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四版 第十卷 只争朝夕 第31章

　　第31章

　　“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

　　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

　　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

　　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话说1975年2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务院12位副总理分工问题。全体副总理出席会议，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会议。会议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张春桥分管文化、教育；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3名常务副总理负责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周恩来说：

　　“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2月2日晨3时，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情况及自己的病情。

　　2月2日下午，毛泽东听张玉凤读周恩来的信，并圈阅了来信。关于周恩来的病情，毛泽东听后很伤感，嘱咐张玉凤说：

　　“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情况怎样了。”

　　尔后，毛泽东又审阅了张春桥、姚文元1月29日报送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

　　张春桥、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说：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共20条，5000字，不知是否符合主席的要求。如果这次摘录的不行，我们可以再摘录一次。如果基本可用，是否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参考。

　　毛泽东批示：

　　“同意印发。”

　　2月3日清晨，湖南省委负责人应召来到毛泽东住处。他们见毛泽东要走了，就说：

　　“2月11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希望毛主席能在家乡过一个新春佳节。”

　　毛泽东说：

　　“我在长沙住了100多天，你们已经很辛苦了。‘客散主人安’。我走后，你们好好过个春节吧，我们走啦！”

　　毛泽东的话，说得周围的人们热泪盈眶。尔后，毛泽东同湖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一起合影留念；结束了他在家乡114天的休养。这成为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回到湖南故地。在长沙期间，毛泽东曾想回家乡韶山看看，由于健康原因未能如愿。

　　毛泽东一行登上专列，向江西南昌驶去。

　　2月3日，毛泽东圈阅姚文元2月2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2月4日，中国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建成，总装机122.5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57亿千瓦时。

　　2月5日，毛泽东由南昌启程继续向东，前往杭州。

　　是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会的通知。通知中说：由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11人组成中央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日常工作。

　　中共中央同时决定：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总后勤部委员会第一书记、军委办公厅主任，列席中央军委常委会会议。

　　2月6日，毛泽东抵达曾经被他称为“第二故乡”的杭州。他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铁瑛汇报工作。谭启龙、铁瑛说：全省的生产受到了批林批孔运动和派性斗争的严重干扰。毛泽东表情凝重。

　　2月8日，毛泽东入驻汪庄。

　　2月上旬，毛泽东圈阅了王洪文2月6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上半年工作计划的报告。

　　报告中说：四届人大结束后，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多次讨论了今年上半年的工作。（一）主要是学习好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二）关于今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问题。（三）工、青、妇3个组织准备争取5月份成立起来，现已着手筹备。全国政协也想在年内搞好。（四）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和一部分干部的工作安排问题，关于解决云南、浙江、山西等几个省的“老大难”问题，根据主席多次指示的专案对象的清理和清理战犯的问题，劳动工资问题。

　　以上各项工作政治局已初步作了分工，正在落实中。

　　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社论中公布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指示中的一段话：“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社论中还写道：

　　“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次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地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

　　2月10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党的核心小组《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按照这个计划规定的指标，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74年预计增长11%左右。中央在转发通知中提出，“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前特别要把交通运输和煤炭、钢铁生产抓上去。”

　　2月中旬，毛泽东圈阅了姚文元送审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2月18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对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这个通知和毛泽东的指示发至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群众。通知中写道：

　　“现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给你们，望你们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各级干部要带头学好。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共中央印发的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如下：

　　“关于理论问题，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8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2月19日，毛泽东圈阅了外交部关于国务院副总理访问伊朗的请示报告。邓小平在送审的报告中，建议由李先念于4月上中旬率团赴伊朗访问。

　　2月21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成立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的通知，关于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的通知，关于成立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的通知。

