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四版 第十卷 只争朝夕 第30章

　　第30章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要写文章。要

　　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地方找出来，

　　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

　　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话说1974年11月19日，江青给毛泽东回了一封信，她写道：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地正确地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地一分而二地进行分析。

　　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在路线斗争起伏时我主动地做过一些工作。今后当小心谨慎，不能为党为主席闯祸。当然，需要斗争需要牺牲时，我要有精神准备。

　　江青 1974、11、19

　　11月19日这一天，张云逸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2岁。张云逸将军是10位大将中年龄最长的一位。

　　11月20日，毛泽东就江青19日来信，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确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至嘱。

　　毛泽东 11月20日

　　关于东汉人李固和黄琼二人的故事，本传在第八卷中毛泽东将《李固传》、《黄琼传》推荐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读的时候，已经叙述过了，这里不再赘述。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中，引用的“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些话，便出自《李固给黄琼书》中。毛泽东很欣赏李固此文，希望江青能够从中有所领悟。《李固传》中的“表曲者景必邪，源溥者流必絜”，也是毛泽东借以告诫江青的。

　　毛泽东写好了给江青的信，当即又向有关人员布置了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后汉书·李固传》和《后汉书·黄琼传》的任务。

　　11月29日，步履蹒跚、行动艰难的毛泽东，仍然坚持在室内游泳池里游泳。

　　1974年12月1日，滕代远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

　　12月5日，毛泽东第5次在室内游泳池里坚持游泳。他慢慢地划着水，显得很疲劳，动作也有些迟缓。过了一会儿，毛泽东轻轻地对陪在身旁的警卫队长陈长江说：

　　“长江，我浑身没劲，手和脚也发软，看来，游泳也困难了。”

　　说罢，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游泳。

　　12月17日，毛泽东在长沙第2次会见了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

　　在半个多小时的谈话中，蒙博托对中国给予扎伊尔在农业和医疗卫生方面的帮助表示感谢，并连声称赞在扎伊尔的中国专家。他还说，中国和扎伊尔对国际问题没有不同的看法，两年来，两国在联合国阐述的观点总是相吻合的。他觉得同中国的合作更有特色，更富有成果，他说：

　　“因为中国进行合作时没有其它考虑，没有不可告人的用心，也不唯利是图。在扎伊尔，我们清楚地了解，对非洲不存在‘黄祸’，而是‘白祸’，中国有8亿人口，但有近一千万平方公里土地，比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口密度低得多。”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同邓小平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问起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邓小平说：

　　“四届人大正在搞名单，20日可以完成，准备先送给主席看了以后，总理和洪文来一下。”

　　毛泽东说：

　　“可以。”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邓小平说：

　　“工业10年来增加了一点九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几，这个数目还可以。”

　　“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大家都听，当然要发得对。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

　　毛泽东说：

　　“要先念、余秋里、你，合作。”

　　邓小平说：

　　“这个不成问题。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我看，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

　　毛泽东说：

　　“你这个想法好。”

　　12月20日凌晨，周恩来叫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把他亲笔写的准备提交四届人大的委员长、副委员长和总理、副总理、部长名单，送到国务院印刷厂印出清样，然后将原稿交回。他还交代说，把印出的清样交给他，发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一人一份。

　　12月23日下午，周恩来抱病离开医院，带着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名单飞到长沙；王洪文也乘着另一架飞机到达长沙。他们是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的。

　　12月24日，周恩来、王洪文来到毛泽东住地，同毛泽东会面。周恩来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名单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多住几天。你们两位在这里，让邓小平在北京管事。”

　　周恩来说：

　　“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说：

　　“他政治思想强。”

　　又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

　　“politics比他强。”

　　毛泽东说着还写下一个“强”字，又写下“人才难”3个字。周恩来问：

　　“是人才难得吗？”

