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左灯，向右转？”当然我说的是欧洲……

　　原编者按

　　AI“豆包”自动生成本文思维导图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新自由主义改革席卷全球。改革破坏了战后的福利国家体系，并将资本主义市场的触手伸入人类社会的几乎每一处毛细血管当中。新自由主义似乎成为了一场左派的梦魇，它标志着传统工人阶级力量的溃败、社会福利的缩水、乃至民主政治的倒退。不过，在许多国家，左翼力量经常成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动者与执行者。为什么会这样？许多传统观点认为，这是左翼政府面对外部压力时的被迫妥协。但是本文对此有不同看法。

　　通过对法国、意大利与西班牙左翼政党的比较研究，作者指出，左翼政党并不是新自由主义浪潮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地调整了自身意识形态表达，为这种转变辩护。左翼力量支持新自由主义的理由，在法国是“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保障民生兜底”；在意大利是“抑制通货膨胀，打击‘工人贵族’”；而在西班牙则是“以经济发展保卫民主化果实，确保‘长江黄河不会倒流’”。总而言之，市场改革是追求某些被认为更重要，更宏大的目标的手段。作者将这一政策取向总结为“选择性新自由主义”。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如何粉饰，各国左翼政党的“一盘大棋”最终似乎都通向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的溃败、无力与失语——如果有选择地接受新自由主义可以被视为某种“新经济政策”式的退却，那为何所有人都一路退到悬崖边上，却依旧止不住后退的脚步？我们或许不得不回到本文谈及的那个时代：西欧的滞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能否给出一个来自左翼的解释与药方？面对各国在70年代的经济困局，我们可以提出更好的方案吗？

　　译文有删减和调整。此处附上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80/13563467.2024.2346534

　　文| Virginia Crespi de Valldaura 、Gianmarco Fifi

　　译校| 爱婴斯坦、兰玲花

　　按| 丸久须

　　本文以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三国为样本。通过分析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早期转向新自由主义的关键改革，我们发现左翼（包括政党和工会）并非被迫妥协，接受社会保障的削弱。相反，它们主动调整意识形态表达，为这种转变辩护。在这三个国家中，对高通胀和过度的财政支出的政策的抑制都被描绘成减少“受庇”群体（译者注：此处指60年代后借工人运动获得长足社会保障的人群）的数量、部门，并使前者和未受保护的市场“局外人”之间更平等的手段。本文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的左翼力量实现了“二阶变革”（译者注：简单来说，二阶变革可以理解为“新手段，老目标”。与二阶变革相对的是一阶变革和三阶变革，前者约等于常规决策，小修小补，而后者则连目标都发生改变，发生全面重构），即决策者使用新手段来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此外，本文发现残存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并非“一物换一物”式的退却，而是表明了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可选性”。“选择性新自由主义”（译者注：指左翼力量采取、支持或认同部分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应对70年代经济危机，但不全盘倒向新自由主义思路的策略方针。在此过程中，改革取得的成果将会部分反馈于福利以换取支持。）这一概念最初被用于分析意大利情况，并且可以更广泛地推广到对西欧的左翼力量在转型期间发展轨迹的总结。

　　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我们研究了社会民主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过渡的相关文献，指出这些文献通常低估了左翼团体在支持减少社会保障方面所发挥的广泛的推动作用。然后，我们分析了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左翼团体在1976年至1986年期间对关键改革的立场。在最后一节中，我们讨论了我们的发现，并将理论框架与经验证据相结合。

　　作为一种“二阶变革”的左翼党派自由化

　　在海量关于左翼政党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采取市场自由化政策的文献中，最常见的解释关注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外部限制。7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者主导建立的战后福利资本主义模式面对着持续挑战。资本流动性增加，居高不下的通胀率导致相对于其贸易伙伴而言，本土企业丧失了竞争力，这些迫使福利国家政府采取反通胀政策。那些试图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府，如1981-1983年期间的法国（密特朗）政府，很快由于本币遭受金融投机而被迫进行政策转向。

　　尽管有着这些客观的外部限制，社民党派对平衡预算、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和通胀控制等经济原则的承诺，似乎是源于主动的政治选择，而非市场压力。这一时期左翼政府的各种改革轨迹说明了这一点。1974年至1978年期间的英国工党政府试图在适应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同时，依然保留其传统凯恩斯主义计划中部分首要目标。即使是采取了“第三道路”措施——如放松信贷管制——的国家瑞典，直到1991年都一直坚守实现充分就业的承诺。那些走上长期财政紧缩道路的政府，并不像外部限制论所主张的那样被动。更广泛地说，自由化进程虽然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危机，但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它更像是左翼团体一种渐进式的适应，而非偶然的、受危机驱动的反应。

