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

　　谁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

　　有人说是邓小平，他解散了人民公社，提高了农民积极性，所以粮食就大幅增产了。

　　有人说是袁隆平，他发明了杂交水稻，大幅提高粮食产量，大家才能吃饱饭。

　　有人说是靠进口，大量从国外进口粮食，才保障了国内粮食供应充足。

　　有人说是靠父母，靠自己，自力更生，才能丰衣足食。

　　这些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带有强烈的片面性，只看到问题的一个点或一个面，没有看到问题的全部。

　　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

　　真正种地的农民，去过农村搞调研的人都知道，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培育良种、化肥普及、推广农机、发展农技才是农业生产的核心要素，才是中国农村实现粮食持续增产的基本保障，才是中国解决吃饭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

　　而上述这些农业基础建设工作。

　　恰恰都是在1949年至1979年间逐步完成的，直到八九十年代，才开始爆发出惊人的生产力来，从此缓解了粮食短缺的矛盾。这个生产力惯性，在国家战略延续的支撑下，仍在发挥着积极作用。

　　从根子上讲，彻底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的是毛泽东思想！

　　以水利建设为例。

　　1949年至1976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开启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运动，先后修建了大中小型水库（库容量为10万立方米以上）86000多座，各类塘坝（库容量为10万立方米以下）640万口，总库容高达4200多亿立方米。

　　在这期间，还修建了不计其数的沟渠和河堤，根治了淮河与黄河的水患，为全国各地农业生产，提供了水利保障。

　　这些水库，大部分都还在使用，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灌溉之便利，还为城市生活用水提供了清洁之水源。

　　以良种培育为例。

　　小麦和水稻是中国两大主粮。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在毛主席、周总理等人的推动下，我国就开始着手培育良种，重视杂交小麦和杂交水稻的研究工作。

　　1960年前后，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期，粮食大幅度减产，老百姓面临着饥饿的威胁，袁隆平感受到了粮食的重要性，将研究方向从红薯、西瓜转向了水稻。

　　1964年，袁隆平在湖南安江农校，发现水稻天然雄性不育株，并发表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性》，标志着我国开始系统性研究杂交水稻。

　　这个是重点，要划起来！

　　杂交水稻研究始于1964年，而不是始于1984年！

　　1965至1968年间，袁隆平同志在杂交水稻研究过程中屡次受挫，遭遇多次失败，但他没有放弃。

　　大家不要神化科学家，任何一门科学研究，在成功之前都要经历多次失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复盘总结思考之后，改变研究方向，才有可能迎来重大转机。

　　1969年，袁隆平换了个研究思路，决定把方向转向野生稻研究。

　　1970年，杂交水稻研究迎来重大转机。

　　袁隆平助手李必湖、冯克珊在海南三亚发现花粉败育的野生稻（“野败”），为三系配套奠定基础。

　　这个时期，有一个历史人物非常重要。

　　他慧眼识珠，他是研究杂交水稻的重要推手，也是坚定支持袁隆平团队搞杂交水稻研究的伯乐。

　　他就是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同志。

　　华国锋在湖南任职多年，1958年7月当选湖南省副省长，主管农村工作，属于地方实权人物。

　　1970年11月，当选湖南省第一书记，并兼任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在湖南担任领导期间，华老非常重视抓农业生产，主持兴修了洞庭湖排涝、韶山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大力支持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项目。

　　怎么个支持法呢？

　　他亲自把袁隆平从县级农校，直接调到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工作，并成立了省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协助袁隆平团队搞科研攻关。

　　1971年1月，华国锋同志调中央工作，在国务院任职，协助周总理分管农业生产。期间，他向周总理、毛主席建议，把杂交水稻研究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毛主席采纳了华国锋的意见。

　　1972年3月，国家科委正式把杂交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织全国科研人员协作攻关，袁隆平是主要科研专家之一。

　　1974年，袁隆平不负众望，其科研团队成功培育出优质高产杂交水稻——南优2号。当年就在湖南试种，亩产超过650公斤，实践表明杂交水稻增产优势明显。

　　1975年，杂交水稻试种面积扩增到5600亩。

　　1976年，杂交水稻全国示范种植面积增至208万余亩，平均增产20%以上。

　　从1976年到1987年，中国的杂交水稻累计增产１亿吨以上，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6000多万人。

