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批判】隋唐时期哲学战线上的斗争（上）

　　编者按：公元581年，隋王朝统治者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封建割据局面，由于隋王朝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不久便爆发了以李密、窦建德为首的农民革命，严重地打击了门阀士族势力。后来以李渊为首的封建贵族集团窃取农民起义成果，又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基础上建立起唐王朝。唐朝的封建统治者，在隋末农民大起义打击后，为了麻痹农民的斗争意识，防止农民革命的再起，竭力扶植各种宗教迷信。并把儒、释、道三教都看成是官方的正统思想，采取三教并用的统治政策，企图以神权论作为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精神武器。封建贵族和门阀世族地主集团仍旧是唐代佛教势力的支持者。他们把佛教看成是为自己争夺政权的工具。由于贵族们的提倡和寺院经济的发展，在唐代，佛教内部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宗派，互相竞争，造成了佛教神学空前繁盛的时期。这些宗派，其中有的在唐朝以前便存在了，到唐朝又得到了发展。每一大的宗派都有自己的后台，依附于某一贵族集团势力。由于寺院拥有自己的经济，寺院的首领实际上是大庄园主和大地主，首领死后，需要有人继承寺院的财产，统治其占有的农民和奴婢。这样，佛教内部各宗派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唐代佛教各宗派的对立，具有强烈的封建宗派性，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和寺院经济的发达在佛教神学中的反映。

　　佛教是唐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专政的精神支柱之一。尽管其内部存在许多宗派，甚至互相攻击，但通过佛教教义，愚弄人民群众，麻痹人民的革命意识，为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作辩护，却是一致的。因此，唐代佛教各宗派，一方面各立门户，另一方面，彼此之间在教义上又相互影响，互相吸收。唐代佛教各宗派，在竞争中，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为了论证自己的教义至高无上，大肆宣扬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唐代佛教学空前发达的时代，佛教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成了这个时期唯心主义阵营的主要代表。这里我们要批判的佛教唯心主义，以唯识宗、华严宗和禅宗为主。

　　玄奘和唯识宗

　　玄奘，生于公元602年，唐初名僧，佛教唯识宗的创始人。他在天竺(古印度)留学17年之久，取得了印度佛学的最高成就。他在天竺留学时，曾同天竺佛学家和婆罗门等教徒展开大辩论，战胜了天竺佛教大小乘各宗派几乎所有的论敌，名震一时。回国后，从事佛典翻译工作。经他手译出佛教经论有1300多卷。他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翻译大家。唐太宗李世民有《三藏圣教序》，赞扬了他宣扬佛教的功绩。他在天竺留学时，学的是大乘唯识有宗的经论，回国后，在中国建立起唯识宗。他编译了《成唯识论》，他的弟子窥基又做了记述和发挥，成为这一派宣扬佛教唯心主义的代表著作。

　　唯识宗着重从分析事物的现象，特别是分析意识现象入手，建立起自己的唯心主义体系。它对事物和意识现象的分析极其烦琐，许多都是出于主观的虚构，例如，它把烦恼就分析为20多种，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的烦琐哲学。唯识宗不满意般若宗的某些说法，认为如果把心或意识也看成是不存在的假象，便动摇了佛教的灵魂不死信仰和成佛的理论依据，所以极力主张“心”为实有。从这一点出发，它提出了“万法唯识”和“一切唯识所现”的理论：把宇宙一切事物都看成是意识所创造出来的影像，认为一切事物只存于人的意识之中，除意识外，一切都不存在。这种理论又称之为“唯识无境”，这是一种十分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玄奘和窥基在他们编译的《成唯识论》中，宣扬了“唯识无境”说，企图论证物质世界的虚幻。他们把世界分为“我”和“法”两大部分，“我”指生命的主体，如人的情欲、求生的意志、自我意识等，属于“我”；“法”指事物及其规律，如山河大地，人的肉体和精神作用等，都属于“法”。总之，他们认为“我”和“法”包括了一切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玄奘宣扬的这种唯识无境的理论，在哲学基本问题上，是鼓吹精神第一性的唯心主义。上面的这些议论，涉及到主观(意识) 和客观(外境)的关系问题。在唯识宗看来，不是“外境”引起意识的活动，相反，而是意识的活动生出类似“外境”的表象。他们根本就不承认有客观的世界的存在。窥基述说:“由分别心，相境生故；非境分别，心方得生(《成唯识论述记》卷二)。意思是说，不是客观决定主观，而是主观决定客观和对于客观事物的映象。这种谬论的形成有其认识论上的根源。首先，它把人的认识能力片面夸大，把对事物的映象看成是主观自生的东西。其次，由于他们不肯承认主观映象是客观事物的反映，结果把认识的对象也看成了主观的东西，认为客体只存于意识之内。这样，便导出了“唯识无境”的谬论。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就是这种谬论的理论基础。