　　毛泽东点点头，放下了笔。周恩来趁机建议：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

　　据吴德后来回忆这件事说：“毛主席在湖南长沙治病，根本不想和周恩来、邓小平摊牌，他采取了他一贯的策略：诱敌深入，放开长线，充分暴露邓小平的力量和党内究竟有多少支持江青、张春桥的势力。他的后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四届人大可以让邓小平充分展示他的力量，把所有的人马都可以拉出来，党的副主席给他，他要什么都可以给他什么，我就不相信他能反了天！’”

　　在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后，毛泽东故意问道：

　　“江青为什么反对邓小平出国？”

　　他又说：

　　“江青说张春桥恐怕有点才干。”

　　周恩来谈到了设想的总政治部主任的3个人选，毛泽东开玩笑说：

　　“罗荣桓。”

　　接着，他建议由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林彪事件发生后，毛主席把张春桥任命为总政主任，王洪文成为军委常委，原来计划让姚文元也在军队里任职，是他自己向毛主席推辞的。毛主席说：‘那好，将来打起仗来，你们都要参军去，都要在军队里挂帅。’ 这就看出来，毛主席是从那时开始，准备改变军队里的领导成份，让大量的地方干部到军队里担任重要的职务。毛主席说：‘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团结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毛主席这话对好多人讲过，对我也讲过。对张春桥和姚文元就讲得更加露骨了，他说：‘春桥你已经在军队里有了职务了吧？我看你要多注意军队的工作，要抓军队的干部，要过问军事，文将其实完全可以变成武将。以后军队的重要事情你都要过问，就说是我说的，不服不行，谁不服可以动用组织措施，我这次就是要动用组织措施来解决庐山的问题。’毛泽东准备改变军队里的领导成份，让大量的地方干部到军队里担任重要的职务。这本来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由于老人家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再直接地进行大的举动了，再加上总要有一个休整的阶段，毛主席才又一次做出了要安定团结的部署。”

　　在这次会见结束时，毛泽东询问了周恩来的身体情况，劝他不要老闷在医院里，可以出来走一走，还说：

　　“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12月2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洪文第2次谈话。他对王洪文说：

　　“‘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4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王洪文说：

　　“以后不搞了。”

　　毛泽东又对周恩来说：

　　“他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我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政府。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林的问题上是对的。”

　　毛泽东还说：

　　“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3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

　　他还说：

　　“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诞辰。清晨起来，工作人员将一束鲜花摆在毛泽东的会客室里，又把盛有几种湖南风味小吃的果盘，悄悄地放在沙发旁的茶几上。毛泽东来到客厅里，看到鲜花和果盘，会意地朝工作人员笑笑，没有说话。

　　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也特意派人给毛泽东送来了贺寿礼物——苹果。毛泽东得知金日成也患有眼疾，就立即派出国内眼科专家赴朝为金日成看病。后来他还亲自审阅了有关金日成眼疾诊治情况的电报。

　　这一天，王洪文按照毛泽东的安排，到韶山去参观学习。

　　中午，厨房特意为毛泽东做了寿面，还准备了一瓶深红色的芙蓉酒。毛泽东请全体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吃面条、喝酒，他自己也吃了一点面，喝了一口酒。

　　晚上，宾馆人员在院子里放了几挂鞭炮，向毛泽东表达家乡人民对他的祝福。

　　是日晚，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了单独长谈，直至次日凌晨。这是相处了近半个世纪的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深谈。他们谈的全部内容已无人知晓。据周恩来说：谈话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另外还谈到了在押战犯问题，毛泽东说：

　　“还有一批战犯，关了这么多年，建议把这批人释放。”

　　12月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第3次谈话。他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人选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又提名陈锡联为副总理；还提出是不是让邓颖超当人大副委员长，周恩来解释后，毛泽东没有再提出意见，只是交代要“问候郭老”。

　　王洪文见人大的事儿谈完了，便提出了江青任职的问题。他说：

　　“现在政治局里没有分工的不多了。登奎有国务院，还管组织部、中联部。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五卷。只有江青同志没有分工了。”