　　中国用不足世界10%的耕地，解决了全球22%人口的粮食问题，再一次创造了世界奇迹。

　　1996年，袁隆平团队推出超级稻计划。

　　该宏伟计划分四期进行：2000年实现亩产700公斤、2004年实现亩产800公斤、2011年实现亩产900公斤、2014年实现亩产1000公斤。

　　2017年，河北邯郸百亩示范田亩产达1149公斤，云南个旧百亩示范田亩产为1152公斤。

　　截至2024年，中国杂交水稻在全球70多个国家推广，种植总面积近100亿亩，累计增产粮食1万亿斤，为全球粮食供应做出巨大贡献。

　　在杂交水稻早期推广中。

　　华国锋、周总理和毛主席是非常重要的三个人物，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和战略远见，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工作肯定会滞后，更没有今日的成就。

　　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杂交水稻研究工作并非一朝一代之功，它是一项科技接力赛，是几代人领导人共同接力，是几代科研工作者持续努力的结果。

　　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伟业千秋非一日之功。

　　另外，杂交小麦研制，也在同时进行。

　　大家要记住三个牛人，蔡旭院士，庄巧生院士，李振声院士。

　　蔡旭院士是中国小麦杂交育种的开拓者。

　　上个世纪50、60年代，蔡旭主持培育了四批，共20多个小麦良种。其中，东方红3号小麦，以抗病性强、产量稳定而著称，在华北地区大面积种植，并在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上获奖。

　　庄巧生院士，中国小麦遗传育种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小麦遗传育种学家。

　　上个世纪60年代，庄巧生先后育成了“北京8号”和“北京10号”，成为华北平原的主栽小麦品种之一。

　　1978年，庄巧生院士凭借“北京8号”和“北京10号”，在全国科技大会获奖。

　　2022年9月12日，第二届国际小麦大会上，庄巧生被授予小麦研究领域“终身成就奖”。

　　李振声院士是中国小麦杂交育种的集大成者，被誉为“杂交小麦之父”，与袁隆平齐名。

　　1956年，李振声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西北建设，奔赴陕西杨凌开展小麦抗病育种工作。他在此期间，提出通过远缘杂交（小麦与长穗偃麦草结合）解决小麦条锈病问题，开启了杂交小麦的科研之旅。

　　李振声团队历经20年研究，成功研究出小偃系列小麦新品种，包括4号、5号、6号、54号、81号等，种植面积超2亿亩。

　　其中，1979年培育的 “小偃6号”很具代表性，不仅抗病性强，且产量显著提高，推广后使黄淮流域小麦单产增长60亿公斤，成为当时中国小麦主产区的主力品种，年种植面积超千万亩。

　　1985年，李振声团队和“小偃6号”获得了国家发明一等奖。

　　2006年，李振声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4年，李振声院士入选“中国种业十大功勋人物”。

　　2024年，李振声院士荣获“共和国勋章”。

　　再来讲农用化肥。

　　农村有句俗语：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也就是说，肥料是提高粮食产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化肥没有进入中国之前，中国农业生产主要使用传统农家肥和草木灰。

　　比如牛粪、猪粪、狗粪、鸡粪等动物粪便，在农民眼里都是宝贝疙瘩，在路上捡到一坨牛粪跟捡到金元宝似的。

　　农村的粪便不够用，于是生产队就组织人员进城掏粪。城里的粪便，也不是你想掏就能掏的，也要凭票据或关系，按比例分配，或走后门掏粪。

　　在当时，学校、医院和其他公家单位的厕所，都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源。

　　直到后来化肥普及使用，才改变这种原始而窘迫的局面。

　　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49-1984）》显示：

　　1949年，我国农业化肥年产量仅为0.6万吨，全部是氮肥，连磷肥生产不了，更不要提什么钾肥、复合肥了。直到1955年，我国才能自主生产磷肥，年产量只有0.1万吨。

　　1958年，我国技术人员，消化了苏联的化工技术，掌握了年产5万吨规模合成氨的生产技术，建立了衢州化工厂、吴泾化工厂、广州化工厂。

　　自1960年起，我国在氮肥生产方面，采取大、中、小型厂并举的发展方针，即同时发展年产量为0.3万~0.5万吨的小型化肥厂，年产量位5万~7.5万吨的中型化肥厂，以及引进并自行设计建立年产30万吨以上的大型化肥厂。

　　1969年至1979年间，我国自主建成小型氮肥厂1533个，而1979年全国有2845个县级行政区，平均两县城就有一个小型化肥厂。

　　1964年，农用化肥年产量突破100万吨，其中氮肥为67.5万吨，磷肥为33.3万吨。

　　1966年，全国农用化肥年产量突破200万吨，1972年突破300万吨，1973年突破400万吨，1975年突破500万吨，1977年为723.8万吨，直到1979年才突破1000万吨，其中氮肥为882.1万吨，磷肥为181.7万吨。