　　“唯识无境”说，是一种非常荒谬的唯心主义，不能不遭到人们的驳斥。据《成唯识论》记载，当时有人提出八个问题，非难“唯识无境”说，这些驳难，都是建立在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的基础上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任何没有进过疯人院或向唯心主义哲学家领教过的正常人的‘素朴实在论’，都承认物、环境、世界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自我和任何人而存在着。”(《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些驳难，坚持了从物到感觉和思维的唯物主义路线，尖锐地打击了唯识宗的“唯识无境”说及其理论基础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但唯识宗还是进行了答辩，他们的答辩总起来说不外三条:一条是搬出“梦幻”说，说什么人的认识活动同做梦时的意识活动是一回事，“外境”如同“梦境”一样，人做梦时，自以为梦中所见之物为实有，实际并不存在；一条是搬出来“幻觉”说，说什么患热病的人，很力受到损害，把青色看成黄色，人的认识也是这样，一切都是幻觉；一条是搬出唯心主义的经验论，说什么“现量”(指觉经验)所到的只是意识的一种“相分”，经验所证明的，并不表示它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其结论是，人生是一场大梦，只有觉醒以后，才能真正认识到世界是虚幻。所有这些答辩，都是唯心主义的诡辩，也是古今中外的主观唯心主义者经常使用的手法。列宁曾说，把荒唐的梦当成事实，把错觉，假象当成真理，这是“最彻底的诡辩论者”。唯识宗就是这种诡辩论的古老的制造者之一。

　　为了论证“唯识无境”，唯识宗进一步对意识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他们把意识分为三大类，八种……。从哲学上看，唯识宗如此繁琐的虚构意识的活动，更加暴露了它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实质。把人的认识看成是纯粹主观自生的东西，不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最终要倒向唯我论，这是一切唯心主义的先验论逻辑上无法摆脱的结论。玄奘所宣扬的“唯识无境”说，目的是为佛教神学服务的，唯心主义一向是宗教迷信的理论支柱。唯识宗的唯心主义，不仅把客观的东西说成是主观的产物，而且公开宣称客观世界是不存在的假象；用主观唯心主义宣扬虚无主义，编造成佛的话。它的反动意图就是叫人们把阶级对立以及由阶级压迫造成的各种苦脑，都看成是虚幻的东西，看成是个人主观意识的产物，用来麻痹被压迫阶级的斗争意志，巩固反动的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它把佛教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和死后成佛等迷信，用大量的唯心主义的烦琐的辞句和诡辩装璜起来，用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宣扬佛教教义，以此欺骗和愚弄人民群众。所以这个宗派得到了唐朝贵族们的欢迎，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赞扬。但它对意识所做的那套繁琐的分析，对一般群众说，是不容易理解的。中唐以后，唯识宗便消沉了。唯识宗的主观唯心主义，对后来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影响，成了在中国鼓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的重要哲学流派之一。到了近代，在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影响下，这个流派又流行起来。“五四”运动后，出现了一批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的文化人和反革命的和尚，大讲“新唯识论”，鼓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反对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这个哲学流派后来又成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帮凶。

　　法藏和华严宗

　　法藏，生于公元643年，唐代著名僧侣，华严宗的创始人。他曾参加玄奘主持的译经工作，后来与玄奘意见不合，建立起华严宗。他为武则天讲解《华严经》，受到武则天的宠信，被封为“贤首大师”，得到三品大官的奖赏。后来又为唐中宗、睿宗授戒，得到帝王师的地位。他的三传弟子澄观，被唐王朝封为“国师”，主持全国佛教。他所创立的宗派，也得到了王公贵族们的大力支持。华严宗把自己这一派的教义称为“圆教”，把其它宗派判为“偏教”，自认为其教义圆满无碍，调和了佛教经论中诸矛盾的说法。

　　佛教学本来是奴隶主和封建地主阶级为了麻痹奴隶和农民的革命意识而编出来的一套谎言。佛教各宗派又都用自己一套唯心主义的逻辑虚构和形而上学的诡辩为他们那套宗教的谎言制造更大的谎言。谎言加诡辩，他们之间，对教义的解释，必然是矛盾百出，不能自圆其说。

