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批判】南宋时期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下）

　　编者按：南宋时期，浙江一带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有一部分中小地主兼营商业，形成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商业化的地主阶层，他们没有政治特权，与当时的官僚大地主有一定的矛盾和斗争。当时北方金国统治者的割据，对于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大的挫折，所以这部分营商业的中小地主阶层是坚决主张对金作战、反对南宋当局的屈服。南宋初期，出现了代表这个阶层的思想家，这就是陈亮（生于公元1143年）和叶适（生于公元1150年）。陈亮、叶适从其兼营商业的中小地主阶层立场出发，特别重视实际功效，实际利益，注意实际问题的研讨，反对空谈，反对玄想。他们在反对朱，陆唯心主义的斗争中，阐发了唯物主义的观点。陈亮和叶适的学说被称为“功利之学”，在当时是比较进步的思潮。

　　陈亮没有提出系统的哲学理论，他提出了一些唯物主义观点，对当时的道学唯心主义展开了批判斗争。他的基本观点是，第一，道在事物之中；第二，学以适用为主。陈亮强调道在事物之中，也肯定道是客观事物的规律，但他所谓道主要还是指古代儒家所谓的忠恕之道。他在讲了“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涂万辙，因事作则”之后，即接着讲:如能细心研究，在情感流露上体会，就知道所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不是假设之词了。这道也就是喜怒哀乐等感情的流露恰到好处。道不能离开喜怒哀乐等感情，就是喜怒哀乐等感情发得恰当。所以他说:“夫道岂有他物哉？喜怒哀乐爱恶得其正而已。行道岂有他事哉？审喜怒哀乐爱恶之端而已。”(《勉强行道大有功论》)这样，所谓道也就只是封建道德的基本准则，他虽然没有把这种人生之道当作自然界的根本规律，但他井不重视对于自然界根本规律的研讨。他没有摆脱孔孟之道的束缚。

　　陈亮强调“事功”，强调应用。他认为判断人才的应该以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为标准。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才是重要的。他又批判唯心主义学家的迂腐无能，认为，从理学兴起以来，一些迂腐不懂事的人，专讲静坐，行动迟缓，让人莫明其妙，以掩盖自己的无能。于是士人不讲文章行义，当官的不讲怎样办理事务，终于百事不理罢了。唯心主义道学家专门从事于脱离实际的烦琐理论，看不起具体的事物、具体的工作，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他讥讽当时只会空谈而脱离实际的人“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实际上都是“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

　　陈亮和朱熹之间曾经展开过有名的关于“王霸义利”的大辩论。朱熹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他认为天理是“义”，而人欲是“利”，“天理”与“人欲”的对立也就是仁义道德同利欲的对立。朱熹把这种观点运用到历史观上，提出了“王霸义利”之辩，鼓吹复古主义。他把历史割裂为三代以上和三代以下两截。他认为三代(指夏、商、周) 专行天理，是王道政治；三代以下(指汉唐以来)专行人欲，是霸道政治，所以三代以下历史便长期陷入黑暗状态。原因在于三代圣人的道统失传了，因此，为了挽救社会危机，只有从“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修养入手，才能重新出现三代的王道政治。

　　陈亮激烈反对朱熹复古主义的历史退化论。他认为“义” 与“利”或“天理”与“人欲”，在人类活动中从来是并存的。所谓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在历史上也是交杂并用，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根本不存在什么三代以上和三代以下的绝对鸿沟，历史都是客观存在的，在历史中活动的人也没有绝对的“圣”、“凡”之分，只是有些人对历史和现实认识得比较完备，有些人不够完备而已。他认为人们只要对历史和现实有充分的认识，理想的政治就可以实现。陈亮主张“王霸并用，义利双行”。认为事功和道德义理不是对立的，提出“功到成时，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的观点，认为凡事只要能够做到功成事济，便是正确的。并认为整个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能说一代不如一代。

　　陈亮的这个功利主义理论，是他的“道在物中”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发挥，但在社会历史领域里，他这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

　　叶适关于哲学问题的言论比陈亮多，但他也没有比较完整的哲学体系，他的基本观点是唯物主义的，对于当时道学唯心主义的空谈与玄想，展开尖锐的批判斗争。他的基本观点是:第一，道在事物之中，第二，道义不能脱离功利，他对于历史上许多派别的哲学思想都进行了批判和评论。在认识论方面，叶适强调感性认识的重要，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他指出“见闻”是学问的基础，他说:“古人多识前言往行，谓之畜德。近世以心性通达为学，而见闻几废，为其不能畜德也，狭而不充，为德之病矣”(《文集》)。所谓见指直接经验，所谓闻指从别人听来的间接经验，即“前言往行”，这都是必要的。道学唯心主义，专门强调心性，讲反省内求，忽视对客观事物的见闻，便无从培育“德行”了。他认为必须详细考察天下的事物，才能正确认识所谓义理:“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文集》)要讨论天下的道理而获得正确的结论,必须尽量周密地考察天下的事物。他认为研究实事才是有用之学，追求想象的空幻的东西是没有益处的。

　　和陈亮一样，叶适也注重事功，注重物质利益问题。他认为， 所谓道德，所谓正义，不能脱离功利，如果没有功利，所谓道德正义，都不过是空话罢了。他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习学记言》卷二十三)董仲舒讲“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只问事情应该做不应该做，不问事情是否有利，效果如何，把道德的原理原则和物质利益对立起来。叶适指出，道德不能脱离功利，而必须达到一定的功效，实现一定的物质利益；有道德的人谋利而以利与人，有功而不自居其功，这样才是真实的道德，道义与功利是相互结合相互统一的。叶适在《习学记言》中，对于周秦以来的许多流派的哲学思想展开了批判，可以说颇有批判精神。不过他对于孔子还是抱有崇拜的态度，以继承尧、舜、周、孔之道自居。对于孟子以下大都有所评论。但他不能分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于过去各种唯心主义流派作了比较深入的批判，对于过去的唯物主义也提出了诘难。陈亮推崇汉唐，认为汉高帝唐太宗都有“救民之心”，叶适则认为他们都不是为人民而是为自己谋利益的，他认为汉高祖唐太宗争夺帝位，其动机不是为了人民，他们杀伤很多人民，是算不得有功的。“如汉高祖、唐太宗与群盗（污蔑农民起义军）争攘竞杀，胜者得之，皆为己富贵，何尝有志于民？以人之命相乘除，而我收其利，若兴者，犹可以为功乎？…”(《习学记言》卷三十八)。叶适讲功利，当然不是劳动人民的功利，但也不是封建帝王一家一姓的功利，而是中下层商业地主阶级的功利。陈亮、叶适的功利主义是封建时代的功利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著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陈亮、叶适是反映南宋时代兼营商业的中小地主阶层的要求的功利主义者，而道学唯心主义则是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而实际上图谋维护官僚大地主阶层的私利的伪善者。排斥功利主义的道学唯心主义是违反历史发展要求的；而陈亮、叶适的功利主义，也并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但他们在和朱熹、陆九渊之流的唯心主义作斗争中宣扬了一些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是相对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