　　本文认为，在凯恩斯主义解决方案似乎不再有效之际，左翼政党将一系列市场自由化改革视为实现社会民主目标的手段。Bockman在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案例中，提出了左派行动者将市场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的观点，这两个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改革被视为实现理想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手段。Gingrich则就英国、荷兰和瑞典的福利国家改革方面提出了类似观点。“利用市场作为实现左翼目标的工具”这一观念可以扩展到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左翼政府在应对70年代危机时所采纳的更灵活的经济政策。经济危机、日益增长的贸易和金融一体化等外部压力促使左翼政党重新考虑传统的实现政策目标的工具，比如通过公共支出刺激需求。

　　将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变描述为二阶变革可能看起来有悖直觉，因为这种转变通常被描绘为范式转变/三阶变革。的确，霍尔对英国三阶变革的描述是“通货膨胀取代失业成为政策制定者首要关注的问题”。但左翼政党并没有将控制通货膨胀本身视作目的，而是将其作为保护低收入选民的工资和储蓄以及对抗失业的手段。左翼团体并非被动且不情愿地执行那些由工商业驱动的政策，也不应被视为向党派专家的正统观点“投降”，而是采用新手段来实现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目标。

　　在中文语境下，与二阶变革相近的概念大概是“曲线救国”

　　必须强调的是，向自由市场政策的转变绝非是内在一致的，而是“有选择性地”进行的，政策“庇护”的领域能够持续的时间长短不一（校者注：也就是一些凯恩斯主义政策残留时间更长一些）。一般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首先针对的是较薄弱的环节，一旦工会被边缘化，自由化就将扩展到更敏感的领域。这其中蕴含的基本假设是，劳工组织会尽力抵制影响它们内部人员的政策，而在主要影响非组织内人员的方面做出让步。不过恰恰相反，我们发现，工会在初期就积极支持那些会在经济领域影响工会内部人员的自由化政策，例如冻结工资和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诚然，进步人士确实要求采取补救措施来弥补福利削减和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带来的损失，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交换”（do ut des exchange），而认为这是应对危机的必要措施——采取诸如冻结工资、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甚至减少福利支出等手段。

　　在下文中，我们将探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主要左翼政党和工会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扮演的角色。这些国家是研究社会民主力量适应自由市场政策的关键样本。在法国和西班牙，80年代领导政府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了多数派，而中左翼政府总理Bettino Craxi所属的意大利社会党（PSI）在选举中的支持率始终徘徊在10%左右。意共（PCI）的选举结果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法国社会党（PS）相似，但始终是反对党。从佛朗哥军政府独裁统治中走出，西班牙变数重重：民主党派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它们需要与欧洲主流政治再接轨；而工会在经历数十年的高压后，则肩负起捍卫工人权利的重任。面对前文所述的不同经济带来的外部压力，这些国家的情况也各不相同，例如，法国拥有更宽裕的财政回旋余地，可以基本维持其福利国家制度不变，而西班牙和意大利则有着更脆弱的积累体系（accumulation regimes），这意味着它们应对外部危机的财政能力和调控（steering）能力较弱。

　　法国：促进竞争力的rigueur？

　　（译者注：Rigueur指的是密特朗社会党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紧缩政策，主要包括严格控制公共支出、遏制工资增长、增税与紧缩的货币政策。校者注：本部分出现的法国政党组织包括，法国共产党PCF，法国社会党PS；工会组织包括，法国总工会CGT，法国工人力量FO，法国劳工民主联盟CFDT）

　　前任的雷蒙·巴尔右翼政府（译者注：巴尔于1976-1981年担任政府总理，被视为一位经济技术官僚）曾寄希望通过价格和工资冻结，以及紧缩的货币政策来处理危机，它的失败最终却招致了社会部门，以及1981年密特朗的当选。新当选的社会党政府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前任的大规模左翼改革政策，承诺提高最低工资，创造公共部门就业机会，并将关键行业国有化。然而，在美国、英国和德国都提高利率之际，法国政府的扩张性改革政策导致法国的通胀率大幅高于其主要贸易伙伴，贸易赤字不断恶化，最后被迫在欧洲货币体系（EMS）进行了三次法郎贬值（译者注：译者注，EMS框架的基准汇率通常以德国马克为核心，然而到1982年，密特朗左翼改革致使法国与其它EMS内贸易伙伴的赤字激增，法国的贸易赤字在密特朗执政第一年几乎翻倍。时任西德总理施密特甚至施压密特朗“需要与德国的汇率政策保持一致”）。

　　社会党人不得不调转车头。1982年6月9日，密特朗公开宣布，为巩固预算，在法郎贬值的背景下，选举期间承诺的经济改革必须暂停，即著名的“价格与收入冻结”（Blocage des prix et des revenus）。从此，社会党政府开始与它的选民的期待渐行渐远。措施包括在四个月中冻结所有价格和工资，与此同时，公共和社会预算将会得到更好的控制。政府的初衷是，“在不损伤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快速降低通胀率，并积极推行减少失业的政策”。