　　关于团中央筹备组此后的工作，谢静宜曾回忆说：“我被任命为团中央筹备组组长。当中央组织部帮助选各地团中央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团中央委员的候选人时，我提议要有‘可教子女’（父母犯了错误的子女——当时的叫法）代表参加，我们北京市开团代表大会时就有。于是我请北京团市委的于崇浩、赵俊贞、李进华书记、副书记帮助推选‘可教子女’代表名单。他们把薄一波副总理的儿子薄熙成的名字送给了我。我同意，因为一般干部的子女影响不大，若是薄一波的孩子也选上了代表、委员，影响就大了。其他可教子女也就不会有什么压力、顾虑了。上边带个头，下边也就好办，也是想以点带面。这件事，我请示了吴德，因为这是从北京市选出的代表，吴德是第一书记，自然先请示他。吴德听我汇报后，心里没底，担心地说：‘是不是他爸爸的官太大了，可否找一个小一点的干部子女？’我说：‘小干部的子女没什么影响啊！’吴德却没说话。我当时分析吴德并不是不同意，而当时把薄一波说成是叛徒，他有些不敢做主罢了。他只是笑笑，没表态，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于是，在我为青年团代表大会的筹备之事请示主席意见时，也同时把薄一波副总理的儿子当代表，并想推荐为委员候选人的想法，报告了毛主席。主席听了，眼神朝着我，他笑了。说：‘好！好！好！我完全赞成。’接着说‘他叫什么名字啊？’还没等我回复，主席幽默地说：‘他爸爸叫薄一，他是不是叫薄二啊！’主席和我都笑起来。当我答复说‘他叫薄熙成’时，主席连说：‘好，好，他参加好，我赞成。’于是我报告了吴德，吴德很高兴。他也赞成主席的意见。”

　　2月22日，由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录编辑的、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简称《三十三条》，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登，并要求在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在33条语录中，有列宁的23条。这23条中的20条是张春桥、姚文元1975年1月29日报送毛泽东审阅过的。

　　2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圈阅邓小平这一天报送的外交部、外贸部关于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关系问题的请示报告。

　　请示报告中说：近两年来，欧洲经济共同体通过各种途径要求我国与其建立关系，向其总部派驻代表。

　　后来在5月8日，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了正式关系。

　　2月22日这一天，由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叶剑英5人联名将关于毛泽东疾病治疗方案的讨论意见，报告给毛泽东。

　　此前，毛泽东在杭州接受了医疗小组对他的眼部、部分脑干神经系统和心肺系统进行检查诊断。诊断认为：毛泽东目前的主要症状为白内障导致视力下降，说话不清。医生建议他尽可能少看书，多运动，在室内适当做一些活动。眼科专家一致主张他不能再像以往那样看书和批阅文件了，并实施摘除白内障手术。毛泽东只同意先治右眼，留着病状较轻的左眼继续阅读和工作。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召开会议，听取了回京医疗小组关于毛泽东的病情和治疗方案的汇报。周恩来等5人在上述报告中说：

　　“完全赞成主席先治眼病的决定。”“政治局常委当负主要责任处理此事。”

　　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2月27日，毛泽东审阅公安部关于释放在押战犯的报告。

　　报告中说：“拟给释放的每名战犯发15元零用钱，但不开欢送会。另有13名罪大恶极的战犯拟继续关押，不予释放。”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文件上原文如此。这句话是指锦州等地还有一些战犯没有列入送审的特赦在押战犯的名单——笔者注）？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13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了。”

　　2月28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印发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

　　后来在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第2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毛泽东2月27日的指示提出的关于特赦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并听取公安部部长华国锋作的说明。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的293名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3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公布。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召开大会，宣布特赦释放的在押战犯293人名单，并发放特赦释放通知书。至此，在押的战犯全部释放。

　　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要求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当作各项工作的纲。他还说：

　　“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

　　3月1日这一天，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文章中也提出了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他写道：“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3月3日，毛泽东圈阅邓小平这一天报送的外交部关于同葡萄牙政府建交谈判的请示报告。

　　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经邓小平同王震、谷牧、万里商议起草的《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1975年9号文件）。决定中说：1、全国所有的铁路单位，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2、实行全国铁路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3、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继续加强对铁路工作的领导。4、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5、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

　　邓小平在决定中加写了一句话：“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

　　是日下午，邓小平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到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妨碍大局。要把那些闹派性的头头，从原单位调离，调动后又钻出来的新的头头再调，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留在领导班子里。科研人员有水平有知识的，可以提为所长。”

　　“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它工业部门会有帮助。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

　　3月6日，周恩来作肠胃检查，发现大肠内接近肝的部位有一核桃大肿瘤，经中央政治局常委4人小组研究，决定施行手术。

　　3月8日，毛泽东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和准备释放的专案审查对象名单。

　　报告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和把人放出来的意见，提出：由中央专案第1、第3办公室和“516”专案组所管的670名审查对象，“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林彪一案有关人员拟放后一步处理，不包括在内。对上述审查对象，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拟继续关押审查外，绝大多数予以释放。这些人，凡是专案组能够作出结论的，应作出结论；一时还不能作结论的，应先放出来，以后均由中组部会同有关机关和人员再作结论。”“现拟释放和安置90%以上人员，剩下的约40余人。分类名单将分批上报中央审批。这些人放了以后，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和‘516’专案组即行撤销。”报告还对不同类别的审查对象，提出了具体处理的意见。

