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二月革命始末（下）

　　原编者按：本文先通过详细分析沙俄在帝国争霸中处于下风的原因，引出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因此对专制当局不满并预备改组当局的内容；再用大量事实数据，表明俄国劳动者在大战中所遭遇的苦难，从而点明二月革命真正的群众基础之由来。

　　战局的失利与资产阶级的转变

　　俄国战前的军工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使得俄军在战争初期成功摆脱了日俄战争时期武器装备严重缺乏的困境。根据下表，我们可以发现，在战前的俄军中，步枪似乎并不缺乏，但机枪与火炮则显得匮乏。

　　一战开始时沙俄陆军武器情况

　　在战争开始后不久，俄军便再度饱受装备缺乏的困扰。比较反直觉的是，这里的缺乏主要来自机枪与火炮，而非流传甚广的步枪。经过数十年重整与恢复的俄国军工业，在战时为其庞大的军队提供了足够数量的枪支与相应的子弹。一战期间，俄国动员兵力1550万人，在1914-1917年间，大约生产了671万支步枪——作为对比，动员了1325万军队的德国生产了854.7万支步枪；而动员了约1700万军队的英法，生产的步枪总和达到了635万支。伴随着战争的进行，俄国军工业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发明显。在机枪方面，俄军生产的机枪数量仅及德国的十分之一，英法的二十分之一；火炮数量相当于德国的五分之一，英法的四分之一；而炮弹数量同样只有德国的五分之一，英法的七分之一。以机枪的生产为例“战前，只有图尔武器制造厂制造机关枪，那里有专门的机关枪生产部门，每年生产700挺机关枪。在战争开始前夕，部队的军用储备中有4157挺机关枪，即每1000人平均有1挺。在大战期间，机关枪生产部门的产量达到了战前生产水平的24倍，共制造了28000挺机关枪。但这些机关枪仍然不够，因为1915年时机关枪的年需要量已达到31000挺，而在1917年，这种需求更是达到了11万挺的巨大数额。由于本国军事工业的薄弱，俄国政府不得不将机关枪的生产订货转交给国外，在大战期间从美国得到33808挺机关枪，从各盟国那里得到8590挺。然而，机关枪还是严重缺乏。”同时，俄国在大战前夜其火炮的数量也远远落后于中欧强国的炮兵。1914年，俄国军队拥有959个炮兵连，7088门炮，其中只有40门重型炮；而德国和奥匈帝国则拥有14446门炮，其中有996门重炮。火炮与机枪的缺乏严重影响了俄军的战斗力，这也造成了其在西线战场上面对德军时的普遍失利。但相比于奥匈帝国而言，俄国的军队无疑是具有相当优势的，这也注定了加利西亚地区是俄军少有进展的战线。

　　一战俄国步兵

　　俄国庞大的地域突显了铁路运输的重要性，但俄国并未很好地吸取远东的教训，日俄战争中导致俄军失败的因素再一次出现。俄国西部稀疏的铁路网、混乱的铁路调度、缺乏足够数量的列车与熟练的工人，使得沙俄部署在东线的庞大部队严重受制于后勤补给，这也导致了大规模快速的军事行动难以开展。雪上加霜的是，沙俄严重缺乏军用汽车，从居民手中征用的车辆完全无法满足运输需求，军事部门所部署的汽车工厂直到战争结束也未完成建设。为了满足作战部队对汽车的需求，军事管理部门不得不在1915年向美国与西欧订购了3938辆汽车。车辆的缺乏使得俄军需要依靠马匹进行绝大部分的后勤运输，无线电技术的落后使得俄军间信息交流迟缓，不经加密的电文将会给俄军带来一次次的重大失利。相比于德国士气高昂、训练有素的军队，俄国军队仍停留在19世纪中叶的水平，部队成员以征召的农民为主，自上而下严重缺乏高素质军官，总参谋部与前线中充斥水平低劣的贵族。在同德军的交战中，这些差距带来了极大的战损比。在相对成功的布鲁西洛夫攻势（2）中，俄军付出50万的代价，仅消灭德军35万人；在整个东线战场，德军损失约167.7万人，而俄军的损失达到了惊人的703.6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德军造成的，保守估计，德军与俄军的战损比至少应为疯狂的2.5:1，但西线的交换比却接近1:1。