　　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况不同，法国的左翼团体似乎更强调法国经济适应国际竞争的必要性。社会党第一书记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Jospin）指出“如果以抑制物价上涨/通货紧缩作为国际社会中‘成功’的标准，那么法郎实际上是一种弱势货币，而非强势货币”。有证据表明社会党人仍将平抑通货膨胀视为对抗前任政府留下的旧的失业问题的一种手段（因此这是一种Hall意义的“二阶变革”）。社会党发言人贝特朗·德拉诺埃（Bertrand Delanoe）认为，“政府将消除失业作为首要目标”，且“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法国和外国的通货膨胀率差距减小”。为了使工资冻结政策更易为人接受，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加入了与工会的协商。法国劳工民主联盟（CFDT）和工人力量工会（FO）承认，物价与工资调整已不可避免。据CFDT的总书记皮埃尔·埃里蒂埃的说法，“货币调整板上钉钉”，且“绝不能让消除失业的斗争退居次位”。他表现出的“选择性新自由主义”的态度，主张政府必须“兑现其在1985年将工作时间减少到35小时的承诺”。同样，FO宣称无意“阻挠政府的行动”。相比之下，法共（PCF）以及与其患难与共关系的法国总工会（CGT）虽然也承认需要做出牺牲，但认为得先由企业家的牺牲做出表率。

　　图为法国前总统密特朗，这张照片把他拍得很像老干部

　　冻结政策不足以阻止通胀的高企，1983年3月法郎发生第三次大幅贬值。社会党人意识到1981年以来左翼政府取得的社会保障改革成果此刻生死攸关于法国的经济效率（同样是二阶变革式的思路），法国政府迅速在冻结的基础上推出了a plan de rigueur（一项紧缩计划）政策，主要内容包括增加多种税收、削减公共开支、继续冻结。密特朗在1983年3月23日著名的“转折点讲话”（Le tournant de la rigueur）中宣布法国将实施这一系列紧缩政策，他在其中强调，社会党政府在81年改革中实现了“大于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改革带来的社会进步之和”。共和国总理皮埃尔·莫鲁瓦（Pierri Mauroy；译者注：曾经的青年社会主义运动和技术教学联盟领袖、老社会党人）在4月的国民议会描述政府未来经济政策总纲的演讲中强调“我们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进步……为了使这种社会进步可持续，我们必须拥有健康的经济”（译者注：即拥抱了更市场化的财政政策。但他曾经在81年改革中坚定的支持主要工业和能源部门的国有化）。

　　其他左翼声音普遍赞同社会党人政策重点的转变。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George Marchais）表示“政府走对了路”，减少通货膨胀、对外赤字和失业是“国家的当务之急”。法国总工会（CGT）也认同这些目标，但反对政府的方法，只因它们的财政方向是退步的、消极的，不去关注增加投资、创造就业。CGT秘书长克拉苏基（Henri Krasucki）认为这些措施“对于对抗通货膨胀、减少外部赤字、确保社会保障系统的良好管理以及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而言，绝对是必要的”。但他担忧财政负担并未主要落在低收入家庭上（校者注：原文如此）。政府的叙事则不同意这种指责，因为控制通胀被视作一种保护普通法国公民购买力的手段。

　　类似的转变也发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即政府把市场自由化原则作为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目标的理想手段。1982年8月至12月期间，作为对“冻结”政策的补充，政府批准了一系列劳动法改革（被统称为奥胡法，The Auroux Laws），旨在加强企业层面的集体谈判。这些法律源自1981年社会党的劳工部长让·奥胡（Jean Auroux）起草的报告，而该报告又受此前由财长、后来的“欧元缔造者”德洛尔（Jacques Delors）主导的以围绕“新社会”劳资关系辩论的启发。德洛尔认为，企业一级的谈判将更显现生产力和工资之间的联系而带来更好的经济表现。

