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祥：“中国无史”？——评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破旧立新

　　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正是从功能层面开始，主张将史学从皇朝教化工具转变为爱国意识源泉。其背后的价值支撑，则是从传统君主、王朝、天下向现代民族、国家、世界观念转变。

　　20世纪初，维新派先锋梁启超连续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文章，向“旧史学”发起猛烈进攻。其中，最令人瞠目的口号莫过于“中国无史”。围绕这一口号产生的争论，及其暗含的中西文化碰撞、学术与政治的纠缠等，是中国史学史上值得关注的现象。梳理这一争论的脉络，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何以“无史”

　　中国的修史传统极为深厚，相传夏商时期已有史官，至春秋战国时期初步形成官、私并行的修史格局。中国传统史学高度发达，具体表现为历史记载长期连续、历史典籍数量庞大、史书内容十分丰富、史书体裁形式多样。就发展过程而言，中国传统史学先后经历依附于经、史部独立、经史平等、纳经入史等阶段。“旧学”出身的梁启超对传统史学自然十分熟悉，况且又是晚清学术从“通经致用”向“通史致用”转变的见证者和引导者之一，为何会提出“中国无史”的观点呢？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进入思想上的激进时期，主张“古今万国求进步者独一无二不可逃避之公例”乃“破坏而已”，一切事物不论大小皆需经过“破坏”阶段才能实现进步，而且必须进行“有意识之破坏”，方能“随破坏随建设”。具体到学术层面，亦需采取先破后立策略。正如其所言：“凡一新学派初立，对于旧学派，非持绝对严正的攻击态度，不足以摧故锋而张新军。”梁启超要“破坏”的不只是史学，而是整个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他在20世纪初发表一系列文章，将中西学术加以对比后，认为“吾中国之哲学、政治学、生计学、群学、心理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等，自二三百年以前皆无以远逊于欧西”，但近代以后则不然。他分别列举格致学、史学、生计学、论理学、伦理学等，直言中国唯一能与现代西学相对接的只有史学，但史学又存在“四弊”、“二病”、“三恶果”，难以进入现代学科行列。由此观之，“中国无史”观点的前提是“中国无学”。

　　梁启超“破坏”传统学术的武器并非不加限定的“西学”，而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他在《中国史叙论》里说：“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这是“中国无史”口号最早的出处，但它前面的限定词“以此论之”常被忽略，持不同观点者批评“无史”论时也往往避而不提。梁启超要表达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以科学为参照系实现中国史学的现代化，绝非要将传统史学一笔抹杀。

　　总之，无论是“中国无史”，还是“中国无学”，都属于破旧立新的策略性口号。梁启超对中西学术的理解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所以其表述流于夸张甚至前后矛盾也在所难免。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梁启超并未借鉴西学便丢掉中学。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明确说：“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今正过渡时代苍黄不接之余，诸君如爱国也，欲唤起同胞之爱国心也，于此事必非可等闲视矣。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他的终极目标是：“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为达成此目标，先要让中国学术实现现代化，方能与西方进行一场对等的“学战”。由此便不难理解他为何采用“中国无史”、“中国无学”这类极具刺激性的话语，也可以解释他为何将“破坏”的重心放到史学领域。由于“破经”的使命已在戊戌变法时期完成，“破史”的任务自然提上日程。

　　目标一致的“有”“无”之争

　　“中国无史”不是梁启超批判“旧史学”的起点，而是思想积淀后酣畅淋漓的表达。戊戌变法前后，“破史”观念已在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中达成某种共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徐仁铸、唐才常等都有过相似表述。其中，仍以梁启超的批判最为犀利。他提出，“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若二十四史，则只能谓之廿四家谱耳！无数已往人与骨皆朽化矣，而斤斤记其鸡虫得失，而自夸曰史学史学，岂不谬哉！”可见，“中国无史”最初的矛头指向的是“君史”，服务于批判君主专制。尽管各家对“民史”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君史—民史”一出，其以现代科学为参照扩大了“中国无史”的内涵——囊括无进化史观、无系统、无专史、无国史和民史、无良史等，但对“君史”的批判仍是其立论核心。“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之说流传广泛，至民国时期仍有很大影响力。

