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不死——读《那儿》有感

　　2004年曹征路老师在《当代》杂志发表中篇小说《那儿》（又名《英特纳雄那儿》）。大陆的底层文学思潮的大门在这时被打开。一批作家在此思潮中贡献出不同以往的作品。如刘继明老师创作出《我们夫妇之间》、《放声歌唱》等优秀中短篇小说，为后来他创作出《人境》《黑与白》两部巨作奠定基础。可以说，曹征路老师的《那儿》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有深远的影响。

　　小说讲述的是某矿机厂工会主席“我小舅”三次试图阻止原国有矿机厂被官商联合体瓜分，彻底失败后自杀身亡的故事。之前很多作家，他们回避改革中的矛盾和冲突，打着“分享艰难”的旗号来强调所谓市场化改革的合理性。他们甚至还创作出这样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当地官员为了维持经济发展，他们只能屈服于地痞资本家，就算地痞资本家强奸自己妹妹也只能忍气吞声，不然当地经济会立马垮掉。而《那儿》以绝不睁眼说瞎话的姿态，以广大底层人民的情感和立场，真实描写他们的被官商联合体压抑、被损害的命运，以及在这种命运下的抗争。曹征路老师以一部中篇小说的篇幅结束左翼文学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空白的局面，宣示人民文学在改革开放以来并未死去，左翼精神尚存于文学界。

　　人与动物的隐喻

　　小说中的“好狗罗蒂”不仅象征着人性中的良心、忠诚和坚贞，同时也是作为工人的小舅的精神写照。它的故事也预示了小舅的命运。罗蒂因为咬了杜月梅而被小舅抛弃。但是罗蒂却历尽周折艰难跋涉终于回到主人身边。当它即将再次被送走时，这条狗却选择了自杀。它与小舅最终的结局暗示了底层劳动者在官商联合体强大力量下的被人摆布的结果，进一步揭示了在国企改制背景下，官商联合体比狗还无情的事实。

　　韩毓海老师认为，罗蒂的故事不仅仅是表现“人不如狗”的讽喻，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与动物”的辩证法，打碎了八十年代以来自由派知识分子构建的“人的主体性”神话。 “人与动物”的辩证法是指：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历史和制度，也就是表象世界，却最终为表象世界所束缚，失去对改造人类社会的进一步追求，因此会产生“人不如动物”的现象。马克思从“人与动物”的辩证法中得出以下结论：无产阶级依附于现存制度的过程就是其阶级本能不断丧失、不断退化的过程。毛主席也因此指出，要依靠劳动者的“首创精神”，而不能将劳动者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任何现成的、好的“制度”之上。

　　但自80年代以来，那些 “人道主义者”却说，当人拜倒在自己创造的表象世界时，“人的主体性”就算实现了。这种思想在改革开放时代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当小舅等人没能识破“人的主体性”的本质时，他们最终会如罗蒂一样“人的主体性”被抛弃。

　　失去“本能”的悲剧英雄——小舅

　　小舅作为孤独的工人领袖，他周围环绕着他不一定察觉到的很多矛盾：他作为工人代表，力图阻止官商联合体无耻的贪污掠夺行径，不断上访，却始终对上级官员抱有幻想；他是工会主席，是工厂干部，与普通工人之间存在着他没注意到的隔阂；他的家人有小市民的庸俗自保思想，不支持他反抗。这使得他最终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反抗与妥协之间的痛苦挣扎。也就是说，小舅并非死于自杀，而他周围那些想吞并工厂的官商，只想自保的工友，家人，甚至是让工人逐渐失去无产阶级意识的整个社会，都是杀害他的凶手。

　　实际上，在那场国企改革导致无数工人失业之后，工人才逐渐产生无产阶级意识。而且工人丧失无产阶级人格的进程并非在80年代才开始。在国企改制前，国企工人依附于体制，享受一定特权，福利，他们离真正的无产阶级有一定差距（因此一些自由派为了否定马列毛主义思想，他们打着为农民说话的旗号，刻意在渲染毛主席时代农民与工人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从而得出国企工人下岗是因为自己活该的结论，但《人境》、《黑与白》的情节已经证明农民在改革开放中并没有获得多少好处）。80年代学习东欧企业承包和奖金制度的过程中，大企业的职工一度被视为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后备力量，那时他们的确基本只关心自身生活。当工人阶级长期依附于体制时，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本能必然不断丧失。尽管毛主席为了不让工人阶级丧失阶级本能做了很多努力，但最终这些努力都走向人亡政息的结局。