　　事与愿违，奥胡法加剧了业已主导法国经济体系的强大的“微观的企业主义（corporatist）劳动管制”（译者注：在法国，劳动关系的监管主要集中在个体企业层面，而非全行业或国家层面）。由于奥胡法缺乏加强工会组织的条例，最终结果是：职工委员会占据了与雇主谈判的主导地位，现在企业实际上完全可以绕开工会组织进行谈判。（译者注，职工委员会是法国的一种员工权益团体，由于只存在于个体企业内部，因此多数情况下只能代表单一企业实体内的劳工权益）这些措施让曾支持政府集体谈判去中心化的法国总工会（CGT）和法国劳工民主联盟（CFDT）感到不满：前者希望职工委员会有足够的权力及时中止解雇，后者则要求加强小企业中的工会代表权。（校者注：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成立于1964年，由原来的法国基督教工人联合会（CFTC）演变而来，放弃了宗教背景，转向世俗化和左翼立场。CFDT以改革主义和协商为特点，主张通过谈判改善工人权益，支持社会进步和经济改革。1981年法国社会党上台后，CFDT与政府关系较为密切，支持其部分政策。）在此前的1981改革期间，最受大众关注的法令是将周工时从40小时减少到39小时，该法令曾被政府描述为增加就业的手段。而现在政府限制了临时合同（或固定期限合同contrats à durée determinée，CDD）的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81年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如CGT和工人力量FO。校者注，FO成立于1948年，是从法国总工会（CGT）分裂出来的，原因是其反对CGT受法共控制，主张工会独立于政党和政府。）也清楚地看到了限制灵活性与增加就业之间的权衡取舍，他们呼吁将兼职工作的每周工作时间限制在20至30小时以内，以迫使雇主提供较高的最低雇佣条件。即便是那些看似更为激进的提议，比如partage du travail（工作时间分配制度，译者注：包括减少工时、增加带薪假、鼓励员工兼职或灵活工作），背后也明确承认了法国工人需要适应竞争力方面的要求。

　　图为法国总工会组织的游行

　　尽管在82年冻结之初政府对临时合同严加限制，但这些合同和其他非标准合同仍被视为对抗失业问题的关键手段。莫鲁瓦说，“从长远来看……除非我们依靠更广泛的就业共享机制，否则我们无法实现降低失业的目标。”法国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性失调”被认为是该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关键原因。社会党政府通过与工会协商达成，或者由国家支付社会保障费用以鼓励雇佣（比如1984年10月的集体劳动合同（TUC）和1985年政府通过灵活使用临时合同（CDD）来发展兼职和临时工作），从而迈出了就业市场自由化的第一步。正如就业部长米歇尔·德勒巴尔（Michel Delebarre）所说，这些措施旨在帮助政府实现更广泛的经济目标，即“最大化法国的经济增长......并发展企业从事生产性投资的能力”。法国劳工民主联盟（CFDT）领导人梅尔（Jean Maire）积极地为加强就业灵活性的政策辩护，他称“全职工作和无限期合同不应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唯一对策。”相反，法国总工会（CGT）和工人力量（FO）批评这些措施可能会造就一种双轨的劳动力市场。

　　总体来看，工会对政府的部分手段感到不满，且工会之间在放松就业市场的问题上分歧日益加大——但在降低失业率的目标上基本达成一致。双方共识的默契得益于政府没有在此时大刀阔斧的进行福利削减。总的来说，社会党人苦力维持1981年改革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成果——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从198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3%增加到1990年的26.5%。这种对社会保障的维稳被Levy称为“社会麻醉状态”——国家当局“在促进市场主导的调整同时，安抚并遣散这一进程的潜在受害者”。通过这种方式，政府的“选择性新自由主义”策略持续对劳动力市场等部门进行自由化，而不招致工人与左翼工会的抵抗情绪。与法国政府与左翼组织的心照不宣相反，我们将看到西班牙社会保障体系的“新自由主义化”导致了政府与工会关系的破裂。

　　意大利：超越通胀和裙带关系的经济救赎

　　（校者注：本部分出现的意大利政党组织包括意大利共产党PCI，意大利社会党PSI，天主教民主党DC；工会组织包括意大利工会联合会CGIL、意大利工人联盟UIL、意大利天主教工会联合会CISL）

　　意大利的社保体系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这是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抗议和1969年“热秋”工厂斗争的结果。当时，三大工会——意大利工会联合会（CGIL）、意大利工人联盟（UIL）和意大利天主教工会联合会（CISL）——与意共（PCI）一道点燃了意大利国内普遍的不满情绪。天主教民主党（DC）领导的政府被迫采纳了意共和CGIL的若干提议，包括提高工人权利（通过《工人法》）和全面调整工资来应对通货膨胀（即scala mobile，浮动工资或工资指数，后文统一译为浮动工资指数体系）。

　　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意大利采用了工资结构调整政策以试图抑制通货膨胀螺旋（校者注：所谓通货膨胀螺旋，inflationary spirals，描述的是工资上涨，价格上涨，进而工资继续上涨的现象），同时这一举措和意大利里拉加入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固定汇率体系紧密相关。尽管意共在1976年大选中取得了历史性的选举成绩，但并未能获得议会中的相对多数席位。不完全的胜利，加之与苏联关系的若即若离以及智利1973年皮诺切特政变带来的反思，促使意共与其他党派达成了“历史性妥协”，随之而来的是革命理想主义退潮、改良主义兴起的转变。