　　加利西亚前线的奥匈帝国士兵

　　战争始于俄国仓促的总动员，工业与军事实力的悬殊差距也注定了这场战争的结果，局部战线的胜利并不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在1915年的大撤退中，俄军丢失了西部的波兰与立陶宛，加利西亚取得的战果也丢失殆尽，最初直指柏林的战争计划化为泡影，失败情绪的阴影开始不断蔓延。

　　“俄国的将军们唯一有魄力干的事情就是不断地从国内调取人肉，而他们动用牛肉和猪肉时却无比吝啬。像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手下的雅努什凯维奇和沙皇麾下的阿列克谢耶夫这样一些司令部里毫无价值的庸人，利用新动员掩盖所有的漏洞。每当需要一队队战士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串串数字来安慰自己和盟国。战争期间，大约有1500万人被动员上了前线，他们塞满了火车车厢、营房和转运兵站，挤作一团，人们不停地跺脚，互相踩踏，互相敌视与咒骂。如果说，这些人对前线来说还不过是虚幻的数字，那么在后方他们则是极为有效的破坏因素。大约有550万人阵亡、负伤或被俘。逃兵的人数一直在不断增加。

　　”资产阶级在深感战争无望时，也充分意识到处于虚弱状态的沙皇政府很容易做出巨大的让步，所以自由主义者将这场大战视为实现他们目标的良机。1914年七八月间，立宪民主党、十月党、进步党等自由主义政党先后发起成立了全俄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全俄城市联合会，这两个组织负责向军队供应医疗器材、组织救护人员、建立野战医院和军需仓库、疏散伤病员等任务，后来还参与了对军队的粮食供应。到1916年末，在其所属各类机构中工作的人员已达数十万。1915年5月，在全俄工商业代表大会上，进步党人里亚布申斯基建议各地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以动员私人企业承担国家订货，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提出了立即召集杜马会议、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以帮助前线等要求。7月，举行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古契柯夫被选为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在不长时间里，全俄各地成立了200多个地方军事工业委员会，资产阶级通过地方军事工业委员会成功控制了沙皇俄国的军备制造，在自由主义政党的策划下，1915年夏秋，合作社联合会、帮助战争受害者协会、全俄劳动委员会等各种社会组织纷纷成立。这些社会组织的成立及其活动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明确的政治任务，希望它们能成为促进政治变革的工具。由于地方自治联合会、城市联合会、军事工业委员会等组织广泛参与了军事后勤的组织工作，沙皇政权不得不考虑它们的意见并承认其地位，正因如此，右翼政论家将其评价为自由主义运动用来逐渐掌握整个国家机关的“特洛伊木马”。

　　军事工业委员会——1916年

　　俄军在战场上的失利使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情绪越来越激昂。1916年2月国家杜马复会的开幕式上，杜马主席罗将柯当面向沙皇提出了建立责任内阁的问题。在得到否定的答复之后，进步同盟的领导人在杜马之外积极活动，抨击当局，推动社会各阶层的反政府浪潮。柯诺瓦洛夫在一些社会组织会议上公开把现政府称为“人民的敌人”，古契柯夫指责大臣会议主席施丘尔梅尔背叛国家，说现政府是“可耻的、恶劣的、污秽的”。1916年11月1日杜马年会开会，自由主义反对派在会上对政府发起了猛烈攻击。在11月1日下午2点30分开始的杜马会议上，杜马主席罗将柯接受了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城市联合会递交的要求成立与人民一致、能领导国家取得胜利的政府的请愿书。在宣读了杜马多数派声明之后，进步同盟首脑米留可夫等人发表了演说。米留可夫抛出了他不久前作为杜马成员出访欧洲期间搜集到的一些报纸上关于俄国政府准备与德国单独媾和的消息，强烈谴责现政府背叛俄罗斯民族利益，指出“一小撮黑暗势力以自己卑劣的私利左右重要的国家事务......我可以向你们指出这些人的名字：马纳谢维奇—马努伊洛夫、拉斯普京、皮季里姆、施丘尔梅尔”，这个“宫廷党”集合在皇后的周围。他不断提出责问：“这是什么，是愚蠢还是叛卖？”尽管米留可夫后来自己承认，他当时的这个“揭露”实际上没有任何根据，要证明确实存在某个宫廷党或与德国单独媾和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但在11月1日的杜马会议上，米留可夫宣称“我们对这个政权能否引导我们走向胜利已失去信心，因为我们所作的纠正它、改善它的所有尝试都没有成功”；“在我们和这个政权之间，鸿沟正在扩大并变得不可逾越。除了争取现政府垮台之外，我们今天没有任何别的任务”；“为了数百万牺牲的生命，为了流淌成河的鲜血，为了我们对于把我们派到这里来的人民所承担的责任，我们将斗争到底，直到政府负起责任为止”。