　　毛泽东说：

　　“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参考》，两本。我也是啊。”

　　最后，毛泽东嘱咐周恩来说：

　　“你身体不好，人大开过后，你可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

　　他也说他自己：

　　“从明年起，外宾一律不见了，对方要求见也不见了。”

　　周恩来、王洪文回京后，整理出毛泽东的3次谈话要点，先后在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传达。而关于毛泽东对江青和“四人帮”的批评，周恩来则是先和江青谈了话，尔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作了传达。

　　12月30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写道：

　　“昨天晚上政治局开了会。会上由总理、洪文同志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对我批评。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和批评。”“我希望人大之后离开北京，更希望能看到毛主席。我低温很久了，脑力有突变的可能——一切都遗忘。”

　　据曹轶欧后来回忆说：大约在1974年和1975年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康生陆续收到了几封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信，信中说，江青曾经被捕过，其中有一个女同志被定为叛徒，她曾经给江青写信求救，说江青是了解她的。于是，人们怀疑江青也是叛徒。毛泽东曾经让江青找康生和曹轶欧谈过这件事情。毛泽东在和康生的谈话中说：“江青积怨较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不敢把矛头指向我，只好指向江青、春桥这些人，他们在搞清君侧。说江青是叛徒，春桥是叛徒，还说你也是叛徒。其实你和春桥都没有被敌人逮捕过，从何而来的叛徒？真正的叛徒是那些登报写了自首书的人，还有那些自首后，领着敌人杀自己同志的人。确定这样的叛徒界限，可以防止有人混水摸鱼。”

　　1975年1月1日 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有关人事安排问题。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的指示，会议确定了“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讨论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

　　1月4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

　　是日，毛泽东圈阅周恩来、王洪文报送的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送审报告中说：主席提出小平同志除任第一副总理外，还担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春桥同志除任第二副总理外，还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大家均同意。

　　毛泽东又审阅了李德生请求免除他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报告，并批示道：

　　“德生同志：同意你的意见。至于错误，改了就好。”

　　后来李德生曾回忆说：“我在中央工作4年，越来越感到形势的复杂，调离北京后，实际上已经不参加中央活动，我认为有必要主动辞去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的职务。我觉得这样比虚有其名好。中央派人同我交谈后，只同意我辞去政治局常委、副主席职务。我写了一封简短的信，提出上述请求，毛主席批示同意。”

　　1月4日这天，毛泽东收到了江青1974年12月30日的来信，他阅后批示道：

　　江青：

　　不要来看我。有病文件可以少看。我已印两部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两册——笔者注），暇时可以一阅。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1975年第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8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1月7日晨4时报送的《毛主席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长沙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他在审阅时作了两处改动：一是将“林彪如上台”改为“林彪一类如上台”，二是将“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臭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一句中的“臭”字去掉。尔后，他吩咐工作人员，请周恩来送全体政治局成员传阅并由中共中央印发各地。

　　1月8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1月9日，李富春在京病逝，享年75岁。

　　1月9日上午，周恩来将经毛泽东审阅过的《毛主席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长沙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送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传阅。

　　在这个《谈话要点》中，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地方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8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1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长沙九所6号楼会见马耳他政府总理明托夫。李先念在座。当明托夫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帮助表示感谢时，毛泽东说：

　　“是我们帮助你们，还是你们帮助我们，要研究一下。”

　　明托夫说：

　　“我们是个小国，人口很少。”

　　毛泽东说：

　　“小国比大国厉害，大国怕你们呢。”

　　他转问李先念：

　　“你们谈了些什么？”

　　李先念回答说：

　　“交换了一下对国际问题的意见。”

　　毛泽东又问：

　　“你们开会开了没有？”

　　李先念说：

　　“开了，昨天晚上开了。等一下总理委托我和主席谈两句话。”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同李先念、王海容、唐闻生谈话。李先念谈完后，王海容、唐闻生说：

