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批判】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产生及其反对有神论的斗争（下）

　　商周时期，虽然奴隶主贵族所宣扬的宗教迷信占统治地位，但由于生产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推动，无神论的思想也在向前发展。冶铸技术的提高及青铜器的广泛使用，生产工具有了很大的改进。出土的商代兵器，农具，器皿就达数以万计之多。商代后期的司毋戎大方鼎，形状雄伟，花纹精美，是世界青铜器中所罕见的。司毋戊大方鼎足以说明当时冶铸的水平。农业实践的深入，人们在和自然的斗争中，积果了较为丰富的农业知识。天文历法的推算及计算方面的需要，商周人都具有了一定的数学知识，已经从整数的计算进到了分数的计算。经过世代的创造，商代已经有了文字。从殷墟中发现，甲骨文已有三千多个单字，这些都是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生产发展促进自然科学知识的丰富，为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因此，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在反对宗教迷信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古代朴素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起来。从此思想战线上形成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

　　随着奴隶社会阶级斗争的日趋尖锐，“天”在地上代理人权威的丧落，“天”、“帝”、“鬼神”的观念也逐渐动摇，在自然知识积累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古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萌芽。当时有对世界万物由“五行”，即五种物质元素构成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此外还有一个“阴阳”说，它是在天文气象、时节变化观察的基础上萌发的。周人用两种不同性质的阳气和阴气来解四季的变化和万物的繁茂与衰败。他们认为，在冬去春来之际，气从地下向上蒸发，万物便出苗生长；如果沉滞不能蒸发，农作物便不能茁壮地生长。阴气的性质是沉滞下降的，阳气的性质是蒸发上升的，这阴阳二气相互协调，配合有序，流转正常，风调雨顺，否则就要发生灾难。

　　阴阳五行观念的产生，是和当时的生产实践和积累的自然知识相适应的，但它还不是建立在正确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特别是由于当时生产力非常低下，人们的自然知识很狭窄，再加上提出这些观点的人，又往往是当时的贵族出身的史、巫、祝等，因而它有很大的局限性，带有很大程度宗教迷信的色彩，容易把自然的规律神秘化，用以附会人事，最后就不可避免地要回到宗教迷信的唯心主义那里去。商周时代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萌茅有这么大的局限性，这是当时各种历史条件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

　　周王朝奴隶主贵族对奴隶，平民的残酷统治和野蛮掠夺，使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在思想上，奴隶和平民首先对奴隶主贵族不劳而获进行了指责，对地上的国君、奴隶主贵族进行诅咒，接着便是对“天”的责难。他们说，上天啊，你为什么连饭都不给我们吃？为什么逼得我们走头无路。责难的发展就变为对“天”的怀疑，他们就说，灾难并不是上天降下的，而是由人造成的。思想上的解放往往是行动的前奏和继续，奴隶们不堪忍受奴隶主贵族的压迫与剥削，首先是用逃亡来反抗，接着便参加平民的反抗斗争。公元前841年，国人利用奴隶的反抗心理，联合了奴隶把周厉王给驱逐了，从而出现了14年我国古代史上称为的“周召共和”。

　　西周末年，奴隶制开始崩溃。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 年，史称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工具的改革，特別是铁器农具的使用和用牛耕田，生产力进一步得到发展，同时由于奴隶们的不断起义反抗和大量逃亡，旧奴隶制生产关系已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时在一些诸侯国中奴隶主为了招徕奴隶劳动力，获得更多的财富，在原有的分封地之外，又强迫奴隶开荒扩大耕地面积，这样私田大量出现，封建依附关系也开始出现和发展起来。新的封建生产关系逐渐形成。公元前594年，鲁国的“初税亩”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承认实行按亩收税的制度，承认分封地之外的私田的合法性。也可以说是新的地主阶级第一次得到合法承认，并登上历史舞台。随后，齐、晋、郑等几个大诸侯国都进行了类似的改革，封建地主阶级逐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取得了优势，经过长期的反复斗争，我国封建制的正式确立是在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斗争十分尖锐。这时奴隶主贵族已经没落，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对奴隶和平民实行了更加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例如，当时在齐国“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左传》昭公三年)。奴隶们辛辛苦苦劳动所得的东西， 三分之二被奴隶主贵族剥夺去。在晋国“民闻公命，如逃仇寇”。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剥削，使当时的人们如逃避仇人强盗一样逃避奴隶主贵族的政令。剥削压迫得越厉害，反抗也必然越激烈！春秋时期奴隶和其它劳动人民反抗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暴动和起义史不绝书：公元前656年、641年和624年，蔡、梁、沈三国先后发生“民溃”(起义)，结果使梁、沈两国都亡国了。公元前550年，陈国贵族庆氏，逼迫人们修城，井杀人示罚，役人就秘密联络起来，杀死了大小监工和庆氏兄弟。公元前478年和470年卫国两次发生手工业奴隶的起义，先后赶跑了卫庄公和卫侯辄。当时有一个奴隶起义军的领袖“跖”，奴隶主贵族诬蔑他为“盗跖”。他所领导的起义军队伍规模和声势极大，有“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春秋时期的这种奴隶和劳动人民的起义、暴动，是摧毁奴隶制经济和政治统治，使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根本动力。

　　春秋时期，新兴封建地主势力和没落奴隶主贵族势力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在这个社会大转变的斗争中，新兴地主阶级主要是依靠和利用了奴隶和平民的力量才战胜奴隶主贵族的。他们采用各种方法，如减轻赋税，灾年贷粮，论功行赏等以争取逃亡的奴隶，笼络人心，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实力。

　　就奴隶主贵族内部来说，也在不断地进行分化，这时的兼并战争甚为激烈。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王室公室的权威衰落，政权分散于诸侯和大夫，陪臣执国命。维护奴隶主贵族阶级统治的“德”、“孝”、“礼”等道德教条也濒于瓦解之中，统治阶级内部臣弑其君，子杀其父，都屡见不鲜（所谓的礼崩乐坏）。随着奴隶主贵族权威的动摇，由他们鼓吹起来的“天”的权威也就动摇了。

　　新兴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也不是和平的，而是经过暴力的流血斗争的。如齐国的田氏，从公元前532年至公元前475年的近60年中，依靠劳动人民的力量，经过三次武装斗争，才最后灭掉高、栾，鲍、崔、庆等十余家旧奴隶主贵族的势力，在齐国掌握了政权。在晋国，新兴地主阶级也经过两次大血战，才形成韩、赵、魏三个封建国家。历史经验证明，在阶级社会中，一种社会制度取代另一种社会制度，一个阶级替代另一个阶级，离开了暴力革命是根本不可能的！

　　春秋时期复杂而尖锐的阶级斗争，推动了哲学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春秋这个新旧社会更替的过程中，无神论的兴起是历史之必然。春秋末叶的无神论者，有些是当时进步势力的思想家，郑子产就是新兴封建势力的思想代表。在社会急剧变革的过程中，他们把吉凶祸福的根源归结到人事方面来，表明他们对神的怀疑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看出了社会生活中的问题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天”、“神”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是和他们当时所处的地位，争取民心与奴隶主贵族对抗的政治斗争相一致的。这在客观上，起到将人从“天”、“神”权威下解放出来的作用。但也正由于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的局限，他们不可能成为彻底的无神论者，他们没有完全否定鬼神的存在，给本阶级留下了一条退路。一旦封建地主阶级击败奴隶主贵族阶级而成为社会的统治力量时，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将鬼神这个法宝重新抬出来，为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