　　而小舅是工会主席，他是工厂干部，他的实际地位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差距更大。因此当年的工友们在下岗多年后，质疑他已经不代表工人阶级。后来他从杜月梅那里获得支持，并且成功鼓动工人用房产证购买股权。当政府不认可工人购买股权的行为时，小舅才失去对政府官员的幻想，以自杀来证明他不是工人阶级的叛徒。因此，即使是像小舅这样无私的人，也会因长期依附于体制而对政府官员充满幻想，从而一直被政府官员利用，在不知不觉中出卖工友权益。直到工人因为自己的鼓动而失去最后的财产时，他只能以死明志，换取工友重新拿回房产证的“好结局”。

　　万千下岗女工的缩影——杜月梅

　　杜月梅是下岗女工的典型代表，因为丈夫早逝，她只能自己一个人带多病的孩子。在下岗后她只能靠白天卖奶茶，晚上当站街妓女维生，日子过得是紧巴巴。杜月梅的命运并非孤例，而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下岗女工人的缩影。在《漫长的季节》里，很多像李巧云那样下岗女工只能当陪酒女，一边取悦暴发户，一边硬着头皮把酒喝完。有一次李巧云偷偷把酒吐到毛巾，被一暴发户看见了，殷红为了解围，只能笑着喝完一整瓶酒。在刘继明老师的《我们夫妇之间》里，李淑英“这个从前锅炉厂优秀的业余女宣传员”为了孩子的教育，不得不以卖淫为生，最后她被嫖客刺死。

　　而在《那儿》的姊妹篇《霓虹》里，曾经的市先进工作者倪红梅，在下岗后不得不以卖淫为生。看见自己姐妹被变态官员侮辱后，她带头去机关维护下岗员工的权益，最终获得赔偿和道歉。杜月梅等下岗女工形象象征着工人阶级里“沉默的大多数”，杜月梅等人的个人苦难是那个时代底层劳动者共同的命运。虽然她们个人没有力量，但当她们联合起来时，就不是一群可以随意踩死的蝼蚁，《霓虹》结尾倪红梅等人通过游行成功获得赔偿和道歉便是其证明。

　　郭松民老师在《“夸父”曹征路》是这样描述《霓虹》结尾的游行场面：在这一刻，被割裂的历史——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乘风破浪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以及那句古老的格言“团结就是力量”……又熔铸成了一个整体，令她们重新找回了做主人的感觉。郭松民老师准确地解读出曹征路老师的女性观，即只有全体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包括杜月梅、倪红梅在内的女性才有可能获得解放！

　　“外婆”话语的含义

　　此前，一位同志在一篇纪念曹征路老师的文章提出自己对“外婆”话语的看法：“谁在改革时代只会说好呢?那就只有老年痴呆的人了。”但我认为“外婆”话语的含义不止于此。她经常提到的“那儿”这一地名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外婆”经常说“那儿”好，人死了去“那儿”好。“那儿”表面上是她对“英特耐雄耐尔”中“耐尔”的错念，实际上表达了她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向往。当 “小舅”亲人为他的去世感到悲痛时，“外婆”却平静地认为她儿子是去了“那儿”，那是好事。这无形中暗示国企改制下，官商联合体让无产阶级处于生不如死的境遇。

　　结语

　　刘继明老师曾说过，这些年来主流文学界一直致力于总结“新时代文学”的“辉煌成就”，在当年底层文学的倡导者中，有很多已成为“新时代文学”的拥趸者。当然，“新时代文学”肯定没有曹征路老师、刘继明老师的一席之地。他还说过在当下，主流文学作品已完全沦为政府命题下的考场作文。由此可见，主流文学已经完全与百姓脱节，变成主流舆论自娱自乐的产物。

　　然而，长期忽视人民的主流文学，最终必将被人民长期忽视。当主流文学界还沉浸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颅内高潮时，广大人民群众已经用沉默来抵制没有“底层”的“新时代文学”。前年作协按照民族主义的标准，选出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还在茅盾老家举办盛大的颁奖典礼，结果连大多数中文系学生都不知道有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存在，更不用说广大群众了。

　　而曹征路老师生前已经用《那儿》等作品铸就一座连接毛主席时代下成长的工人阶级与新一代打工者断裂带上的桥梁，一座连接以鲁迅、赵树理、浩然等人为代表的二十世纪中国左翼文学与当代新社会主义文学的桥梁，他终将以中国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文学“夸父”的身份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