　　据纪登奎回忆说：“这个报告，当时由我、华国锋、吴德签名，汪东兴是我们代签的，请总理审定。吴庆彤来电话传达：总理已审查同意。3月6日，总理硬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报告，报主席。3月7日，汪东兴从京外某地（杭州——笔者注）来电话：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7日当天，将全部名单和审查什么问题，汇齐送去。8日，主席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

　　后来，被解除监禁的许多人都安排了工作或住院治疗。

　　3月20日，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自己几年来病情发展的过程，并说明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的情况，以及医疗组拟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他还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身体情况不佳，同时又给张玉凤写了一封信，嘱咐她说：病变的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

　　3月21日凌晨，毛泽东圈阅姚文元3月17日报送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

　　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这篇社论。社论中说：“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

　　3月21日晚，毛泽东选读了汤显祖的《邯郸记》中的“度世”一折，以寄托“烈士暮年，志在千里”的情怀。

　　接着，他布置了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洪皓的《江梅引》。

　　毛泽东一生喜爱梅花，写的诗词多次以梅花为题旨。晚年由于健康原因，诗兴衰退了，然而傲霜斗雪、高洁芬芳的梅花，仍寄托了他的理想人格和高尚情操。

　　不久，他又在1975年4月11日布置了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蒋捷的《梅花引》。

　　3月下旬，毛泽东听张玉凤读周恩来3月20日关于他病情的来信。

　　几天后，张玉凤从杭州打电话告诉周恩来办公室工作人员说：总理的“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

　　3月24日，毛泽东同王海容、唐闻生谈中外关系。关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毛泽东说：

　　“在反霸条款问题上不能让步。如同意不将反霸条款写入正文，苏联高兴，不要上苏联的当。日本朋友正在为争取将反霸条款写入正文而积极活动，我们让步，就不好了。中日之间主要是联合声明，中美之间主要是《上海公报》。”

　　关于同葡萄牙建交的事情，毛泽东说：

　　“跟葡萄牙建交，就有澳门问题，收回澳门就会影响香港，而香港又影响台湾。”

　　王海容、唐闻生说，中国艺术团到美国，美方不许他们演唱《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这首歌曲，艺术团同美方进行了斗争，但不拟对美方报复，拟允许美国田径队如期来华访问。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

　　“不要报复。”

　　3月27日，毛泽东圈阅邓小平这一天报送的外交部、外经部、外贸部、水电部、国家体委关于同突尼斯总理努伊拉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

　　请示报告中说：努伊拉4月1日至8日来我国访问。据突外长告，努伊拉希望就国际形势和国际经济问题同我交换看法，同时商谈两国经济合作和贸易问题，并了解我国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经验。

　　1975年4月1日，张春桥根据毛泽东1974年12月26日晚的提议写成的、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审批的长篇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由《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正式发表。文章中说：

　　“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4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董必武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

　　这一天，噩耗传到杭州，毛泽东听了非常难过，因为不能亲自去为老战友送行了，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也不说话，只是让工作人员把蔡瑶先演唱的张元幹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唱片放了整整一天。张元幹这首词的内容是：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千村落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镂》。

　　毛泽东借用听唱片的方式，排遣内心的悲痛，悼念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战友。他时而躺着听，时而以手击节，声情悲痛，并将词中“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一句，改为“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君且去，休回顾。”他说，这词中的“更南浦，送君去”太伤感了，应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他改了词以后，还让录制组重新录了一个新片子。

　　4月4日，毛泽东布置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王安石的《桂枝香》、张孝祥的《六州歌头》，还有辛弃疾的《贺新郎》、《摸鱼儿》、《水龙吟》、《水调歌头》、《永遇乐》、《汉宫春》、《破阵子》。