　　在积极参与天民党主导“全国团结政府”的同时，意共党内的经济思想也发生了重大转变。1976年经济政治研究中心（Centro Studi di Politica Economica）会议上的讨论正是这一变化的缩影，会上，意共高层和同情左翼的经济学家们支持降薪手段以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胀问题。本着二阶变革式的精神，意共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试图说服劳工们接受紧缩政策，将其看作一个超越消费主义、创造更公正社会的途径，也不失为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解决意大利经济危机的一种务实方案。意大利的工会组织也同意这点。通过与政府、资本家的三方协商，工会表明它们对接受工资削减、自由化就业等政策存在回旋余地。与法国一样，意大利主要的左翼力量认为，这种政策制定重点的转变对于实现那些传统的左翼目标（尤其是保护购买力、增加就业、将“局外人”纳入劳动力大军）是必要的。此外，意大利左翼执政也表现出了“选择性新自由主义”模式——它认为在经济危机时期反而应该增加以南意大利地区（Mezzogiorno）为首的必要公共投资（译者注，梅佐焦诺指包括那不勒斯、西西里、卡拉布里亚等地的南意大利地区，与意大利北方工业化城市存在极大的差距。南部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社会结构更分散，深受腐败、黑帮影响，长期以来左翼运动力量有限）。

　　意大利南北分界线

　　1977年1月签署的《跨行业总协议》（Accordo Interconfederale）是左翼新战略的首个成果：工会同意限制涉及劳动补偿或与改变年龄相关（校者注：这里指的是工会限制那些有利于年龄大、工龄大的工人的条款变更。这些条款包括工资、奖金、福利随工龄增加而增长；工人达到一定年龄后可以享受养老金，或者调整到更适合其身体状况或技能水平的岗位；享有特殊的健康和安全保护措施，减少工作时间或者提供额外的医疗福利。）的合同的数量，并承诺取消浮动工资指数体系中的自动调节条款。协议达成的目标有：1.工会主动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生产率，控制通胀，保护币值2.为新投资创造有利条件。全意大利的工会组织都对《跨行业总协议》的内容表示了肯定，但同时也强调需要进一步推动生产性投资，特别是在南意大利。意共的参议员杰拉多·基阿罗蒙特（Gerardo Chiaromonte）表示“工会与意大利工业家达成了一致，协议将为大幅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创造条件......”，他承认意共认识到需要防患于未然：“如果我们无法阻止通胀进程，以致滑向财政破产深渊，我们的国家和民主制度将分崩离析。出于这个原因，我们追求拯救经济上的一致和严格——有必要采取紧缩政策。”意大利的左翼力量形成了一种普遍共识，对北方业已享受社会保障者的福利保障，使得那些仍未受保障的群体的状况恶化。例如，CGIL地区秘书博尔迪尼（Bordini）问：“如果我们仅仅限于捍卫那些有工作的人的工资……我们该对失业者、正在找工作的年轻一代以及南方的公民说些什么呢？”

　　牺牲社会保障几乎成为执政左翼们理所应当的想法，这表明左派们对经济危机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例如，意共内部一致同意“裁员基金”（Cassa Integrazione）不能成为失业保障一劳永逸的工具（译者注，Cassa Integrazione意大利的失业、待业补偿福利，1975年5月20号后被适应性削减）。如意大利工会联合会CGIL领导人卢恰诺·拉马（Luciano Lama）所言，“如果我们还想在减少失业问题这个目标上团结一致，就必须牺牲已就业工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协议》也指出公共支出的资源大多被耗散在低效的经济部门路径中，这给意大利经济造成了结构性弱点，而代价主要由南意大利地区承担。意大利工人联盟UIL秘书长吉奥乔·贝文努托（Giorgio Benvenuto）表示“我们不能再仅仅关注劳动力成本，而需要‘摒弃旧观念’，必须效仿英国，大胆削减公共支出，重点解决浪费性支出。”追随“选择性新自由主义”逻辑，左派团体认为应该削减那些用于非必要投资的支出。同时，他们也引入了一种新论调为自己辩护，即任何无效、低效的开支（包括过高的失业救济金）可能都对经济有害。

　　这种逻辑在1978年2月13日至14日举行的工会工人代表大会上，随着“欧洲一体化战略”（EUR Strategy）的辩论而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新的政策战略框架主张工会代表认可这样一种必要性——工资保持稳定，以便增加生产性投资，从而促进就业。会上，意大利天主教工会联合会CISL的领袖兼会议报告员路易吉·马卡里奥（Luigi Macario）强调，工会提议中最新颖的因素，是为所有人提供就业机会，并围绕这一目标作出政治、经济政策的选择。只有理解这一目标，才能理解工会的自我牺牲意图何在。在此处的“选择性新自由主义”逻辑的支配下，马卡里奥明确区分了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他主张必要的预算赤字上限不应适用于那些因为对就业有益而被视为必要的“扩张性政策”上。

