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拥有七十多年辉煌历史的社会主义超级大国苏联的瞬间崩解,带给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巨大的冲击和深刻的思考。
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会导致二战中的中流砥柱、号称坚不可摧的英雄国家竟然在一夜之间消亡了呢?
有道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历史的教训往往隐藏在那不起眼的微小蜕变之中,拿老祖宗的话来讲,那就是“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一、前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
雷日科夫在其著作《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中叙述苏联解体事件时,主要围绕两条线索展开:
一条线索是,当时颠覆势力是由以叶利钦为代表的党内反对派和以社会所谓"民主派"同流合污而发展形成的。
另一条线索则是,苏共领导中以戈尔巴乔 为首的苏共,在改革中推行所谓的“新思维”,因而彻底放弃了舆论宣传阵地。而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竟然是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前苏联宣传部长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
雅科夫列夫是苏联后期改革(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在苏联舆论导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雅科夫列夫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迅速崛起,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5——1986),后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他直接参与制定并推动了“公开性”和“改革”政策,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派的核心智囊。
作为意识形态掌舵人和改革派的理论家的双重身份 ,雅科夫列夫主张打破苏联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已失去活力,需通过开放舆论和批判历史错误来重建社会信任。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向。
1986 年,戈尔巴乔夫在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宣布说:“如今的改革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还涵盖社会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如社会关系、政治制度、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党的以及我们全体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方法。改革是一个大容量的字眼儿。我们将推动改革……大踏步前进。”
在当时苏联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的主导下,苏联虽然名义上依旧信奉共产主义,实际内里已经开始放弃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且将原来用于宣传社会主义理念的文化舆论阵地,蜕变为“揭社会主义黑幕”的自污工具。在这种状况成为意识主流时,原来人人喊打的反社会主义思潮,堂而皇之的登上舆论阵地的制高点,并且成了唯一的政治正确。前苏联的宣传部,竟然蜕变为瓦解苏联共产党的思想武器,从而加剧了党内分裂。此举导致苏共一步步丧失领导权,并逐步走向解体垮台的不归路。
雷日科夫在其著作《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中透露了当时的“盛况”:
【“意见多元化”首先立即造成政治和意识形态出版物的量出现。“大杂志”的印数直线上升。例如,《新世界》的销量 竟达到150万份。我还记得那些年政府如何像发了疯似的想方设法为报纸杂志扩大纸张供应。不得不大量 提高从芬兰等国进口纸张的数量。既然我们认为自由发表意见的路线对头,那就应该竭尽全 力,保证出版部门有纸张来印刷自己的东西,其中也包括印反政府的文章。当时 有个说法叫“公开性”。这些很快就变成了信息的大潮,其中也包括不可信的信息,纯粹是吮吸着手指头生造 出来的信息。它们都越来越公开地指向现存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为了这一点,首先当然要利用我们生活中的阴暗面。遗憾的是阴暗面在斯大林时期还真不少。当然,从那时起,几十年 都过去了,国内好多东西都变了,国家也成了另外一种样子。但过去的那些东西还是成了破坏国家现状的一个武器,而且正如后来所见,很快又成了破坏它未来的武器。在推行言论自由的那几年中,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病,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可是支持公开性以及其他民主过程的政策却一直没有变。】
据近年来公开的档案表明,雅科夫列夫是一个被西方操纵,早已经被美国中情局策反的美国间谍。由于他逢迎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所以深受戈尔巴乔夫的器重。当他主管苏联意识形态工作之后,立即把苏联党媒的负责人换成一批被西化思想洗脑的蜕变分子。
他们采取放开媒体报刊限制和审查,支持《莫斯科新闻》等报刊转型为批判性媒体,并以此为依托引入西方意识形态思想,允许翻译出版西方政治哲学著作(如哈耶克、波普尔),从而打破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垄断地位,促进多元思想的传播,此前被禁的文学作品(如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得以重新出版。并且还引进了西方媒体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结果造成内部思想混乱,直接导致苏联意识形态阵地全面失守。
舆论阵地的主导地位稳固后,掌控舆论阵地的西化派们开启了舆论导向的进程,重评苏联历史成了当时的舆论热点。
具体的操作就是,推动对斯大林时期大清洗、农业集体化等历史事件的公开讨论,否定斯大林主义,从而间接动摇了苏联政权的历史合法性,引发公众对苏联体制的全面反思。
对斯大林和苏联历史的批判造成了意识形态的崩塌,严重削弱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导致许多原来信奉共产主义的人发生信仰动摇,并且转向支持自由主义或民族主义。