　　“总理请示主席，还有什么话向十届二中全会讲没有？总理打算在全会结束时讲一下1974年批林批孔没有搞好等，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让王海容、唐闻生劝周恩来不要讲，并指示由周恩来在二中全会闭幕时转达自己的意见：“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1月9日这一天，张春桥在京西宾馆向出席十届二中全会的上海代表团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通报中央讨论国务院组成人员的情况。张春桥说，周恩来同意由文化大革命前的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担任新一届政府的文化部部长，他和江青不赞成。江青提名由于会泳当文化部部长，他和王洪文、姚文元都一致表示赞成，这样就通过了。

　　1月10日晚，十届二中全会闭幕。全会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提议、经毛泽东同意，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批准了李德生要求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请求。

　　周恩来在全会闭幕式上说：二中全会闭幕前，请示主席有什么话要说，主席讲了8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我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各级革命委员会一直到人民公社的工作，都要遵照主席的指示做好。1975年是安定团结的一年，是争取跃进胜利的一年。我相信，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安定团结，一定会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1月13日，毛泽东圈阅王洪文送审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日程、议程和主席团候选人名单（草案）。

　　此前，周恩来、王洪文在1月5日至11日召集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预备会议，讨论了会议的主要文件和其它准备工作。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议程是：修改宪法，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1月1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2864人。

　　朱德主持了人大第四届一次会议开幕式。

　　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庄严宣告：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3个五年计划，第4个五年计划1975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13年夺得丰收，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60%，但粮食增产1.4倍，棉花增产4.7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8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1974年预计比1964年增长1.9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1.2倍，原煤增长91%，石油增长6.5倍，发电量增长2倍，化肥增长3.3倍，拖拉机增长5.2倍，棉纱增长85%，化学纤维增长3.3倍。在这10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1100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周恩来还重申了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两步设想”的宏伟目标：“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他还重申了党和毛泽东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等一系列经济建设方针。

　　1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长沙九所6号楼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邓小平在座。毛泽东问邓小平：

　　“你们谈得怎么样？”

　　邓小平说：

　　“很不错，很多观点跟我们是一致的。”

　　施特劳斯说：

　　“我们双方一致同意，本世纪的最后25年将是极不安宁的。”

　　毛泽东说：

　　“我们也是这么看。”

　　施特劳斯说：

　　“我们担心苏联会试图扩张其政治控制，这将意味着在欧洲建立霸权。”

　　毛泽东说：

　　“亚洲也是一样啊。”

　　施特劳斯说：

　　“如果有人想要建立霸权，他就要假装要和平，而实际扩大控制。”

　　毛泽东说：

　　“不错，苏联天天讲和平，天天准备打仗。我们不赞成吹什么“和平”、“缓和”、“友谊”这一套。”

　　施特劳斯说：

　　“你们的实际行动是和平的。”

　　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当施特劳斯说到苏联的宣传机器反对他接受中国邀请来访问时，毛泽东说：

　　“也反对我们。”

　　当施特劳斯说到一个经济上、工业上强大的中国有利于保障和平，欧洲怕的不是中国时，毛泽东说：

　　“好啊！你们不要怕我们！”

　　施特劳斯说：

　　“不怕，不怕。”

　　毛泽东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时说：

　　“我一身的病，腿也不行，肺也有病，眼睛也有病，讲话也不清楚。”

　　施特劳斯说：

　　“你的一生是劳累的一生，充满了伟大的业绩、伟大的探索及成功。我从你的语言中可以看到，你的头脑100%的健康。”

　　毛泽东说：

　　“还可以，可以吃饭、睡觉。”

　　1月17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闭幕式。大会批准了王洪文所作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批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开天辟地第一次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规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力。

　　大会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委员143人，选举朱德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选举副委员长22人，他们是：董必武 宋庆龄 康生 刘伯承 吴德 韦国清 赛福鼎 郭沫若 徐向前 聂荣臻 陈云 谭震林 李井泉 张鼎丞 蔡畅 乌兰夫 阿沛·阿旺晋美 周建人 许德珩 胡厥文 李素文 姚连蔚