　　华严宗自居为“圆教”，不过是以更加诡辩的形式和烦琐的辞句，制造谎言和欺骗而已。从佛教教义的发展看，华严宗不满意唯识宗的某些说法，认为识所变出的境是虚妄的，能变的识也不能是真的。他们认为，圆满的说法应该是，物质世界是虚幻的，佛性是实有的；事物的现象是假的，其本体是真实的。他们企图把空、有二宗的说法揉合起来。为了论证佛性是世界的实体，他们着重讨论了本体和现象的关系问题。他们的论证充满了形而上学的诡辩。同唯识宗比起来，他们的学说具有客观唯心主义的倾向。华严宗把世界区分为“理”和“事”，本体和现象两个世界，这是他们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出发点。他们把物质世界说成是“事法界”，宣布为现象世界，在物质世界之外，又虛构出一个本体世界，称为“理法界”，这种区分，无非是宗教神学把世界划分为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翻版。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唯一的世界，在物质世界之外，没有什么本体世界。本体世界是唯心主义者回答世界统一性的问题时虚构出来的精神性的实体世界，认为在物质世界之上，还有一个精神世界为万物万事的根本，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胡说。他们宣扬这种唯心主义无非是为佛教虚构的彼岸世界制造理论根据。

　　华严宗把“理”作为事物的共同本质，把“事”看成千差万别的现象，他们关于“理”、“事”关系的辩论，涉及到本质和现象的关系问题，但是却做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回答。他们把“自性清净”的“如来藏”作为事物的本质，这是唯心主义的胡说，他们以本质为其实，以现象为虚幻，这是一种形而上学思想。本质和现象是有区別的，但二者是统一的。本质决定现象，现象表现本质。列宁说:“本质具有某种假象。假象是本质自身在自身中的表现。”又说:“河水的流动就是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然而就连泡沫也是本质的表现。”(《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可是华严宗却以现象为虚幻，以泡沫为幻有，抹煞了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本质与现象对立起来，否定了现象的客观性。这是他们在本体论上宣扬虚无主义的手法，也是他们区分两个世界的认识论上的根源。因此，他们所说的“理事无碍”，不是讲本质和现象的统一，而是以一个虚构的精神性的实体吞并物质世界，企图把一切都说成是绝对精神的表现而已。华严宗的“理事无碍”说，同样是为佛教神学服务的。他们宣称“理彻于事”，本体存于现象之中，是用来宣扬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不是截然脱节的。他们认为，佛性本来存于人性之中，一旦觉悟便显露出来了，所以不脱离世俗生活，同样可以成佛。按照这种说法，身享富贵荣华，可是思想上把它看成是空的，便是菩萨。法藏的这些说法，非常投合王公贵族们的口调，所以武则天赐给他三品大官的爵位，武则天也就成了“菩萨”的化身。佛教神学本来是封建剥削阶级虚构出来的骗人的把戏！但是它们所以这样或那样的胡说八道，说到底是被他们的阶级利益决定的。

　　为了论证物质世界的虚幻，华严宗进一步又提出“事事无碍” 的命题。这个论点是说，既然万事万物都是本体所显现出来的虚幻现象，每一现象又都包含本体，所以各种现象彼此也都互相包容，没有差別和对立。法藏关于“事事无碍”的辩论，涉及到事物的同一性和差別性的关系问题。事物具有同一性，但又有差別性，二者是统一的。恩格斯说:“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性。”(《自然辩证法》)法藏从形而上学出发，把事物之间的同一性片面夸大，否认了其中的差别性，从而导出了每一个东西都包括其他东西的诡辩。佛教神学一向靠诡辩来骗人的。华严宗所以这样进行诡辩， 在自然观上，就是企图否认事物具有自己的质的规定性，抹煞事物发展的特殊规律，取消事物间的矛盾和对立，把事物说成是没有 “自性”的虚妄现象，以此来论证物质世界的虚幻。说每一个东西都包括一切东西，事物间的差別只是虚幻现象，这种诡辩，实在太荒谬了！事物的差别和对立，毕竟是事实。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事物的本质都相同，为什么会现出各种各样的不同现象？这个问题，华严宗的客观唯心主义是无法回答的。于是他们又抬出主观唯心主义来，把现象的差别和对立，归之于个人的意识的产物。“事事无碍”说，同样是为佛教神学服务的，按照华严宗的说法，每个东西都包括一切东西，一粒尘土中也有“佛国”存在，所以每个人在他所处的那个阶级地位上都可以达到“佛”的境地。一个奴隶或农民，如果领悟到“事事无碍”的道理，了解到他和奴隶主、封建地主本来“圆融无碍”，虽然身受剥削和压迫，也就不感到痛苦了。社会上的人，都懂得“事事无碍”的道理，大家也就相安无事，各自求虚幻的彼岸“乐土”，李唐王朝的统治也就巩固了。华严宗所构的“理事无碍”和“事事无碍”说，说到底，是阶级调和论在宗教学中的翻版，这就是唐朝的王公贵族们也推崇华严宗的原因。华严宗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荒谬而反动的，其虚构的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对后来宋明理学的形成起了很大的影响。