　　1916年末，局势的危急促使一些高级官僚、将领以及一些倾向于“把君主制从君主手中拯救出来”的大公都站到了尼古拉二世的反对派立场上。许多皇亲国戚、贵族高官都明确表示希望沙皇向社会作出更大让步，在建立信任内阁的基础上与杜马达成妥协。上层人士与沙皇政府的分裂已成必然，资产阶级开始将皇室看作通往胜利之路上的障碍，12月末针对拉斯普京的刺杀行动最好地反映出他们的心态。针对皇室的政变与军事密谋在不断酝酿，1916年10月，在立宪民主党人费奥多罗夫安排的场所，召开了一次自由主义运动主要领导人会议。会上古契柯夫指出，在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的努力未能奏效、而革命又日益迫近的情况下，必须以政变方式迫使尼古拉二世退位，否则革命就将“越过我们”而达到其目的。会议接受了这一意见，并明确了政变的纲领：阿列克谢继位；米哈伊尔大公摄政，他应宣誓忠于宪法，从而使国家和平地走上资产阶级君主制的道路；李沃夫组阁。1917年1月，关于存在政变“阴谋”的说法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而一些反对派头面人物也有意渲染宫廷政变正在酝酿之中，古契柯夫、柯诺瓦洛夫、 米留可夫、李沃夫公爵等已在考虑分配“自己的政府”的部长职位了。正如列宁同志所言：“单是压迫这一点，不管它有多么严重，并不总是能造成一个国家的革命形势。在多数情况下，对于革命来说，仅仅是下层不愿像原来那样生活下去是不够的。对于革命而言，还要求上层不能像原来那样统治和管理下去。”俄国上层密谋中的政变刚好迎头撞上群众二月的行动，沙皇政府遭到抛弃，短时间内倒台也是不足为奇的。

　　饥寒交迫的群众

　　战争的爆发深刻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西部领土的丢失、庞大的军粮开销、农村广泛的征兵，无不威胁着这个古老帝国的生命线——粮食。资本主义的发展似乎并未重塑俄国的粮食生产，广大而技术落后的农民，如同千百年前一样，承担着提供粮食的重任。为了准确描述俄国群众在1917年年初所遭遇的生活困境，我们不得不引用大量的统计数据与历史资料，来阐述这场困扰着沙皇乃至布尔什维克的广泛的危机。

　　下图中的资料清晰地反映了战争时期俄国粮食总产量的变化。战争的进行摧残着农业生产，在起初的两年内，其影响不大，甚至1915年的丰收还缓解了粮食产量的下降。但待到1916年以后，战争开始显现其破坏力，粮食的总产量下降了近30%，即使沙俄在1915年几乎完全停止了对外的粮食出口，也无法弥补如此巨大的粮食缺口带来的危机。

　　世界大战摧残了沙俄的农牧业（一）

　　世界大战摧残了沙俄的农牧业（二）

　　由于俄国那庞大的地域、混乱且缓慢的铁路系统，战争的影响被进一步放大了。军用的运输需求挤占了原本属于粮食的运力，产粮市场与消费地被空间的距离所隔断，俄国城市庞大且集中的人口加剧了粮食短缺的破坏力。当我们将目光投向粮食的生产与供需平衡时，饥荒的阴影已经悄然浮现。与战争的头两年相比，1916年后粮食开始严重短缺，同时，沙俄的粮食储备正被消耗殆尽。

　　世界大战逐步夺走了被剥削者的口粮

　　在价格波动方面，这一阴影变得更为具体，沙俄的粮食收购政策并未有效抑制自由市场上粮食价格的上涨，到1917年初，粮食的“固定价格”已经涨至战前的三倍。至于“自由价格”，则自然比固定价格还要更高。