　　左派们“选择性新自由主义”逻辑中存在的根本假设是，“受庇”群体（即已通过此前斗争享有部分福利的群体）和福利部门造成的巨大社会浪费已成为意大利国家的无法承受之重，而这最终阻碍了政府提高就业率和降低生活成本。如卢西亚诺·拉马（Luciano Lama）所说“福利主义对就业问题的应对……会导致压在我们肩上不可控的赤字和通胀螺旋”。用他的话来说，“欧洲一体化战略”显然并非受外部环境压力驱动，而是尝试为应对危机而提出的连贯且持久的新政策框架。“未来几年的工资政策将会非常严格…….我们不能要求企业雇用超出其生产能力的劳动力，也不能让裁员基金一直喂饱那么多的工人。”

　　至此，左翼的政策倾向发生了全面的调整，最后集中体现在《斯科蒂协议》（Scotti Agreement）中，该协议提议削减15%浮动工资指数体系的指数化标准。意共和CGIL虽然反对政府不与工会组织协商的专断做派，但也默认利用降低工资指数化程度为手段应对危机。它们要求在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同时，将支出用于促进就业（尤其是促进南部地区以及女性工人、年轻工人的就业）。意共明确区分了生产性支出和与前任天民党政府的腐败有关的低效支出。在20世纪80年代初，贝林格（Berliguer）发起了名为“道德问题”的行动，要求仿效充满活力的私人部门，在意大利国内大搞反对公共部门中低效和腐败的斗争。贝林格感到自豪，因为意共是那时唯一一个敢对前任天民党政府过度开支引起经济扭曲问题开炮的政党。

　　与意共类似，意大利的社会党人慢慢开始认为通胀的加剧与促进以年轻一代为主的就业，二者顾此失彼。在1983-1987年期间担任意大利总理的社会党领导人贝蒂诺·克拉克西可能是强调控制劳动力成本的意大利政治领导人中最重要那个。1984年2月14日的《情人节法案》中，克拉克西政府将意大利天主教工会联合会CISL、意大利工人联盟UIL和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Confindustria）之间达成的口头协议诉诸为法条，立法削减了浮动工资指数体系3％的标准，却遭遇CGIL的极大不满——这种发生在左翼间的分裂进一步证实了，意大利左翼虽然基本都同意逐步减少已有社会保障，但这种趋势绝非一帆风顺——CGIL的绝大多数成员投票反对该协议，但它内部一个由奥塔维亚诺·德尔特科（Ottaviano Del Turco）领导的社会主义派别又支持政府的决定；另一方面，CGIL的强硬立场引发了另外两大工会联盟（尤其是UIL）对劳工代表能否团结一致行动的担忧。

　　一言蔽之，使这三大工会分道扬镳的并不是它们对政策和协议的方向存在什么本质差异：它们都认同有必要降低劳动力成本以对抗通货膨胀，并且都认同削减名义收入反而有助于实际收入；都愿意在限制工资指数化的同时，站在政府角度上承诺未来（更多的）生产性投资。在意大利，社会党和意共的真正分歧在于，工会组织能在多大程度上行使对议案的否决权，而意大利工会联合会CISL和意大利工人联盟UIL对此忧心忡忡。社会党报纸《前进报》（l'Avanti!）总结道：“近年来，工人阶级失去了议价能力……在生产过程中他们越来越边缘化。”社会党人不再相信“工人主义神话”——工人阶级仍然代表所有其他阶级和利益，社会党指责与工会运动紧密相关的意共只想保护党内工会工人的工资，而对其他工人的困境漠不关心。社会党人这种逐步放弃社会保障的做法完全符合“二阶变革”的范式，因为他们认为，已就业工人工资与保障其他弱势群体在事实上，存在着优先级的冲突。被指责的意大利总工会和意共意图呼吁全民公投以反对《情人节法案》，但大多数意大利选民拒绝了意共的呼告，社会党联合政府支持废除工资指数化制度。

