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人才培育最怕标准答案 | 香港浸会大学校长专访

 

文|《中国科学报》记者 冯丽妃

白色的高领休闲打底衫，微微卷起的衣领上挂着一根简单的深色软链，链子上挂着一把黑色的钥匙——

卫炳江 冯丽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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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穿衣风格让参会时的卫炳江看起来多了几分松弛感。
今年是卫炳江担任 香港浸会大学校长（以下简称浸大）第5年。如果在百度搜索栏输入“卫炳江”这个名字，检索出的内容有他对光纤和光芯片研究的讲座，有他担任浸大校长以来与内地高校的合作交流，也有他关于大湾区发展如何做好人文融合的观点建议。

鲜为人知的是，卫炳江本人的成长经历充满了励志色彩。他儿时家境贫寒，出生时父母带着他甚至露宿香港街头。尽管如此，他的父母却并未限制他追求理想的自由，助力他成长为一名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和一位令人敬重的大学校长。

卫炳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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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卫炳江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谈及他对科教人才培养的看法和浸大正在开展的教育创新。

1 一场本科“无专业”的教改创新

卫炳江在浸大推出了一场教改试验——“无专业”本科课程，学生不用选专业，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未来目标，自主选择学习内容。 《中国科学报》：什么是“无专业”课程？ 卫炳江： 现在，学生进入大学通常都要选择专业，我们推行“没有专业的专业”，希望让学生来定自己的专业。 学生可以把想要解决的全球性重大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会像培养研究生一样，从这个问题出发，跟他的教授一起决定他学习什么，引导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有学生希望解决全球水资源问题，我们会为他设计相关的跨学科课程，涵盖环境科学、工程、政策等多个领域。 《中国科学报》：“无专业”是否等同于跨学科教育？ 卫炳江： 有关联，但又有所不同。近年来，教育领域倡导跨学科的概念，跨学科不仅仅涉及不同学科“横向”融合，也包括面向未来的“纵向”跨越。世间万物并非一成不变，学科也在衍化。比如，20世纪80年代之前，人们不知道生物学和计算机学之间会交叉，但如今计算生物学已经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我们强调本科生跨学科，就是希望培养出能够引领未来、应对挑战的创新人才。就像美国前总统林肯所说，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创造未来。 《中国科学报》：这样的教育模式创新会在多大范围内铺开？ 卫炳江： 目前这仍只是一个试验，不可能向所有学生推行。浸大每年会招收1100多名本科新生，当前只能选拔15人参与。 《中国科学报》：这是拔尖教育吗？会怎样选“尖”？ 卫炳江： 不是拔尖。学生要有想法，但不一定“尖”。当然，我希望他“尖”（笑）。重点是，学生个体存在诸多差异，我们期望为他们提供不同的选择机会。 选拔过程会借助人工智能，如今很多学生都已经接受过人工智能训练。我们会将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知识融合起来进行考核，选拔出“最厉害”的，用广东话来说就是“犀利”的学生。 《中国科学报》：那么，15‰的选拔，对新生来说机会平等吗？ 卫炳江： 这肯定了。你不平等，必然会遭骂（笑）。 《中国科学报》：推动这样的教育创新，有哪些因素？ 卫炳江： 前段时间，教育部副部长吴岩来香港访问时指出，我们国家整体教育水平颇高，但顶尖人才数量较少。这恰恰是当前我国教育和人才培育领域令人忧虑之处。 我相信，教育过程中，大部分学生有着自己的需求。而要培育出顶尖人才，一定要为一些群体提供不同类型的教育。 《中国科学报》：更多学生是否有望获得这种教育机会？ 卫炳江： 我们一直宣扬因材施教，推行多样化的教育。有了人工智能，相信未来几年，学习方法会发生巨大变革。我们现行的学习方式源自工业革命时期。比如在香港，大学一个学期为13周到14周，其余时间用于做作业和考试。如果学生很聪明，13周的课程10周就能学会，就可以备考拿高分；如果学习能力弱，要20周学会，考试就会不合格。这是“工厂化”的教育概念。

为何会如此？因为老师的薪酬成本高昂。实际上，近代之前，大学教育是有钱人的专属，中国古代的书院也只有家境殷实者才能就读，一位老师仅教几名学生。如今的大学亦是如此，一位老师难以满足100名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但人工智能的出现将改变这一局面。人工智能如同一位无所不知的老师，学生能够依据自身兴趣向AI学习。