　　反革命战争利好一小撮粮商，却使更多人承受不起飞涨的粮价（一）

　　下面这组数据更清晰地反映了粮价的飞涨。在经历了1916年5-7月的停滞之后，价格从1916年8月开始飞涨，新粮的上市并未缓和粮价的上涨趋势，此后粮价便再也没有停下上涨的步伐。

　　反革命战争利好一小撮粮商，却使更多人承受不起飞涨的粮价（二）

　　沙俄的最后几个月里，饥荒的阴云始终笼罩着彼得格勒上空，粮食供应量下降与价格上涨的影响，在彼得格勒充分地体现了出来。人们不得不排几小时的长队，去购买价格高昂且数量有限的面包。彼得格勒卫戍司令部曾在1917年2月发布这样一则欲盖弥彰的告示：最近几天，送到面包店的面粉和在彼得格勒烤出来的面包和以前一样多。商店里不应该缺少面包。如果一些商店的面包不够，那是因为许多人担心面包短缺，已经储备了硬面包。“在彼得格勒有足够数量的黑麦面粉，这种面粉的运输不间断地进行。”————彼得格勒军区部队司令：哈巴洛夫中将。面包的供应竟需要卫戍部队司令去澄清，可见其供应已经紧迫到了何种程度。事实上，1916年12月，彼得格勒仅能得到计划供应粮的14%；1917年2月，全城面粉储备已只能应付10天的需要。市政当局不得不于3月1日开始实行面包券定额配给制度。

　　排队领取面包的人们

　　工业品的供应也不容乐观，对于沙俄这个与西欧相比，资本主义尚处于起步阶段的落后国家来说，战争带来的破坏性是巨大的。沙皇政府的军费和日常支出达305亿卢布，但其中军费就达145亿卢布。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沙皇政府滥发纸币，造成了卢布的大幅贬值与严重的通货膨胀。直到1917年3月1日，投入流通的纸币已达995000万卢布，而黄金储备却只有147630万卢布。同时，深陷战争与经济危机的沙皇政府已无力处理工业生产上的衰退。“波兰的煤矿与工厂迅速显现出令人担忧的情形：在战争头一年间，境内的工业生产能力下降了大约1/5。供应军队和战争需要的产品却达到了总产量的50%，其中包括全境生产的75%左右的纺织品。超负荷运行的交通运输设施无法把必需数量的燃料和原料运到工厂去。”工业生产的下滑导致市场供应不足，物价飞涨的速度远超过工资增长的速度，1917年的生活成本较战前同比增加6倍。由于铁路运力不足与战争带来的损耗，俄国的铁路运输开始陷入危机。彼得格勒严重缺乏燃料的同时，顿巴斯地区堆积的煤炭却无法运出，居民们不得不忍受俄国那寒冷而漫长的冬季。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定律又一次发挥了它那不容置疑的威力，在法国1789年发生的暴动很快便会在俄国再次出现，巴黎愤怒的群众在1789年7月14日——巴黎面包价格最高的一天，冲破了巴士底狱。面对饥寒交迫的群众，任何来自统治阶级的谎言与空话，来自暴力机关的破坏与镇压，以及来自“国家与民族”的“荣誉”与“责任”，都不过是一纸空文。群众内心深处对统治者的仇恨，对光明未来的向往，将推动着他们，完成这场始于1917年的全人类的伟大革命!

　　彼得格勒街头饥饿的群众

　　起义，到街上去！

　　2月23日(注:此为俄历，下同)，国际妇女节，受够了食物匮乏的纺织女工们开始率先行动起来。群众的游行队伍高举红旗，打着革命的标语穿过彼得格勒的大街小巷。此刻，他们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一次看似与平常无异的游行示威，竟开启了一场从推翻帝制到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伟大革命。二月革命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是人民选择了革命，而不是某个大人物赐予了革命”。在此过程中，革命的飞速发展完全超出了各方预料，没有任何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无论是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还是社会革命党——能够真正领导、掌控这场革命。相反，他们只能在初期的震惊和恐慌之后，亦步亦趋地跟上人民的脚步，以免被一路狂飙突进的革命远远甩在后面。

