维护奴隶主贵族阶级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它随着奴隶社会的产生、发展和衰落不断地变换着形式，但万变不其宗，“宗”就是君权神授。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政权离不开“神”来保驾，以后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也离不开“神”来护航，因而“君权神授”这一剥削阶级的反动理论，发展成为了我国两千多年来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主要思想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