　　“中国无史”口号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其影响也远远超出史学范畴。一时之间，由批判君主、王朝进而否定中国学术的言论此起彼伏。例如，“中国之学术，为一人矣，而中国无学术”。“无”字被引申至其他领域，遂出现诸如“无政治”、“无法律”等说法。这一泛化和虚无走向显然有违梁启超本意，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中国无史”、“中国无学”都有明确的限定条件。然而，口号传播的影响超出口号原意，却难以避免。针对“无史”说的批评很快见诸报端。1902—1903年，马叙伦发表《史学总论》《中国无史辨》《史界大同说》等文章，逐一反驳梁启超等人，其观点可概括为五方面：第一，历史是国家的反映，中国也是国家；第二，历史无所不包，过去的一切都是历史；第三，传统史书如《史记》《通志》等符合现代精神；第四，史书记载分门别类，可以等同于现代政治史等专史；第五，司马迁、郑樵、黄宗羲等的著作属于真正的“良史”。此后几年间，主张“无史”方和主张“有史”方各持己见，不时交锋。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由此建构“无史”与“有史”论战的史学史叙事。因为双方史学旨趣并不存在根本分歧，争论只限于概念、策略等。尤其是关于何为“史”、何为“历史”、何为“史学”等基本问题，当时学界都没有形成共识，双方的争论也因此常常发生错位，这是中国史学走向现代化必然经历的阶段。考察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不难发现，双方在核心史学观念上保持一致：对“旧史学”持批判态度；肯定史学的救国功能；坚持进化史观；主张扩充史学的范围，反对“君史”、“朝史”书写，主张“民史”、“国史”书写；认可司马迁、郑樵等史家以及《史记》《通典》《通志》等史书的地位；形成了“专史”观念等。双方的终极目标其实并无差异，皆旨在推动中国史学走向现代化。不同的是，“无史”方主张用批判的方式，欲先破而后立；“有史”方则主张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改造。

　　此外，双方使用的分析工具，同为“文明史学”。各执一词的双方学人不少是在日本留学期间，通过福泽谕吉、田口卯吉等人的著作接触到“文明史学”。梁启超曾说，“文明史者，史体中最高尚者也，然著者颇不易，盖必能将数千年之事实网罗于胸中，食而化之，而以特别之眼光，超象外以下论断，然后为完全之文明史”。以“文明史学”倡导的“普遍历史”等观念审视中国史学，自然会得出“中国无史”的结论。在“文明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出现过“只有编年史、没有真正的历史”之类表述，日本也出现过“日本无国史”之类的表述。由此来看，中国出现“中国无史”的说法似乎并不意外。

　　“新史学”范式初步确立

　　甲午战争以后，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改革实现国家崛起。戊戌时期知识界对“旧史学”的批判，正是这一思潮的具体表现。中国学人的努力终于在20世纪初结出硕果——以“文明史学”为蓝本建构起新的知识谱系。在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文明”一词出现多达30余次，其他如“进化”、“因果”、“公理公例”、“国家”、“民族”、“国民”等“文明史学”常用概念亦俯拾即是。新式学人的目标，在于借助史学革命完成价值重塑。

　　服务于政治变革，是“新史学”的首要属性。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正是从功能层面开始，主张将史学从皇朝教化工具转变为爱国意识源泉。其背后的价值支撑，则是从传统君主、王朝、天下向现代民族、国家、世界观念转变。他认为，“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新史学”家之所以将重心放在历史书写上，并借助历史教科书这一载体予以呈现，是因为他们的首要目标并不是推进史学研究局部领域的深化，而是要通过重新解释中国历史实现大众思想启蒙。

　　在历史书写的对象和范围方面，“新史学”高举“普遍历史”的旗帜，建构起“人类—世界—国家—社会”的层级结构，取代“天下—王朝—社会—家族”的传统书写模式。“新史学”的理论体系也是以新的世界观念为空间基础。梁启超批判“旧史学”“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一方面强调现代史家应具备世界意识，另一方面发出重新书写世界史的宏愿，希望能够改变中国史在世界史领域的缺席状态。

　　要完成上述任务，必须有全新的历史观来统摄。“新史学”的理论根基在于进化史观。“新史学”家抛弃以往的王朝史书写模式以及背后的循环、复古史观，借助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引入进化史观，并重新划分中国历史的演进阶段。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发扬“通史家风”，而不是断代史书写传统。只有从整体上重新解释中国历史，才能充分展现中华文明曾经的辉煌和当下经历的苦难，才能激励国人改造社会，让中国重回文明之巅。

　　经过改造的中国史学，已不再是“无史”状态，而是具备了“科学”资格。梁启超等人对史学的科学属性加以论证和确认，并探讨了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倡导“新史学”的一代学人，虽然很多不是专业史学家，后来也大都离开了史学领域，但他们确确实实初步建构起一套新的史学观念，并在中国通史、外国史、学术史、民族史、伦理学史等领域取得了具体成果。尽管这些观念和成果还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却在中国生根发芽，不到十年时间就完成对“旧”知识的革命，成为史学领域的新常识。因此，“新史学”不仅是一股思潮，还是一个新的范式，是中国现代史学起点。当然，“中国无史”的口号也引发对传统史学过度否定的问题，甚至一度出现不读二十四史的现象，致使传统史学在很长时间里成为政治史的代名词而被打上“落后”标签，其精华未能得到充分弘扬。这些负面影响，是随着中国史学现代化的继续推进才逐步得到改变和矫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