此举对苏联舆论环境造成了恶劣影响,所谓的“公众觉醒”表相下是严重的社会分裂。媒体开放后,长期压抑的社会矛盾(如民族问题、经济不平等)集中爆发,公众对苏共的信任急剧下降。各加盟共和国则利用舆论自由宣扬独立诉求,加速了民族分离主义分裂国家的进程。
雷日科夫揭露道:
【又是那些昨天还在践踏我们历史和伟大胜利的人开始搞起了爱国主义运动。真是只有天知道了。还有一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跟我们所说的这些人有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全人类价 值”。我也想就此谈一点看法。
1987年戈尔巴乔夫把这么个概念引入了思想武库,为的是想 要“淡化”党传统的意识形态提法。起初,这个概念只是用来作为“对外使用”,因为这里 边还包含维护和平、裁军、防止生态灾难等思想。后来,在“全人类价值”中又加入了法制国家的原则,即西方民主的基本要素。可以认为,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党和国家的首脑向“西方价值”的转变。这种情况几乎对所有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对外政策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经济方面,等等。总书记思想观点的变化在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中引起的反响是 各不相同的。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这一转变,意识形态专家雅科夫列夫拿着到处鼓吹,说这是根本性的、“指标性的”转变,特别是跑到国外去吹。而党和经济工作的大部分骨干则对之充满了疑虑。我们祖国的伟大文化,受到了不值一文的西方水货的排挤,文化变 得只知道迎合把赚钱作为最高理想的人们的低俗口味,等等。这就是最近15年来为我们造 成的境况。而这一切却美其名曰是向“世界文明”的回归。不过这个过程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的,如今我们这个一度在世界上为许多人充当过精神领袖的国家却变成了一名落后的学 生。这种把“泛人类价值”向俄罗斯土壤不加考虑地、片面地、机械地移植的结果,无疑对实现在美国倡导下推行的全球化是有利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民族价值和国家主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后果,就完全被置于次要地位去了。我们的悲剧就在于我们丢失了“苏维埃价值”,我们没有把过去的一切正面的东西带到新时期来。非但如此,许多对我们格格不入的、不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的教义,也被强加给 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国家缺少一种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来的思想和价值。】
二、社会主义国家,要吸取前苏联的历史教训,引以为戒
这些年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美国其实也想培养一个“中国版”的雅科夫列夫。
美国前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不加掩饰的公开叫嚣:
【“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者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深层的过程的兴趣。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
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对此,雷日科夫反思道:“40年后,一切果然这样发生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消灭苏维埃国家的目标果然完全实现了。不过,我当然绝不会以为,这样一个大国的悲剧性解体能够仅仅发生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之下。如果内部没有一个实际上完全奉行苏联的敌人所树立的目标的"第五纵队",而只靠外部力量,谁也不能把我们国家 怎么样。这只要回想一下俄罗斯千百年来的历史,包括卫国战争那悲惨的时光和最后的胜利结局,就可以一目了然。”
当前中国的网络上充满着许多颠倒黑白的舆论,美国有关部们专门组织职业写手,夜以继日地编撰成千上万的文章和段子,通过美资背景控制的网络平台,以及精心打造的导师、偶像和大V,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每一段文字,每一篇文章看似“问题不大”,“妙趣横生”,似乎像是新闻报道或者价值导向,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文字篇段和文章集中起来看,就会发现它们渐进渗透、日夜侵蚀着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
现今舆论场充斥着左右之争,这种意识形态的碰撞,价值观宣传的争夺,貌似是言论自由的体现,其实不难发现其中的暗流涌动。
诚然,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不讲政治没有立场的人是不存在的,没有政治立场的共产党员更是不存在的。所以政治就像空气和水,离开政治大讲泛人性,大讲普世价值,其实是在讲另一种政治。这种温情脉脉的政治,西方讲了几十年,把威武的前苏联讲得千疮百孔,最后轰然倒下。中国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很喜欢讲这种政治,然而他们却矢口否认。
胡锡进说:
【“中国社会里政治的东西本来就挺多的,请一些人不要进一步在互联网上朝经济文化科学的具体事情动辄吹政治喇叭,抡“政治正确”的棍子了。请不要歪曲解读形势和政策,不要推动遍地都是政治,不要对机构搞“政治挂帅”的舆论倒逼。
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才是最大政治和全社会的当务之急。企业要生存要壮大,老百姓要挣钱要消费,社会在国家安全的基础上保持应有宽松和自由,市场经济才有活跃起来的空间。国家正在推出一系列措施推动经济活跃,请一些人不要在互联网上拿政治放大镜看待一切。我想说,无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那样做客观上一定会对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制造干扰和阻力。”】
从胡锡进这段话里不难看出,他主张的所谓“政治禁言”,实际上不就是拿着“政治正确”的大棒,来恐吓那些维护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人来闭嘴吗?