卫炳江

2 求学动力重在兴趣

卫炳江自嘲是“老人家”，笑言与新生代之间存在“代沟”。他察觉到，与自己年轻时相比，当下香港学生进入大学的机会显著增加，竞争压力有所减轻，然而学生求学的动力却大不如前。他强调，念大学、获取文凭的关键在于追随自身兴趣。 《中国科学报》：可否谈谈当代香港学生的思想和追求？ 卫炳江： 首先我是老人家，代沟的问题肯定存在。整体来讲，香港是一个高度成熟的社会，教育水平普遍较高。香港没有一孩的政策，但很多家庭就一个孩子，不少中产对孩子的期望相当高。但在我年轻时，香港整体较穷，大家都在奋力争取上大学的机会，若不争取就会错失。我是1978年进入大学的，当时香港100个同龄年轻人中，仅有两人能上大学，比例极低，竞争很激烈。 现在，每年有将近四成的高中生能够进入四年制大学，如果把两年、三年制专科、副学士或高级文凭一并计算，录取比例会更高，学生不用太拼就能获得入学机会。但整体来看，学生对为什么念大学不是很清楚。他们有压力，因为父母期望他们拥有大学文凭。但拿文凭干什么？他们感到茫然，念书的动力、兴趣没有从前的学生那么大。 《中国科学报》：可以分享一下你个人考大学的经历吗？ 卫炳江： 考大学时，我在医学和物理之间选择了后者，这一决定让我的中学老师、校长和我父亲都很不高兴。当年我家很穷，父母和老师都希望我选择医科，因为当医生收入高，在当时普遍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职业。他们觉得，学习物理毕业后成为中学老师尚可，但远不及当医生有威望。实际上，我当时就有到国外读物理博士、从事研究的想法，但那时缺乏相应的氛围，这样做的人并不多。 《中国科学报》：你小时候的家境是什么样的？ 卫炳江： 我家里有两个姐妹，小的时候家里很穷，我出生时，父母带着我甚至露宿街头，这不是玩笑话。尽管如此，他们给了我很大的空间，让我走自己的路。我很感谢我的父母。 《中国科学报》：你父母的教育方式对你教育子女也有影响吗？ 卫炳江： 影响很大。我用父亲对待我的方式对待我的孩子，我认为只要他喜欢就好，这很重要。 回到刚才的问题，我也是中产，生活不成问题，但我的孩子以及很多香港孩子，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念大学、拿文凭，缺乏学习动力，仅仅是因为父母、老师的要求，或者看到同学这样做。实际上，拿文凭的重点在于所学内容，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以我走过的路为例，我深信应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很多人做事是因为工资，这样或许能够把事情做好，拿到A；但很难做到顶尖，获得A 。 《中国科学报》：作为校长，你同时还在做研究吗？ 卫炳江：

会用空余的时间做研究。我原本觉得理论物理颇具难度，后来发现管理工作更为复杂。我太太曾问我：“你又不需要发文章，为什么还要做实验工作呢？”我回答说，我不需要发文章，但学生需要。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做研究，我会觉得失去自我，我需要通过科研找回我自己（的价值）。