　　70年代初期，毛主席同意实施“四三方案”，从法国、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家引进了十三套化肥装置，年产合成氨30万吨、尿素50万吨左右。

　　到了80年代初期，这些大型化肥装置全部实现量产，加上各地方兴建的小型化肥厂，全国化肥年产量得到极大提高，为农业增产提供了肥料保障。

　　1984年，全国农用化肥年产量为1460.2万吨。

　　2000年，全国农用化肥总产量突破了3000万吨‌，成为世界化肥主要生产国家之一。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10年中国化肥产量为6619.8万吨‌。

　　2022年中国化肥总产量达5573万吨，其中氮肥3678万吨、磷肥1199万吨、钾肥696万吨，占全球总产量30%以上，稳居全球第一。

　　俗话说，有肥无水望天哭，有水无肥一半谷。

　　化肥产量增长，是我国粮食持续增产的重要保障之一。

　　而我国化肥工业，也是在毛主席时代开启的，奠定了雄厚的技术、人才和装置基础。

　　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全面发展及广泛影响，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占比中越来越少，其经济贡献并不显眼与重要。但是从国家战略及人民生活保障来讲，农业生产又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战略意义。

　　国家的粮食战略底线，是确保主粮绝对自产自足，谷物生产基本满足，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农业是立国之本。

　　自古以来，凡是政治清明的王朝，君主帝王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和粮食供应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后，历代中央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把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当作头等大事。

　　唯一的区别，就是见地有所不同，在策略上有所差异。

　　毛主席关心群众眼前利益，更重视群众的长远利益，而邓小平更在乎当下。

　　当然，现在粮食进口，也是大家能吃饱饭的一个重要因素。

　　2014年，我国粮食进口首次突破1亿吨。

　　近十年来，我国粮食进口都维持在1-1.6亿吨之间，其中谷物占比很重。‌大豆是进口数量最多的谷物，主要用来生产各种动物饲料，满足国内巨量的肉类食品供应需求。

　　2020年，我国大豆进口首次突破1亿吨，为10033万吨。

　　2024年我国进口大豆1.05亿吨，再创历史新高，占当年粮食进口总量的66%‌。

　　据媒体报道，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1年保持丰收，产量连续10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做到了口粮绝对安全。

　　我国粮食连续21年增产丰收，除了老天眷顾，总体上是风调雨顺，没有出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得到保障，也就是水利、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农技有保障。

　　这几个才是核心要素。

　　为什么不讲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中国工业化的幕后英雄。

　　实话实说，现阶段的农民，其农业生产积极性，比任何时候都要低迷，因为种地不赚钱，农民提不起劲来。

　　尽管如此，但是水稻和小麦的亩产量，却比过去高很多，粗粗糙糙地种一下，同样也有不错的收获。

　　这一切，都是中国农业生产基本要素，长期投入的必然结果。

　　现在种田很轻松，但是不赚钱。

　　每年除去打田、种子、化肥等各种硬性成本之外，最多只能赚点自家口粮，其他的事情就不用多想，于是落个轻松。

　　要想多赚点钱，只能进城或外出打工，靠出卖劳动力、做点小生意赚钱。

　　种过田的人都知道。

　　如果没有水利、良种、化肥、农药做基础保障，那么农民就是全年365天，每天24小时守在地里干活，都提高不了多少粮食产量。

　　包田上户搞单干，只是解放了农民的双手，让农民可以自由支配剩余劳动时间，可以自由的进城务工，出卖劳动力和手艺技能，赚钱补贴家用。

　　包田上户搞单干，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在短期内是真的见效，不否定它存在的意义。

　　但是，这个积极性，从国家粮食战略来看，对粮食持续增产的意义非常有限，并不是核心要素。

　　它的历史作用，不应该被无限夸大，要承认史实。

　　这个客观历史事实，就是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了彻底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在国内同步开展水利建设、良种培育、化肥生产、农机发展、农技推广等基础建设工作，一代人呕心沥血完成了几代人才能完成的艰巨任务，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

　　这些大规模的、高投入的、持续性的基础建设，让中国农业生产从此脱胎换骨，具备了持续增产丰收的物质基础，从可能走向现实，从偶然丰收走向了必然丰收。

　　一句话，从根子上讲，系统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是毛泽东思想！

　　但凡是个正常人，稍微有点脑子，懂点人家烟火的人，都知道农业生产的复杂性，决定粮食增产和粮食供给充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只有那些没种过地的专家，连禾苗和稗草都分不清楚的傻X，才会把粮食增长和吃饱饭的问题，完全归功于解体人民公社和包田上户搞单干。

　　这种片面的观点，是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有情绪，没有见地。

　　我这样讲，您同意吗？