拿胡锡进想让闭嘴的人司马南来说:
【盘点司马南在网上“喊打喊杀”(包括讥讽)的目标,无非是如下这些:
1、司马南对许家印和潘石屹通过内保外贷把钱润出境外喊打喊杀了。
2、对普华永道喊打喊杀了。
3、对滴滴境外上市,导致中国核心地理信息泄密喊打喊杀了,
4、对伪经济学家意图颠覆社会主义公有制喊打喊杀了。
5、对柳传志窃夺国有资产喊打喊杀了。
6、对崇美公知高晓松喊打喊杀了。
7、对美国中情局“功勋情报员”梁运成喊打喊杀了。
8、对贪官骆玉林喊打喊杀了,说这样的人管理国有资产,怎么能让人民放心?
9、对在国家公祭日,后背贴日本膏药旗的媚日分子喊打喊杀了。
10、对不信马列、高高在上,个人主义的情况非常严重,善于吹牛拍马屁的两面人喊打喊杀了。
11、对中国内部可能存在的戈尔巴乔夫喊打喊杀了。
12、对那些把惠农的农业补贴揣到自己口袋里,把国家补贴变成摇钱树的贪官污吏喊打喊杀了。
13、对大肆诋毁毛岸英的网上反贼喊打喊杀了。
14、对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的贪官刘岩喊打喊杀了。
15、对高呼“宁做美国狗,不做中国人。”的王姓殖人喊打喊杀了。
16、对“中殖系”犯罪嫌疑人喊打喊杀了。
17、对饮食市场一家独大的垄断行为进行喊打喊杀了。
18、对吴亦凡吴亦凡强奸、聚众淫乱犯罪喊打喊杀了。
19、对开涮打工者,巧立名目,让打工者拿不到工资的无良商家喊打喊杀了。
20、对辱毛辱英烈者喊打喊杀。
21、对资本野蛮生长喊打喊杀。】
除此之外别无它事。这些喊打喊杀当然是政治挂帅的产物,是不是这些“极左”们过于讲政治了?极右们评判一下?
问题是,如果中国没有司马南这种魏征式的人物站出来,社会主义的口碑是不是会因为这些败类的作为而败坏掉?
我曾对一个替莫言说话的共产党员说过如下的话:“你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问题是,你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对诋毁共产党的人进行维护,这本身就是不合格的。一个人对诋毁自己祖宗的人赞不绝口,这正常么?”
前苏联解体时的政治生态,不就是允许媒体和西化作家对政体进行泼脏水吗?不就是许多共产党员对诋毁共产党的行为漠然置之吗?这难道不是价值取向的变异?如果将维护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斗争视为洪水猛兽,身为共产党员的胡锡进们是否清楚这种做法的危害性呢?如果做为共产党员,都号召对此三缄其口,那么雷日科夫的望洋兴叹确确实实彰显出无奈。
对此,雷日科夫哀叹道:“苏联共产党曾经是国内改革的倡导者,可是过了五年,它却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而它的一千好几百万党员当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它,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呢?”
中国舆论场有没有政治斗争呢?当然有!不然怎么会有“五鼠六害”出现呢?
按胡锡进的意思,不管1450放火,只管爱国群众反击。否则就要扣上“拿政治放大镜看待一切。”的帽子。甚至强加上“无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那样做客观上一定会对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制造干扰和阻力。”
胡锡进的这种“无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那样做客观上一定会对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制造干扰和阻力。”的话公信力何在呢?改革开放不是改旗易帜,爱国群众批评一下想改旗易帜的人都不可以了吗?