　　慧能和禅宗

　　慧能，生于公元638年，中国禅宗正统派的创始人。他本姓卢，出身破落地主阶级家庭，家境比较贫苦，曾以卖柴为生。后来投靠寺院，为行者(未剃发，在寺院服役的人)，在寺院从事打柴、推磨等劳动。由于他对佛教义理很有领悟，得到了禅宗第五祖弘忍的赏识，传给他衣钵(法嗣的标志)，后来成了禅宗第六祖。在法嗣问题上，弘忍的上座弟子神秀同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弘忍以后，禅宗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以神秀为代表，南派以慧能为代表。神秀曾被武则天奉为“国师”，他这一派受到了唐朝的王公贵族们的宠信。慧能一派，曾遭到神秀一派迫害，直到唐肃宗时，才得到朝廷的支持。此后，慧能一派的禅宗，便成了中国禅宗的正统派，关于慧能一派禅宗的著作，有《坛经》流传下来。

　　慧能所创建的禅宗是中国佛教史的一大变革。禅，意思是坐禅或静思，是印度各宗教共同的修行方法。佛教也把禅定作为修行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打坐静思，使心中任何念头都不发作，最后进入一种如同死人一样的境界。佛教认为，得到了这种精神境地，死后灵魂便超脱生死轮回，进入涅槃世界。这是一种神秘主义的修炼方法。他们都注重“渐修”，即不断地修炼，甚至累世的修行。神秀所倡导的北派禅宗，推行的就是这种禅学。慧能所创建的南派禅宗与此不同，它不追求烦琐的宗教仪式，不讲累世修行和布施财物，不主张念经拜佛，不研究经典，甚至不讲坐禅，主张专靠精神的领悟，把握佛教义理，总之，提倡“顿悟”。显然，这样的宗派，是中国所特有的，是对佛教传统教义的一次大的改革，它的锋芒在于打击当时烦琐的经院神学。

　　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的出现和流行，是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激化在佛教内部的反映。在慧能活动的时代，均田制遭到破坏，土地兼并激化了。大量破产的小农流入寺院，成为僧侣贵族剥削的对象，在地主阶级内部贵族和庶族之间，展开了争夺土地和劳动力的斗争。这种情况，反映在佛教内部，便出现了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慧能本人出身微贱，属于僧侣中的下层。他的教义实际上是不满意贵族们在成佛问题上的特权思想。例如，佛教其它各宗派，当时都讲布施财物。按照因果报应的理论，对寺院捐献的财富越多，集善就越多，成佛的可能性就大。照这种说法，首先成佛的，当然是贵族或门阀士族。地主阶级下层和一部分破产的小农，便望尘莫及了。又如，唯识、华严等宗派，都讲研究经典，通过对佛经的烦琐注释和分析来宣扬佛教教义。这种对佛教教义解释的特权，只有拥有文化特权的贵族和士族才能享有，地主阶级下层和一部分破产的小农便难做到了。当时经营寺院经济的都是贵族，庶族地主也没有这种特权。慧能创建的宗派，打破了贵族们对佛教的垄断，反映了地主阶级下层和依附于寺院的破产的小农的宗教要求。其同神秀一派的斗争，实际上是封建阶级内部的斗争在宗教问题上的表现。中唐以后，随着庶族地主势力的扩大， 慧能倡导的禅宗，终于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上最流行的佛教宗派。