　　王安石的《桂枝香》内有句云：“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

　　张孝祥的《六州歌头》内有句云：“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

　　辛弃疾在他的《贺新郎》中说：“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他在《摸鱼儿》中说：“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在《水龙吟》中说：“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在《水调歌头》中说：“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在《永遇乐》中说：“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在《汉宫春》中说：“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在《破阵子》中说“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毛泽东吟诵这些著名作品，借以抒发自己壮心不已、情怀未了的愁绪。

　　4月5日，江青召集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成员座谈，她说：

　　“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全国的反映都没有讲这个问题，党内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江青、王洪文还分别找政治局一些成员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分送上海机床厂反对经验主义的10条经验等材料。

　　4月5日午夜，89岁的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临终留下遗言，棺材不落土，要等到将来有一天葬到大陆去。毛泽东的警卫人员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等毛泽东起床后，便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他。毛泽东听后并没有高兴，一脸的凝重。他对身边的人说：

　　“知道了。”

　　此后几个月，毛泽东同来中国访问的外国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蒋介石，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

　　4月8日，江青找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谈话。江青说：

　　“四届人大前，你在政治局讨论问题时动脑筋发表意见，以后为什么不发言了？要敢于思想交锋。”

　　苏振华说：

　　“我进政治局当小学生。”

　　江青提出，要苏振华编辑一套共产国际史料和马恩列斯语录。

　　此后，苏振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准备揭发江青。这封信经过邓小平修改后，先送给周恩来看，周恩来一看，忙说：

　　“不要送主席，不要干扰主席。”

　　后来，这封信虽然没有送给毛泽东，邓小平还是当面把这件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结果，弄得苏振华连后来的批邓会议都不能参加了。

　　苏振华，1912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1976年，苏振华在“一0六”政变中，受叶剑英委派到上海镇压“四人帮”余党，大展身手，终于一抒胸中之怨气。

　　4月11日，毛泽东布置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蒋捷的《虞美人》，内有名句云：“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4月中旬，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当前的大敌是“经验主义”，政治局应该讨论，而且要交锋。邓小平不予理睬。

　　4月13日，毛泽东因为准备会见来华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决定启程返京。

　　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在杭州休养期间，由于患眼疾，多是以耳代目，或听工作人员为其诵读古典文学作品，或听古诗词曲子。这期间，文化部曾请一些词曲演唱家和乐器演奏家演唱配器，为他录制了一套古诗词演唱磁带，有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等等。这套磁带共59盒。他还让人借过长篇小说《创业史》、《飘》、《红与黑》、《基度山恩仇记》，借过《辛弃疾集》、《全宋词》、《全唐诗》，向身边工作人员讲中外文学史。他还要了侯宝林录制的10段相声，包括《醉酒》、《婚姻与迷信》、《改行》、《串调》、《关公战秦琼》等。

　　4月13日晚8时许，毛泽东在工作人员搀扶下，缓缓走出1号楼。杭州的工作人员和一些赶来的负责人列队站在楼厅内外，为毛泽东送行。毛泽东环顾了一遍众人，无力地点点头，算是向大家告别。不少送行者看着容颜苍老的毛泽东慢慢登上前往火车站的车子，禁不住泣不成声。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了他的第二故乡——杭州。

　　4月14日，毛泽东结束了9个月——272天的南方之行，回到了北京。

　　据岳素花（1973年开始担任专列列车长）回忆说：“我和前驱专列的同志们先期到达北京，新同志因为没见到主席都很失望。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就同意他们躲在主席下车对面的地方，等主席下车时看上一眼。这次主席几乎是被人们从车上抬下来的。站在汽车门前的主席连收缩身体的动作都难以自控了，最后还是张玉凤用手按了一下主席的头，才算把他送进了汽车。躲在列车后面的同志们也只是远远地看到了主席这样一个背影。”

　　4月17日，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西哈努克、宾努、乔森潘，祝贺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完全解放金边。贺电中说：

　　“柬埔寨人民通过武装斗争所取得的这一伟大胜利，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只要坚持正确的道路，弱国就一定能够打败强国，小国就一定能够打败大国。柬埔寨人民的伟大胜利，不仅为印度支那人民的反帝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有力地鼓舞和推动着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

　　4月18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应邀来到北京，当列车徐徐驶入北京车站时，站台上欢声四起，锣鼓喧天。邓小平登上列车，向金日成表示问候，同金日成一道走下列车，和欢迎群众见面。尔后，金日成在邓小平陪同下同乘汽车，驶过彩旗飘扬、欢声如雷的天安门广场，驶向迎宾馆。