司马南说:
【现在国内外的一些势力,极力唱衰中国的经济,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毛主席给我们留下的这点家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有些人使坏,造谣抹黑称应该取消国有经济。有人说得更露骨,宣传强调市场经济就是私营经济,要以私营经济为主体,不过他们挂了个民营的旗号,宣传要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作为补充,甚至他们高歌“人间正道私有化”。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思考,毛主席建立新中国之后,我们国家的一些基本的制度、宪法原则还要不要坚持?难道说遇到坎了,就要推翻这一切?】
不就是因为司马南说了这些话让胡锡进们不高兴了吗?
胡锡进还主张:“要多树立中国社会内部绝大多数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共识,在坚持原则明辨是非的同时,不要推动“上纲上线”风,不要把“反党”“通敌”的标签乱贴,不要动辄喊“封杀”“社死”,有些人非常频繁地指名道姓攻击他人和机构,而且搞联动攻击,这真的很不好。”
不言而喻,胡锡进的话是对标司马南的,但是真的不好吗?
攻击贬损华为,吹嘘美西方芯片如何碾压中国芯片的鸡博士,在网友的一致要求下被封杀了,这难道不好吗?这难道也影响改革开放的舆论环境了?胡锡进们要的是什么样的舆论导向?是雅科夫列夫式的舆论导向吗?
不是人民群众不能容错,关键是什么错误,谁犯的错误,造成多大后果。小孩子不懂事犯错和高级领导干部犯错能混为一谈吗?能和阴阳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混为一谈吗?有些事是不能有包容度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胡锡进说:“是法无明令禁止即可为,或者做了不会招致严厉、致命的清算,是宪法框架之内说话做事的基本安全,是犯了错误不会被一棍子打死,是好人好报普通人不遭恶报的确定性,是大家共同反对上纲上线的探头朝着生活里钻,朝着坟墓里挖。”
好一个法无禁止即可为!
法律并没有禁止群众声讨反对三项基本原则的人,法律并没有禁止司马南声讨那些干违背中华民族利益勾当的人,胡锡进凭什么禁止呢?这些难道不是防止前苏联解体悲剧在中国出现的防微杜渐行为?胡锡进为什么不禁止这些中国的叶利钦们?
胡锡进说:
【现在互联网上有种很不好的风气,就是对与自己观点不一样的人一点都不包容,而是动辄采取“阶级斗争”方式,点名道姓扣政治大帽子,把一个人朝着死里整。
不要这样吧。大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同属一个利益命运共同体,只要发言不违宪,彼此可以争论,可以激烈争论,相互狠狠抨击,但应该尽量就事论事,没必要把对方当成敌人吧?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搞得跟敌我矛盾一样,我想大家都学过教员的那篇著名文章,听过这一政治教诲。】
问题是,除了人民内部矛盾,难道没有敌我矛盾?如果没有敌我矛盾,美国的16亿是给鬼花的吗?
这种无原则的包容,无原则调合的危害,岂不是和雅科夫列夫主张的用“‘公开化’的新思维原则,打破苏联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之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后记
毛泽东时代的防微杜渐,为新中国跳出历史周期律,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
而前苏联解体无疑进一步印证了毛主席的先见之明!无怪乎历尽政治风风雨雨的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最终作出了最正确的判断:
“毛主席是对的!”
雅科夫列夫在苏联舆论导向上扮演了“破冰者”角色,其推动的公开性政策彻底改变了苏联社会的政治生态,所导致的舆论失控加速了意识形态崩溃和社会动荡,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催化剂。他的作用体现了舆论管控在体制中的双刃剑效应一旦放松,可能引发不可逆的系统性危机。
共和国开国大将黄克诚将军在1981年发表在《解放军报》头条上的文章里讲:“大家都知道,在毛主席晚期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更不能从我们个人的利害得失、个人的愤慨不平出发。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害、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害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丑化、歪曲毛主席,就是丑化我们的党和国家。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国内外的敌对力量都希望我们把毛主席搞臭,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把我们国家引向资本主义。人民内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那些人唱同样的调子。同志们,这是很值得警惕的。”
黄克诚将军还语重心长地说:
【“毛泽东思想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或者是要批判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部分。我认为这样做是危险的、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
我们要设想一下,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拿什么东西来代替?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宗旨、原则将是我们党和国家长期的指导思想,这是写在党章和《准则》上的,是中央一再申明的重大原则。一些人违反党章、违反中央的原则,诋毁毛泽东思想,又没有本事拿出一套更好的东西来。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一切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员,要同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主席形象的现象作斗争,以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如果前苏联多一些黄老这样的共产党员,少一些胡锡进们,解体的灾难还会降临吗?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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