卫炳江

3 以开放心态办学

从培养人才、引进人才，到留住人才，再到拥抱新技术，卫炳江都始终强调“开放”的理念。他认为，科研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需要自主探索；优秀人才会选择适宜的发展环境，学校应为人才营造良好氛围；人才流动属于正常现象，流动才能保持活力；要积极拥抱技术，勇于抢占先机。 《中国科学报》：请谈谈过去五年香港科教人才队伍的发展。 卫炳江： 现在于香港而言，人才引进已经不是问题。在香港工作的教授平均薪资水平较高，而且香港拥有多所优质大学。当前的竞争其实来自内地学校（笑）。例如最近在计算机顶尖人才的竞争上，南科大、深圳大学都是我们的强劲竞争对手。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香港和内地对人才的吸引力有何差异？ 卫炳江： 现在，国家为吸引人才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条件，尤其是对于有创业意愿的人才。特别是武汉、深圳等地在这方面表现突出。香港在科研论文发表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在成果转化方面相较于深圳稍显逊色。 《中国科学报》：对于培养顶尖人才，你还有其他建议吗？ 卫炳江： 整体来讲，美国人口仅为我国的1/4，而其培养出来的顶尖人才数量却远超我国，这跟中华文化和我们的教育制度不无关系。 考试制度是中国人发明的，小中大各类考试都要打分。学生怎么去拿高分？要跟标准的答案一样！标准答案是谁定的？是权威！你得出权威给出的答案就可以了。这对于培养创意思维不友好。比如一个问题可能有三四种解法，但根据标准答案，你不一定会去想新的方法解决问题。 以前，我的博士生来自各个国家，其中不乏国内一流大学的学生，但不是每个学生都能掌握科研方法。一些学生过于看重研究成果和答案，遇到不懂的就找我问答案。我告诉他们我也没有现成的答案，科研需要一起探索，我最多只能分享自己对问题的看法。然而，很多学生对此并不适应。他们觉得：“你是教授，怎么可能没有答案呢？没有答案还怎么做研究？” 国外的科研方法与国内有所不同，我并非认为国内的方法完全错误，但我在研究生院的同学思考问题的方式确实存在差异，他们不一定追求标准的答案，而是会自己去找答案。 《中国科学报》：对于高校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请谈谈你的观点和做法。 卫炳江： 首先，良禽择木而栖。对浸大而言，资金并非首要难题。吸引人才，不光是看高薪与学校声誉，学校文化、发展空间以及管理层理念与人才的契合度至关重要。一个富有创新思维的人才，必然不会青睐管理层因循守旧的学校。故而，学校管理模式与理念的先进性在吸引人才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最近，我们成功吸引2020年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迈克尔·霍顿（Michael Houghton）和浸大合作，做中医药研究。他对这一领域展现出浓厚兴趣。为开展相关研究，我们专门开设了“前沿转化医学研究院”，霍顿教授成为创院核心成员之一。所以，吸引人才，好的想法不可或缺。如果只追潮流、盲目跟风，很难打动真正的人才。 其次，人才流动是自然规律，“水向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如果浸大有教授前往更好的平台发展，有什么问题呢？这恰恰证明我们培养的教师好。关键在于，他们离开后，我们有能力引入更为优秀的人才。反之，若教授流向发展相对滞后的地方，那便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这可能反映出学校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 一般而言，大型教育科研机构每年有少量人员流动，如3%~5%，是正常的。适度的人员流动能够为机构注入新思想、新活力。设想你的班底在同一地方干了10年甚至20年，又哪儿来新的思想呢？所以，缺乏人才流动反而是不正常的信号，意味着处于水的最低点，人家没有地方去了，只能勉强留下。 《中国科学报》：你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教育的冲击呢？ 卫炳江： 从前，新技术往往更多地影响工程、物理、化学等理工科领域，而对文科的冲击相对较小。但人工智能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它对文科的冲击尤为显著。现在，无论是创新构思、文章撰写、平面设计，还是电影制作，人工智能皆能涉足。以传媒行业为例，其从业模式已被彻底颠覆，如今网络上关于股票、球赛等标准化输赢结果的报道，超过半数由计算机生成。 从教育培养目标来看，无论是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博士生，我们期望培育的人才，能以改变未来为目标，不是跟着人家跑，而要比别人跑得快。所以，我鼓励学生拥抱技术，因为他们毕业以后，全世界都在广泛使用这个工具。 我自己也在用AI。从前我每天都用Google，现在每天用DeepSeek。比如，香港的中文表达方式和内地不同，以前我用中文书写的研究经费申请书，内地博士生看不懂，要帮我重写。现在，我用英文写申请书再让DeepSeek替我翻译就很简单。 《中国科学报》：你一直强调“开放”的理念，你怎么看待这两个字的重要性？ 卫炳江： 你看过电影《星球大战》（Star War）吗？我是20世纪70年代长大的，1977年这部电影问世，故事老套得不得了。无非是农场小伙子成长、反抗残暴统治并英雄救美的情节，但它借用当时最新的科幻思维和电影科技，将太空飞船、星际战争等场景精彩呈现。其实，太空打仗是什么样子？有谁看过？从物理上讲，这样的战争应该没有爆炸、没有火花、没有声音，但电影塑造的效果却让众多中国影迷为之痴迷，心甘情愿购票观看，甚至在不知不觉中被其文化所影响。 所以，我们怎么用新的方法讲好中国的文化？这也要改变思维。比如传统故事中，哪吒闯祸打死龙王的孩子，龙王去兴师问罪，他老爸跟哪吒无法沟通，老妈在父权影响下选择妥协，最后哪吒剔骨还父、削肉还母，传递出不听话的孩子没有好下场的寓意。而现在的新版电影，一句“我命由我不由天”深受新一代喜爱。这说明，我们能够通过创新思维，反过来用我们的传统文化影响世界。

人物小传

卫炳江，光纤通信专家，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美国光学学会会士、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会士、亚太人工智能学会会士。1981年本科毕业于香港大学，1988年获得马里兰大学博士学位。曾任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科研发展）、常务及学务副校长，现任香港浸会大学校长。2021年出任浸大校长以来，卫炳江大力促进艺术科技的发展，确立了“人文及文化”为浸大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致力推动香港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同时，极力推动中医药科技化和数码化，促进中医药标准化和全球化，将香港的中医药服务及科研带到国际舞台。他还在2022年初香港遭受第五波疫情重创之际，带领浸大中医师团队和社会工作专家，支援收容轻症长者的启德暂托中心近1200张病床，缓解了香港公共医疗系统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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