　　西班牙：通过自由化吸纳“局外人”？

　　（校者注：本部分出现的西班牙政党组织包括，西班牙共产党PCE，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中央民主联盟UCD；工会组织包括，工人总同盟UGT和工人委员会CCOO）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去世后，中右翼的中央民主联盟（UCD）在西班牙的首次民主选举中胜选，并从1977年开始尝试摆脱石油危机的阴霾。危机下的西班牙面临高通胀率和公共赤字，而由于UCD没有获得多数席位，不得不组建少数派政府。为了解决紧迫的石油危机问题带来的影响，UCD寻求与两大反对党力量——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和西班牙共产党（PCE）达成共识。政府提出的经济调整政策包括货币紧缩和贬值、限制工资以及金融体系改革，最终得到了《蒙克洛亚协议》（Pactos de la Moncloa，译者注：协议内容包括政党间休战、左翼团体接受冻结工资并缓和斗争要求以换取财政、法律和体制改革。最终通胀率和赤字成功下降，但失业率持续上升，许多改革措施也停滞。）。决定寻求一份政治上的共识协议也部分是由于西班牙最大的两个工会——工人总同盟（UGT）和工人委员会（CCOO）的不合作态度，他们与政府在养老金改革、工资和通胀预期方面针锋相对。

　　图为佛朗哥

　　但在改革问题中与工会态度相反，两个左翼政党想努力确保后佛朗哥下脆弱的新生民主体制，因而认为有必要支持中右翼政府的经济调整。西共领导人圣地亚哥·卡里略为《协议》辩护，称其为“鉴于现阶段的必要任务是发展和稳定新的民主制度，（协议）是一种基于国家责任感的行为”。工人社会党领导人费利佩·冈萨雷斯（Felipe González）在谈判过程中更具对抗性，主张工人应要求更多的社会让步，以补偿调整带来的负担。最后出于工人社会党党内“巩固民主的意愿”，他同意了该协议。尽管《协议》的重点在稳定宏观经济，但在调整时期，西班牙的福利国家制度也得到了最大规模的扩张，以确保民主过渡时期的社会和平。

　　然而，在1982年，中央民主联盟UCD瓦解，工人社会党赢得压倒性胜利后，持续的经济危机迫使工人社会党政府采取了一项更激进的紧缩计划，包括大规模的工业转型计划。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改革之一是1984年《工人法》。借鉴法国改革的《工人法》改革扩大了临时合同的使用范围，并引入了兼职合同，使得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到1988年，西班牙成为欧洲临时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与法国同行类似，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劳工部长华金·阿尔穆尼亚（Joaquín Almunia）将改革视为确保在危机时期创造就业机会——这是工人社会党1982年以半数以上票数胜选的核心竞选承诺——的一种手段。在他看来，降低劳动力市场的门槛将有助于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同时仍能保护市场内人员，因为改革保留了不允许将现有的无期限合同转换为定期/临时合同的底线。从这种思路上看，这当然也是一次符合欧洲社会主义政治理念的“二阶变革”。有趣的是，工人社会党党内也认可该法的合法性，认为《工人法》能抵消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国家工团主义的高压工人法法案，同时也便于西班牙快速适应欧共体的共同方针。

　　工会组织却对《工人法》实施的态度大相径庭。工人总同盟UGT最初因它可能造成就业市场的失衡表示反对，但最终又因为工人社会党许诺扩大失业救济系统的覆盖面而倒向支持。这明确体现了社会主义者“选择性新自由主义”新方法论中的逻辑——市场化、自由化改革措施与福利补偿措施相结合。工人委员会CCOO则强烈反对这项改革，认为其他欧洲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改革非但不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更会造成经济失衡。卡里略与CCOO立场相近，甚至还试图在众议院推动修改《工人法》。他同意危机需要创造新的就业政策，但工人社会党正在釆用“在那些经济结构比我们强劲得多的国家釆取的救市措施，但也没能解决就业问题”，他主张增加公共投资创造新的解决方案。此外，尽管UGT默许了《工人法》，但UGT秘书长尼古拉斯·雷东多表示了不满：“仅仅批评佛朗哥时代的社会立法是大家长式的、独裁的是不够的，因为你们（工人社会党）已在无意识地、不由自主地通过实际行动为家长制和独裁统治做了宣传。”

　　工人总同盟UGT和工人委员会CCOO之间的这种分歧在1984年10月《社会和经济协定》（Acuerdo Economico y Social，简称AES）的谈判期间达到了新的高峰。AES是首个由政府、工会和企业组织联合会（CEOE）签署的三方协议，工人社会党政府忧虑于不断上升的失业率，继而促成了这一社会协商的达成。最终，“选择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再次体现在这份协议中：协议内的条约涵盖了1985和1986年的缴费基数的工资范围调整，并放宽了解雇难度以换取社会保障方面的让步，如扩大失业保障覆盖范围。工人社会党寄希望于AES，希望解决投资不足和失业率上升这两大西班牙经济的核心问题。

