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随想录（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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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会”应该是鼓励民众关心和议论国家大事的时间，现在却被搞成了“莫谈国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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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有可能穿越回到1921年，见到那几位中共一大代表，你最想问他们的一句话是：1、你们建党的初心是什么？2、你后悔参加革命吗？3、这盛世，是否如你所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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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左派，不是整天鼓噪廉价的爱国主义，而是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立场观察和批判现实，为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而呐喊、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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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多人骂莫言是卖国贼。他其实比那些骂他的人更爱这个把他待若上宾的国家。在他眼里，你们“也配”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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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吒2被当成一剂民族主义的春药，这可能是营销团队有意为之，否则，若官家看懂了该片的真正主题是造反有理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就不是动用主流媒体宣传和组织人观看，而是封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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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论场上对《哪吒2》的评论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一是主流所谓反抗美国霸权的民族主义叙事，二是左翼的反抗阶级压迫的革命叙事。目前，后一种观点在权力和资本的双重打压下，已逐渐被前一种观点所覆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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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哪吒2 》，无产阶级看到造反有理，民族主义者看到反美争霸，各取所需，这种分歧既是文艺作品本质特征的体现，也是当下现实和社会情绪的一种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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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修正主义者及其走狗看到“阶级斗争”“阶级压迫和剥削”这些字眼，就像李鬼碰上李逵一样，非封杀不可。

　　我虽然并不赞成张宏良先生对“特朗普革命”的定性，但也不同意此文将法律看的至高无上。列宁早就指出过，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改良）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触动特权集团的利益，首先必须突破法律的钳制。事实上，作者指责张宏良先生的这部分恰恰是我所认同的，比如马斯克的小将们绕开参众两院、进入政府机构查账，的确有点像文戈时期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尽管二者的目的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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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赞成对张宏良先生“形左实右”的批评，但也不认同所谓特朗普-马斯克“美国版文化大革命”的观点，二者的区别除了一个是资产阶级革命（改良），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各自阶级的统治服务的；形式上也有不同，前者是特马发动和主导的精英主义改良运动，缺少任何形式的大众参与，而后者是领袖发动的一场直上而下，全民参与的真正的大众民主运动，意欲改变的也不只是官僚制度的弊端，而是几千年来人民头脑里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和私有制观念。近期左翼阵营的“拥特马”和“反特马”之争，是早已存在的所谓“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分歧乃至斗争更加公开和澈化的一种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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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之所以把希望寄托在特朗普这样的资产阶级政治家身上，是因为他们对现实政治和无产阶级通过传统革命取得胜利已经不再抱有希望。左翼是如此，右翼何尝不也如此。而绝望，往往是新希望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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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大电影里的国家永远代表正义，而在许多西方电影中，国家非但不代表正义，反而经常助肘为虐。成为邪恶势力的庇护所。当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不能申张正义时，人民便会以自己的方式寻求解决，反抗具有某种天然的正当性，从古代的罗宾汉到现代的斯诺登，都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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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知貌似在舆论场失势了，但由于在体制内深耕四十多年，从政商学到文艺界，各个权力要津都有他们的人，加之有西方这棵大树，所以信心满满，自信一旦情势有变，天下必定是他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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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僚阶级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毛时代依附于无产阶级，其自私贪婪的本性决定它与资产阶级具有天然的联系。后毛时代，官僚阶级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它一手培植和喂养大了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当坐大的资产阶级谋求政治领导权时，官僚阶级出于维护其统治对后者进行规训和打压，彼此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但这种矛盾并不能改变它们实际存在的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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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资产阶级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前者是官僚阶级和民族主义的主要维护者，后者由于崇尚西方民主和新自由主义，与官僚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越来越不可调和，从而使无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共同处于官僚阶级压迫的地位，也使这两个原本处于剥削和受剥削的阶级在大众民主运动中的联合成为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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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民之口如同防川，宜疏不易堵——连古人都懂的道理，为何现在有些人不懂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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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试探他们的底线，谁知他们根本就没有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