　　大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任命国务院副总理12人，他们是：邓小平 张春桥 李先念 陈锡联 纪登奎 华国锋 陈永贵 吴桂贤 王震 余秋里 谷牧 孙健

　　大会任命了各部部长和委员会主任：

　　外交部部长：乔冠华               国防部部长：叶剑英

　　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余秋里       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

　　公安部部长：华国锋               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

　　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         农林部部长：沙风

　　冶金工业部部长：陈绍昆           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李水清

　　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西尧       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李际泰

　　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王诤         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李成芳

　　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边疆         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汪洋

　　煤炭工业部部长：徐今强           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康世恩

　　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女）     轻工业部部长：钱之光

　　铁道部部长：万里                 交通部部长：叶飞

　　邮电部部长：钟夫翔               财政部部长：张劲夫

　　商业部部长：范子瑜               文化部部长：于会泳

　　教育部部长：周荣鑫               卫生部部长：刘湘屏（女）

　　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庄则栋

　　据陈永贵回忆说：他被调到北京工作后，毛泽东曾经这样对他说：“中国的农民就需要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来领导，农民受压迫、受剥削数千年了。只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才翻了身的，他们不跟共产党走是没有出路的。跟共产党走，就需要不断地革命，不断地斗争，一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救农民自己。你说对吗？”

　　再说四届人大结束后，周恩来因劳累过度，病情恶化，大量便血，再次住进了医院。

　　毛泽东在长沙得知周恩来的病情加重，多次让秘书张玉凤往周恩来处打电话，询问他的病情、饮食、起居等情况。

　　1月19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军委只准备两项工作，第一是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其中一个大题目就是军队要整顿。第二是战备，要准备打仗，解决战略方针、装备等问题。

　　他还说：搞派性的军队非调走不行，所有闹派性的人一律调走。毛主席已经有指示了，凡是有两派的地方，派性没有解决的地方，民兵一律不建立，也不要组织这个指挥部、那个指挥部。

　　1月下旬，江青飞往长沙，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她说：

　　“对你的意见，我已写信告诉你了。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

　　据纪登奎回忆说：“周恩来在1975年初在和我谈话的时候，曾经这样说：‘主席想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交给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可是他们要团结多数呀。如果总是搞小团伙，怎么能担负这么重的历史重任呢？’我清楚，总理讲这样的话的目的，是要给毛主席传递信息，对江青这些人有所教育，这也说明了总理是看透了主席的心思的。”

　　1月25日，邓小平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级以上干部发表讲话，他说：

　　“毛主席提出军队要整顿。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军队被搞得相当乱。”“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这是邓小平复出后首次把锋芒直指文化大革命，要在军队和地方进行“全面整顿”所开出的第一炮。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看待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周恩来1975年1月13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至今仍值得一读。他说：“我们超额完成了第3个五年计划，第4个五年计划1975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13年夺得丰收，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60%，但粮食增产1.4倍，棉花增产4.7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8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1974年预计比1964年增长1.9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1.2倍，原煤增长91%，石油增长6.5倍，发电量增长2倍，化肥增长3.3倍，拖拉机增长5.2倍，棉纱增长85%，化学纤维增长3.3倍。在这10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1100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一位德国记者的话，似乎为这个工作报告作了注脚。还可以说，它是为新中国24年的伟大建设成就作了说明。那位德国记者在访问中国后是这样说的：“耶稣没做到的事情，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没做到的事情，许多历史圣贤想到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毛泽东都做到了。在他的国家里，没有恶霸强盗，没有娼妓赌徒，没有弱肉强食，没有我们所诅咒的那些人类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此言不虚，历史可证！开天辟地，伟业永存！郭沫若晚年的故事，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1978年5月，郭沫若病情几度恶化，他把夫人和孩子们叫到身边，要他们牢牢记着：“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病逝于北京。家属遵照他生前的要求，把他的骨灰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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