　　彼得格勒游行示威的群众

　　2月23日的行动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停下脚步，2月24日，罢工愈演愈烈，遍及首都各个区域的224个企业，工人总数多达20万人，他们纷纷举行集会，向市中心游行进发，“要面包”的口号逐渐被“打倒专制制度”与“打倒战争”的口号所淹没。警察很快赶来驱散聚集的群众，“打倒警察”的口号响彻大街小巷。示威人群对警察表现出难以遏制的愤怒，他们打着唿哨，用石头和冰块追打城市骑警。与此同时，工人开始与士兵们进行友好的交谈，哥萨克的态度也开始变得不那么凶恶了。战争的进行拉近了军队与群众的距离，士兵们的态度受着群众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战争的厌恶与对沙皇政府的普遍不满将士兵与工人连接在一起，这也为军队接下来决定的倒戈举动埋下了种子。2月25日，罢工还在不断扩展，当天参加罢工的工人达到了24万人，大量的小企业也加入了罢工的行列，大学生们也开始了罢课的斗争。3月10日晚，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洛夫才向大本营报告了近几天以来彼得格勒的局势，并透露，仅仅依靠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力量已不足以镇压革命，不得不从郊区调进部队。当晚，尼古拉二世就签署了给哈巴洛夫的电报：“着令于明日将京都中的骚乱悉行制止，在与德奥作战的困难时刻这种骚乱是不能容许的。尼古拉・哈巴洛夫立即发出布告，威胁把那些游行的群众送上前线，命令军队不惜使用武器镇压革命。彼得格勒市中心与交通要道上布满了军警，屋顶和角楼里架起了机关枪，密探连夜搜查逮捕革命者。2月25日深夜，城市各处有分属不同革命组织的大约100人遭到逮捕，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五名成员。2月26日的朝霞在一片捉摸不定与强烈担忧的晨雾中冉冉升起，工人们聚集起来，向市中心进发。警察与军校生开始对工人进行武力镇压，到处都是巡逻队、检查哨卡和骑兵分队。通往涅瓦大街的各条道路特别加强了警戒，从隐蔽的埋伏地点不时传出阵阵枪声，伤亡人数不断增加，救护马车在各条道路上不停地来回奔驰。根据官方统计数字，当天有40人被打死，并有同样多的人被打伤。斗争进入了决定性阶段，面对黑洞洞的枪口的威胁，群众会退回到自己出发的远郊吗？不，他们没有退却，而是坚定地朝向自己的目标前进。军队在踌躇不安中等待着，它尚无法确定自己的立场，是投入这场群众革命，还是像1905年一样用枪弹消灭这群造反的人们？经历了大战惨痛教训的军队终于开始动摇，士兵们越发觉得自己和那些无产者站在同一战线上，共同的敌人是专制制度与资产阶级。终于，决定性的那一天——2月27日来临了。

　　继前一天巴甫洛夫团第四连开始起义后，早晨6点，沃伦近卫团教导队士兵起义，杀死教导队长，打开武器库，分发枪支子弹，并开往邻近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立托夫斯克团和工兵营，试图联合它们共同行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立即停止了战斗训练，同沃伦团联合；接着，立托夫斯克团也参加起义。起义兵团整理好队伍便向维堡开动，与工人会合。卫戍部队迅速攻占了彼得保罗要塞，释放了全部犯人。随着革命的发展，宣布起义的士兵越来越多，2月27日晚，还只有600名士兵起义，一昼夜之间，起义士兵增加到66700人。2月28日，停泊在涅瓦河畔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升起红旗，转向革命方面。真正的革命已经到来，资产阶级面对起义的群众陷入恐慌，但很快意识到这是取得权力的绝佳时机。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于2月27日组织成立了杜马临时委员会，他在给尼古拉二世拍的电报中以火急火燎的口吻指出：“在彼得格勒开始的群众骚动具有自发的性质和危险的规模。骚动的原因是面包不足和面粉运输薄弱引起的恐慌，但主要是人们完全不信任无力引导国家走出困境的政权。正因为如此，事态无疑将会扩大……政府权力已彻底瘫痪，无力恢复已遭破坏的秩序。陛下，救救俄国吧，她正面临屈辱和羞耻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战争是不可能胜利结束的，因为骚动已经扩散到军队并将进一步发展。”而就是在同一份电报里，罗将柯已经胆大到向沙皇提出建立新政权要求的程度，而他的底气无疑来自于已经完全控制彼得格勒的起义工人和士兵：“陛下，请立即征召一位得到全国信任的人士，授权他组织一个全体人民能够信赖的政府。重新恢复了对于自己和自己领导人信心的全体俄国人民，将跟着这个政府前进。在这个后果极为可怕的前所未有的危急时刻，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也不可能再拖延了。”