　　这天下午5时许，金日成在邓小平陪同下，走进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的书房。他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主席好啊！”

　　毛泽东也紧紧握着金日成的手说：

　　“欢迎你！”

　　“我们又重新见面了，很高兴。”

　　金日成动情地说。毛泽东也诚挚地说：

　　“很欢迎！”

　　金日成把陪同他来访的吴振宇及朝鲜党政代表团成员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同他们一一握手。宾主落座后，毛泽东说：

　　“我的腿不好，讲话不好，眼睛也有白内障。你好吗？”

　　金日成回答说：

　　“很好！我跟主席已经两年没见面了。”

　　“Welcome（欢迎）！”毛泽东说：“我发音不好，讲外国语。”

　　接着，他向金日成介绍了中美关系，说道：

　　“我们请了尼克松，主要是通过尼克松接触美国人民。”

　　金日成对此表示理解。金日成谈到了朝鲜的3项中心工作。毛泽东说：

　　“我们也是，社会主义、台湾、第三世界。南朝鲜、台湾麻烦，美国人霸住不走啊！它不想走啊！现在柬埔寨、越南好。”

　　毛泽东又向金日成讲了他和周恩来的病情，指着自己身体的几个部位说：

　　“这个不好（指眼睛），这个不好（指嘴），这个不好（指腿），这个好（指耳朵）。我能想，能吃饭，能睡觉，这三个好。”

　　金日成说：

　　“这也是重要的。因为你的存在对中国人民、朝鲜人民、亚洲人民、第三世界人民和世界人民有很大的鼓舞，所以你长寿对我们是很宝贵的事。”

　　毛泽东摆了摆手，诙谐地说：

　　“我今年82了，快不行了，上帝请我去喝烧酒。靠你们了。”

　　说罢，他竟忍不住笑了起来。金日成也笑着说：

　　“还早。”

　　“还早啊？你不叫我去呀？”

　　“我不希望你去。”

　　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

　　“我不能抽烟了。抽了几十年，现在又不能抽了。你能抽，好啊！”

　　金日成说：

　　“我也不常抽，有时候抽，有时候不抽，随便。”

　　毛泽东转换了话题，说道：

　　“我这回去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几个地方，差不多住了一年。因为你要来，我又回来见面。我不谈政治。”

　　他指着坐在一旁的邓小平说：

　　“由他跟你谈。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了他，现在没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

　　金日成说：

　　“我们也欢迎他。”

　　工作人员进来报告毛泽东说，朝方记者要求进来摄影，代表团中还有3位成员没有与老人家握手，请示怎么办？毛泽东把手一挥，说：

　　“来！”

　　金日成忙转身向吴振宇交代了几句，又关切地对毛泽东说：

　　“他们不来了，不要等了。主席休息吧！”

　　说着，他就要起身告辞。

　　“等一下。”毛泽东请金日成坐下，微笑着问道：“你们吃饭还用筷子吗！Two Sticks（两根棍子）？”

　　金日成笑着说：

　　“我们吃饭用筷子。”

　　说话间，那3名朝鲜代表团成员走进书房，同毛泽东握手，并说：

　　“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祝同志们好！”

　　毛泽东说完，就要起身送客人。金日成担心他行动不便，坚持不要送。毛泽东只好目送金日成及其他朝鲜贵宾走出了书房。

　　短短的半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毛泽东和金日成可能都没有料到，这次会见竟成为他们之间最后一次的诀别。

　　邓小平送走客人后，又回来向毛泽东反映了自3月初以来，江青、张春桥等大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

　　欲知毛泽东如何处理双方关于“经验主义”的争论，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反对“经验主义”是继大反“开后门”和准备在四届人大上组阁之后，江青等人在政治上不成熟的又一个重要表现。他们的幼稚与邓小平的老辣是无法相比。作为第一副总理上任伊始，邓小平就把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挂在嘴边，并以此为尚方宝剑，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何谓“全面整顿”？说白了就是召集旧部（“解放和使用老干部，发挥老干部的作用”），向文革反攻倒算（“对闹派性的人，该调就调，该批就批，该斗就斗”）。这正是邓小平惯于声东击西的过人之处。有比较才有鉴别。毛泽东后来终于看明白了，他在和护士孟锦云谈史时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噢。”这些话恐怕不是泛泛而论吧！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才改变了他在接班人问题上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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