　　从佛学本身的发展看，慧能倡导的禅宗，既不属于空宗系统，也不属于有宗系统，而是依据中国固有的唯心主义的传统：孔孟一派的人性论、先验论和庄子一派的虚无主义，对印度大乘佛教空、有二宗的说法进行了改造。它不以外境为虚幻，也不以“空”为实有，而是讲心空一切空，身处尘世之中，精神上却一尘不染。它主张人人都有佛性，但不把佛性看成虚静的实体，而是看成人的本性和领悟佛教义理的良知良能。它不大讲三世因果报应和“西方极乐世界”，而是讲“运水搬柴，无非妙道”。所有这些，都是对印度佛教教义的一种改造，从而使佛教在中国的传布，取得了更加精致的形式。从哲学上看，慧能派的禅宗是主观唯心主义的鼓吹者，突出地宣扬了地主阶级的人性论和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他们抛弃了那种烦琐的经院哲学，把佛教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境地。为了鼓吹“顿悟成佛”，慧能提出了“本性是佛”说，作为他的教义的理论基础。他认为人人都有成佛的本性。他说:“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別，只绿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坛经》)。认为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能成佛，这不是慧能提出来的，他以前的佛教宗派，也有这种说法。慧能的佛性说的特点，在于把佛性看成是人的唯一本质，宣扬抽象的人性论。

　　他说:“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意思是说人性即是佛性，“佛”不是别的，就是自己的本性。所以他又说:“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把佛性说成是唯一的人性，这就为人人都能成佛，提供了理论根据。慧能曾对弘忍说，人有南北，佛性并无南北，我的身份和你不同，佛性并无差别。显然，他这种说法具有反对封建特权的意义。但是，他把佛教所虚构的佛性，看成是人的本质，这便是唯心主义的胡说了。既然佛性即是人性，为什么又有佛和众生的区别？慧能认为，他们的区别在于觉与不觉。他说:“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他所说的“迷”和“悟”，指对佛性的了解和不了解。“自性”，指个人的心，也呼“自心”。在他看来，“佛”不在遥远的彼岸世界，而在个人的心中。“自心”不觉悟，即使终日念经、拜佛、坐禅，营建佛寺，也是凡夫俗子。慧能把实现成佛的途径全部转移到对自己“本性”的觉醒上来，提倡内求于心，这是他的“顿悟成佛”说的出发点，也是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立足点。

　　在慧能看来，所谓佛在心中，不是说佛性作为一种实体，住在心中，而是心中不存住任何观念，连“空”的观念，甚至成佛的念头都不追求。他认为这种精神状态，即是“佛”的境地，也是人的本性。据《坛经》记载，慧能和神秀争夺法嗣时，弘忍寺叫中群僧各作一偈，看谁对佛法领悟深刻，便将衣钵传给谁。上座大弟子神秀作的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慧能认为神秀作的未见“本性”，自作一说: “善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看到后，感到比神秀的道行高，于是改变打算，把衣钵传给了慧能。慧能和神秀的区别是，神秀追求“清净本性”，没有把佛性本身也看成是空的，空的不彻底，在方法上讲“渐修”。慧能把佛性都看成是空的，对神秀讲的空又来一次否定，空的最彻底，在方法上讲“顿悟”。从佛教观的立场看，慧能的境界比神秀高一层。其实，神秀和慧能都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主观唯心主义者竭力吹涨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成佛的途径上，慧能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扩张到最高程度，认为靠个人“灵知”的领悟，马上可以进入佛国。这是不要任何条件的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他们所说的“灵知”指超经验的先天的认识能力，同孟子说的“良知良能”是一类的货色。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就是“顿悟成佛”说的认识论的根源。

　　为了宣扬“顿悟成佛”，慧能又提出了“无念为宗”说。他说他的教义是，“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坛经》)。在慧能看来，“顿悟成佛”在修养方法上就是心不受外物的迷惑，这就是“无念”。“无念”不是万念除尽，对任何事物都不想，而是说，在与外物接触时，心不受外境的任何影响，“不在境上生心”。这种方法，又做“无住”就是说，心不执着在外境上，对任何事物都不思念和留恋它的形色声味。例如，眼看到美色时，心不住在美色上，不是眼不看它，这就“无住”。这种方法，称“无相”，是说“外离一切相”，心中不存有任何关于事物的表像，不是说不同事物接触。慧能认为，能做到这些，虽处于尘世之中，却无染无杂，来去自由，毫无滞碍，精神上得到了解脱，这就是“极乐世界”，即是天堂。与此相反， 心受外境的影响，追求形色声味，念念不忘相，必然无限烦恼，这就是地狱。慧能的“无念”说，涉及到主观(心)和客观(境)的关系问题。所谓“不着境”和“不着相”，无非是说，主观不受客观的决定，主观不反映客观，在同客观事物的接触中，主观永远保持独立自主的境地。这种境地，只是一种虚构，在人的认识活动中并不存在。人的认识总是对他所接触的事物和所思考的问题，有所肯定或否定。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不着相，那是唯心主义的胡说。慧能还提出了“后念悟即佛”，这是鼓吹主观唯心主义的修养经。按照慧能的这种说法，一个人无论做了多大的坏事，只要念头一变，便成了好人。这就是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谓念头一变，无是说，用“空”的念头，去克服“有”的念头，在灵魂深处来个突破。这样说来，人屠匪帮便成了菩萨，牛鬼蛇神便成了好人。按照这种说法，一个人的阶级本性，靠他的念头一转就改变了。慧能提出的这种修养经，排除了社会实践对人们的认识和思想起的决定的作用，有鲜明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的性质。毛主席说: “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就是对“顿悟成佛”说的最有力的批判。