　　铸造厂大街上的街垒

　　尼古拉二世迅速对起义做出了反应。2月27日，彼得格勒士兵起义的第一天，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罗夫和内阁军事大臣别利亚耶夫分别向沙皇在前线的莫吉廖夫大本营发报，称首都已经没有可靠的部队，要求从前线调集部队平叛。当天傍晚，尼古拉二世下令：“从北方战线和西方战线各抽调一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和一个机枪队前往彼得格勒。”在27日傍晚7点给皇后的电报中，尼古拉二世告诉她，已经命令诺夫哥罗德近卫骑兵军立即前往彼得格勒。但军队却毫不留情地抛弃了皇室，将军们早已将沙皇视为对胜利的阻碍。2月27日下午，西南方面军司令布鲁西洛夫向沙皇发电报，“建议”立即成立一个对杜马负责的政府以平息人民的骚动。2月27日晚上，北方方面军司令鲁兹斯基向沙皇发电报，“建议”避免采取可能加剧局势恶化的镇压手段。2月27日晚上11时，首相戈利岑公爵宣布辞职，帝国议会上院“国务会议”有21位成员联名向沙皇发电报，要求沙皇任命被人民信任的人士重新组阁。2月28日，杜马命令铁路部门禁止沙皇专列开往彼得格勒。尼古拉二世被迫于3月1日停靠在北方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普斯科夫。当晚11时，尼古拉二世收到俄军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的电报，内容也是“建议”沙皇任命责任内阁。万般无奈之下，3月2日，尼古拉二世在经过反复摇摆后决定让位于米哈伊尔大公。然而首都的局势又发生了变化，事实证明他们再次落后了：首都工人和士兵已经提出了废除君主制的直接要求，这一要求得到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支持。3月2日，当米留可夫在塔夫里达宫宣传立宪派主张时，迎接他的是群众长时间的嘘声。卫戍部队的军官们甚至为此对米留可夫发出威胁性的照会，要求其收回关于立宪主张的话。米留可夫不得不公开宣布，其维护罗曼诺夫王朝的发言只代表他个人，而不代表杜马。古契科夫带着退位诏书从普斯科夫返回彼得格勒，并在铁路工人集会上“为米哈伊尔陛下”祝福时，群情激愤的工人把他轰下了台并试图撕毁诏书。其结果是米哈伊尔大公在群众压力下主动放弃了权力，并呼吁全民选举并召开立宪会议。俄国君主制就在这短短几天内以戏剧性的方式结束了，正如尼古拉二世在3月2日的日记中所写的那样，“周围都是背叛、胆怯和欺骗！”资产阶级与军队在关键时刻果断地抛弃了沙皇，群众革命的行动取得了自1905年以来的最大胜利！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在塔夫利宫召开会议

　　无产阶级在二月的胜利并没有结束这场伟大的革命，推翻沙皇制度不过是1917年后所发生的一切中的一个插曲，或者说是随之到来的一系列巨变中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情已为十月的炮响埋下了种子，不久之后，人类第一个承载着无产阶级血泪与希冀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即将诞生，无产者的黎明仿佛就要到来，世界革命的未来似乎近在咫尺。但熟知历史走向的我们深知，历史并未朝着“理想”的方向前进，它反而展现出了冷酷无情的一面。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将面对旧势力的疯狂反扑，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设想也在1923年德国起义失败后被遗忘。但是我们要记住，在108年前的彼得格勒，曾有无数高举红旗的无产者们，坚定地参与了推翻沙皇残暴统治的二月革命。没人可以预知未来的胜败，但只有斗争，才能夺回权利！（此处为社会革命党口号“只有斗争才能夺回你的权利！”）

　　让我们以马雅科夫斯基的诗篇，来作为对二月革命最好的纪念！

　　公民们！

　　今天要把千年来的“从前”毁掉。

　　今天要把全世界的基础翻修。

　　今天

　　要把生活重新改造，直到衣襟上最后一粒钮扣。

　　公民们！

　　这是工人洪流的第一天。

　　我们去

　　拯救陷入迷途的宇宙！

　　让群众的脚步声响彻云霄！

　　让舰队的汽笛吐出怒吼！

　　斩断双头鹰：

　　歌声飞扬。

　　人群沉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