　　工人总同盟UGT领导人何塞·玛丽亚·祖菲奥（José María Zufiaur）在谈判期间称三方协议“对于实现这个国家所需的深层改革是绝对必要的”。工人委员会CCOO领导人马塞利诺·卡马乔（Marcelino Camacho）反对该协议，因为它是在已通过当年预算的背景下谈判达成的，他认为这份预算是一种倒退，卡马乔希望以反对三方协议为筹码，迫使行政部门削减公共支出达成一份新的更宽松的预算。此外，UGT内部继续捍卫协议中那些他们认为有利于工人的社会让步内容，——而且他们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创造就业机会是私营部门的责任。

　　最终，政府、企业组织联合会和工人总同盟UGT秘密谈判达成了一份排除掉工人委员会CCOO大部分要求的AES协议大纲。阿尔穆尼亚称AES协议将“提振信心，吸引投资，创造就业，稳定市场、实现社会和平”，雷东多也为其摇旗呐喊。在他们的对立面，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兼CCOO执行委员会成员胡利安·阿里萨（Julian Ariza）呼吁动员起来，反对这项他口中“巩固了政府右翼经济政策”的协议。

　　然而，到了1985年工人社会党试图立法削减福利开支时，工人总同盟UGT与政府之间的心照暗合戛然而止。事实证明，在工人社会党政府此前推进“选择性新自由主义”的进程中，工资调整和自由化劳动力市场或许还有得谈，但缩减社会福利则是即使与社会主义者（译者注：此处指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同床共枕的工会也拒绝妥协的领域。在AES的谈判期间，UGT坚决否决了阿尔穆尼亚减少养老金并增加缴费期的改革企图，并主张像社保系统这样重大的改革必须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逐词逐句的斟酌。

　　AES协定五个月后，政府宣布正在考虑以行政法令，即议会紧急程序——快速通过养老金改革。阿尔穆尼亚表示此举有着“极其必要和紧迫的性质”。他强调西班牙社会保障系统已面临结构性的难以为继：在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养老金缴纳者与领取者的比例从3个缴费者养1个老人变为2个人养1个老人，且该制度将使很大一部分人口得不到保障，阿尔穆尼亚和工人社会党重申政府的重点会放在设计一个全新的、非缴费式的养老保障制度上。

　　两大工会激烈反对工人社会党政府的提案。工人委员会CCOO宣布将“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反对对养老金领取者的攻击”，并谴责使用紧急程序是“逃避和工会组织伙伴协商与公开辩论的可耻行为”。雷东多和UGT反对的理由则是工人社会党政府只关注缩减节流而不考虑改革筹资、建立养老基金等其他措施，这种不正确的方法“将无法实现社会保障体系所需的全面改革”。1985年6月，冈萨雷斯政府继续推动改革导致西班牙最大的两个工会进行了大规模动员。这标志着曾经代表社会主义西班牙的PSOE与UGT关系恶化的开始。

　　结论

　　表1总结了本文的理论框架如何分析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左翼的情况。在这三个国家，左翼团体和工会积极参与了紧缩政策的实施和社会保障的削减，并利用新颖的意识形态理由。特别是，摆脱战后凯恩斯主义转型被视为缩小“受保障”部门和群体与失业者和劳动力市场局外人之间差距的唯一途径。这构成了Hall所说的“二阶变革”，因为左翼团体在越来越接受自由化措施的同时，似乎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规范性优先事项。

　　表1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二阶变革和选择性新自由主义

　　紧缩政策、工资约束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被视为有助于实现传统左翼目标，如就业、把再分配重新定义为福利保障内部者和外部者之间的平等，以及保护低收入家庭的购买力。哪怕在极少数通过增加社会保障来解决危机的案例中，如法国的奥胡法，其目标也是在减少工时和抵制市场过分自由化之间寻找与保护工资和就业的平衡。

　　正如Ferragina和Arrigoni正确指出的，新自由主义化从来不是是一个统一连续的进程，而是一种内在地选择政策领域的过程。在分析左翼团体对自由化政策的共识和默许不断增加时这点尤其重要。例如，在法国，“社会麻醉状态”伴随着对抗通货膨胀以及社会党政府实施的紧缩计划，使得基本的福利服务未受影响。在意大利，由于《情人节法案》，工会之间的团结被打破，CGIL反对该协议，要求更包容的决策程序。同样，西班牙的工会接受了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但坚决反对养老金制度改革。

　　在比较这三个案例研究中左派行动者的逻辑时，本文还发现了有趣的差异。在法国，控制通胀是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国家外部竞争力的体现，这可能反映了在欧洲和全球范围内，法国比其他国家扮演更中心角色地位的现实。另一方面，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左翼团体主要关注本国的政治经济问题：在意大利，意大利共产党利用对意大利社会党和天民党政府随意使用开支的批评来佐证需要削减开支；在西班牙，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反对佛朗哥主义国家工团式劳动安排的僵化，并利用这一点发展反国家主义言论，批评社会保障体系和劳动力市场偏袒“局中人”而忽视“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