　　慧能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出发，认为一念觉悟即是佛，佛不在天上，而在个人的心中，不必出家为僧也可以成佛，这种观点，对传统的佛教教义是一种打击。但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禅宗的“本性即佛”说的影响下，僧侣中出现了一批“不着相”的酒肉花和尚，世俗地主中又出现了一批住在家的“活菩萨”。一派说佛在天上，一派说佛在心中，都承认有佛存在，本质都是一样。慧能的说法，不过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神学呓语而已。禅宗作为佛教的一个流派，它绝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佛教的教义，走上无神论的道路。有人问慧能，人死以后如何？他说:“无生无灭，无去无来” (《坛经》）。意思是说成佛之人死后，他的灵魂超脱了生死轮回， 所以“无生无灭”。这套说法不过是以更加精致的形式来掩盖其有神论的实质而已。

　　为了论证“顿悟成佛”和“无念为宗”的教义，最后，慧能终于抛出来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他宣称个人的心不仅是成佛的基础，也是客观世界的基础，他说:“自心是佛，更莫孤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这就是所谓“心生种种决生，心灭种种决灭”，万事万物都随人心而生灭。总之，心空一切皆。他不像唯识有宗那样公开宣称整个世界都在我的意识之中；也不像般若空宗那样公开宣称整个世界都是空的。而是说，世界依赖于人心而存在，所以它是空的。按照这种说法，其欺骗性就更大了。慧能一派禅宗宣扬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对后来宋明道学中的心学一派起了很大的影响。

　　慧能倡导的禅宗，尽管在宗教问题上反对了封建贵族们的特权思想，但对人民群众来说仍旧是一种精神鸦片，而且是一种精致的精神鸦片。它同样是封建剥削阶级用来麻痹农民革命意志的工具。禅宗的发展是和唐代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紧密联系着的。唐末，统治阶级更加腐败，经过“安史之乱”，人民生活更加痛苦，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而又看不见出路。这时，禅宗提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顿悟”说，妄图从神上麻痹群众的斗志，要他们在宗教中求得安慰。禅宗的这种反动教义，正适合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需要，因此也就得到了发展。按照慧能的“顿悟成佛”说，农民受到地主阶级的压迫，不需起来反抗以改变自己的处境，只要对自己身受的痛苦，不着相，烦恼就变成了菩提，即使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也很快乐。所以慧能的教义又被称为“忍为教首”。后期禅宗进一步发展了慧能的这种主观唯心论的认识论，认为除了自心之外，没有任何对象(包括佛在内)存在。因此，只能向心内求佛，反对超出心外去追求佛法。这是更加彻底的主观唯心论的先验论。慧能以后的五宗，对禅宗的主观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思想都有所发展，但基本上和慧能的思想都是一致的，都是教人们忍受苦难，把苦难看成无足轻重，甚至当作快乐去迎接，以达到所谓思想解脱。对劳动人民说，念念不执着，就是教唆人们忍受一切剥削和压迫而毫无怨恨之心；对剥削者说，所谓“顿悟成佛”，正像列宁所指出的:“廉价地售给他们享受天国幸福的门票”，那些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只要一念不执着，便成了大菩萨。禅宗的教义又是为剥削阶级的罪恶作辩护的工具。“顿悟”也好，“渐修”也好，统统是骗人的鬼话！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地主阶级的人性论和形而上学的诡辩论，就是他们制造这些鬼话的工具。唐朝的统治阶级企图靠佛教迷信来麻痹农民的反抗意识，但历史是不以他们那一小撮寄生虫的意志为转移的。唐朝末年，终于爆发了农民大起义，佛教各大宗派，它们的寺院财产和神学体系，都被农民革命的风暴横扫殆尽，以破产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